解放上海：毛主席的伟大运筹！

作者：王致冰庄培昌来源：东方网 2015-07-11 863

导读：有关陈毅担任解放后的上海市长之事，毛泽东还专门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见，得到他们一致的赞同。为了减少夺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泽东还亲自对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人做了争取工作。

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所考虑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战的问题，而是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事。因此，对如何夺取和接管好上海这座大城市，就更为关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万人口，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的世界闻名的大城市。怎样才能使这座大城市不因夺取她而遭战火毁坏，怎样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后，又怎样使其很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为此而呕心沥血，他集中了全党智慧，适时而果断地作出了许多有预见的战略决策。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党中央早就在作组织准备工作了。1948年12月，党中央就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 1949年2月3日，党中央又致电各地要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并具体要求华东和华中抽调1.5万名干部加以培训，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调参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干部中，许多人对上海情况较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技术人才。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点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从香港迅速赶回北平接受任务，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他们到达北平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他们，对接管上海的许多准备工作，都作了具体交代。5月12日晚10时，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潘汉年对香港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潘汉年等人回答了毛泽东的一些询问。当潘汉年请毛泽东对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作法，可以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那天接见时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几次很风趣地插话，他把潘汉年叫作“小开”。这位长期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毛泽东对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对于谁去主持解放后的上海的工作，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召见刘伯承、陈毅时，就说，党中央的意思要陈担任未来的上海市长，想听听陈毅本人的意见。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讨论进占上海的问题时，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他甚至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央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党中央、毛泽东后来领导上海军民闯过了这个难关。

为了统一指挥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统筹华东和中原战略区对军队的支援，搞好对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淮海战役期间由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五人组成的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并决定增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为华东局委员。3月14日，党中央又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与此同时，对夺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即以陈毅等为主，有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第9和第10两个兵团、8个军(后增至10个军)，准备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的战斗部队。1949年5月20日，党中央致电华东局，同意陈毅、粟裕为上海市军管会正副主任，下设财经、文教、军政三个接管委员会。电文中除同意财经接管委员会以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外，“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中共华东局上报的文教接管委员会由范长江任主任，中央在审批时，毛泽东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统“规模太大”，主任“应由陈毅兼”，最后，中央批复中，陈毅为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伯韬为副主任，“亦须吸收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可以说，参加接管上海的许多主要成员和上海解放后准备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逐个审定的。这些重要的决策，为更加有效地夺取和接管好上海，从组织上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在制订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时，毛泽东除了亲自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了解上海的情况外，在双清别墅还几次召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听取上海情况的汇报，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失业工人，并对上海的几百万市民作了阶级分析。毛泽东除了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许多政策文件外，还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三野领导机关，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也都先后制定和下发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则和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有关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些规定，对统一全党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毛泽东在精心运筹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2月14日，党中央致电在北平的叶剑英，告其对由李宗仁组织知名人士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参加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方针是“招待要热情，谈话要恳切”。

1949年春，党中央在北平六国饭店召开了上海工作问题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邀请了沙千里、施复亮、盛丕华、章乃器、罗叔章、胡子婴、朱学范、王昆仑等二三十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参加，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

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党制定了正确的城市政策。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又会见了颜惠庆等人，亲自做工作，最后，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即开始执行”。

毛泽东和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有深厚的情谊。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在留渝的43天中，就与黄炎培有上十次的会晤和聚宴。 1949年2月，黄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25日安全到达了解放后的北平。当天的下午，他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毛泽东和黄炎培等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再次相见，都极其欢乐和欣慰。当晚，毛泽东就设宴与黄炎培、沈钧儒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随后，毛泽东又几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领导人商谈民建会工作，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迎接上海的解放。

有关陈毅担任解放后的上海市长之事，毛泽东还专门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见，得到他们一致的赞同。1949年4月7日，党中央专门致电华东局，要他们“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并提出“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粟裕、张震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文中指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这份电文中还“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注意保护南京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予照顾”。为了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上海解放以后，党中央又专门致电华东局转上海市委，具体提出了“对已由平赴沪的黄炎培诸人，再加已在沪的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和将由香港到沪的章士钊，一律聘为顾问”，目的“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

为了减少夺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泽东还亲自对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人做了争取工作。1949年2月13日，杜月笙、魏文翰来电称愿以面粉交换煤炭事，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他们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到华北接洽“极表欢迎”，并辟谣，“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2 月17日，党中央又致电叶剑英、李克农：“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银行、公司、商店、船只、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

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和亲自做上层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多方进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对引导全党与民主人士团结共事，分化瓦解敌人阵营，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是个有力的推动。为了保全上海，争取和平解放上海，还通过几条渠道对汤恩伯进行了策反工作，汤的妻子也找地下党联系过。最后，虽然策反未能成功，但我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使大批国民党军队分化瓦解，有的战场起义，有的集体投诚，有的驾机飞往解放区，有的开着军舰投奔解放军，从而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溃败。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毛泽东要保全上海的指示精神，在大力开展护厂、护校斗争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敌人营垒里的重要成员，如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孙越琦、海关负责人丁贵堂等留了下来，不去台湾，有的还积极参加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和保护物资的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抢运物资、破坏上海的阴谋未能得逞。从而，使上海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就照常运转。

陈毅等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有关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还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从南京请到丹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上海解放后，陈毅等领导同志更是广泛接触各阶层知名人士和许多科技界专家，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他们对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有的亲自登门拜访，争取他们出来参加工作。他们从陈毅等共产党干部的言行上，认识了共产党不谋私利的崇高品质，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正如邓小平在《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一文中所说：“进入一个地区，遵循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同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合作。象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三)

为了达到既歼灭敌人，又此较完整地保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目的，毛泽东精心运筹，英明决策，在上海战役这个战场上导演了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首先，毛泽东把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放在首位。在攻城的时机上，不以攻城部队是否准备就绪为准，而是以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情况而定。当时，如果单从寻找战机的角度看，当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后，4月29日又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了国民党军5个军8万余人之后，即可趁敌四散溃逃，上海敌军又立足未稳之际，乘胜夺取上海。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接管好上海，4月30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中，要求总前委“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一周后，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同日，中央军委又电告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上海在5月l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作准备工作。”，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粟裕、张震并告陈、饶、刘、邓“……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作决定。”，在华东局向党中央报告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5月20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才下达了对上海总攻击的命令。由于事先从组织上、政策上和物质上充分做好了接管的准备工作，从而使对上海各行各业的军事接管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第二，为了做好争取和平解放与武力夺取上海的两手准备，毛泽东确定要先稳住汤恩伯。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国民党守军有迅速撤走的可能，加之，上海的资产阶级不赞成在市区打仗，上海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甚大。但是，由于我们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来不及，故决定要先稳住汤恩伯，不使其过早地逃离上海。为此，4月27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三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28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更为明确地电告粟裕、张震：“为谯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以利我们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到直接的威胁”。同时要求部队要有多种设想，如果汤恩伯从海上逃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占领。所以，部队的准备工作主要地要放在这点上。4月 30日，毛泽东在起草给粟裕、张震的电文中，还要求派一个军进占浏河、威胁吴淞，使上海国民党守军不敢从海上逃走。5月5日，毛泽东根据吴文义的几次报告，说敌人正从海上搬运上海的物资，又致电陈、饶、粟并告刘、邓，要三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断敌人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为了稳住汤恩伯，不使其过早逃走，5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粟、张并告陈、饶、刘、邓的电文中，更为具体地提出： “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领”、“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何时进驻上海，需得我们批准”。华东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5月3日就专门致电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刘长胜、吴克坚，告诉他们“人民解放军不几天即将进入上海，你们要集中力量保护城市，防止破坏”。并同意他们提出的争取颜惠庆等人组织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同时指出，为使维持会有效地进行工作，还可以考虑吸收一些有力人物参加，“不论其愿否出面，均请其为维持地方效力”。

第三，集中全党智慧，拟制了歼敌的最佳方案。粟裕、张震等三野领导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要完整保全上海城市的指示精神，先后拟制了夺取上海的三种作战方案：一是长围久困迫敌投降或使敌逃走。但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一方案不行。因为上海500多全靠外地运入，如长围久困，势必使上海人民陷入困境。第二种方案，是避强攻弱，选择国民党守军防卫比较薄弱的苏州河南实施突击。这一方案，虽然可使我攻城部队减少伤亡，但在上海市区作战，城市势必遭战火毁坏。这一方案也不行。第三种方案，是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口周围地区，以两路大军钳击吴淞口，把敌人引向郊区歼灭。这个方案，因直接威胁到敌人唯一的海上退路，必将迫使敌军不断地把主力部队调至吴淞地区与我“拼命”。这样，可以保全上海城市的完整。但是，我军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粟裕、张震等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一致认为人民的军队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工商业大城市，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批准了三野攻击上海的第三种作战方案，从而，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期望的最佳结果。

第四，随着敌情的变化，及时果断地调整作战部署。原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上海的作战部署，都是主张先占吴淞，后占市区，即先断敌海上退路，歼敌于吴淞地区，然后解放全市。当担负攻击市区的4个军在扫清上海外围之敌后，即在敌阵前隐蔽待命。这时，敌军已完成收缩，正拼命顽抗，以保住吴淞地区和海上退路。5月18日，粟裕、张震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提出了可以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击上海的作战设想。5月19日，中央军委即复电：“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5月20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的电文中，更为明确地提出，由于敌之主力已被陆续引至吴淞周围地区，“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宜”，为了保全上海，减少战火对城市的毁坏，毛泽东在这份电文中更为具体的交代：“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不攻，让其从海上逃走”。根据毛泽东这一及时而正确的决策，攻城部队迅速地调整了部署，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攻击，很快地解放了上海市区。接着，又集中主力围歼了集结在吴淞周围地区之敌，进而解放了全上海，取得了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

1949年5月29日，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毛泽东特别加上：“我们决不可能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的提醒，这对上海党政军民保持清醒头脑，正视困难，兢兢业业地搞好上海工作，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四)

在运筹上海战役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外事问题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上海哉役的全面胜利。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对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个重大问题明确地告诉全党：“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二野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作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参加反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这一重要决策，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解除了三野部队夺取上海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围歼敌人，保全城市。

毛泽东把握住千变万化的情况，审时度势，抓住一切时机，搞好外事斗争。当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而留在南京，并通过关系传出信息，要与我接触。毛泽东当即批准派人与其见了面，谈了我们的对外政策。4月28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给总前委的电文中就指出： “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26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英国的军舰……亦和美舰一起往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对我有利”。毛泽东在电文中还指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竭力想和我做生意，……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电文中并要求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等人加以注意此事。

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江南一些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后，毛泽东又及时地对一些外事问题和外事纪律作出了明确指示和具体规定。诸如对侵犯我国主权、违犯我国法律的，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对侨居我国的一切外国侨民，包括那些原来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大使、领事等外交人员，只要他们遵守我们政府的政策法令，我们就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有力地保证了我党我军在外事斗争中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5月1日，粟裕、张震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有关外事工作指示精神，在调整攻击上海部署时，要求部队抓紧战斗间隙，深入学习党的外事政策和纪律，并购置和下发了“万国旗”，让部队加以识别，避免不必要的外事纠纷。5月6日，毛泽东代为起草的电文中，要求粟裕、张震“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要极力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5月12日，上海战役发起后，三野领导机关曾多次要求部队，不要发生炮击外舰事件，并要求有负责干部亲自掌握这方面的情况。5 月20日，当粟裕、张震将外舰配合国民党军舰向我吴淞口两侧部队猛烈轰击，使我指战员遭受伤亡的情况上报后，毛泽东当即代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明确指出： “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兵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开炮者，则不要射击。”毛泽东在复电中，还对在沪的中外轮船的不同情况，作了区别对待：“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亲自过问和直接慎重的领导处理了重大涉外事件，并明确规定了军事行动中涉外事件的处理办法，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从而，保证了上海战役的军政全胜，并迫使国民党当局乞求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破产，使一直游弋在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无机可乘，只好悄然离去。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惯用的炮舰政策，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彻底破产了。

上海战役，以其辉煌的胜利载入史册，创造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军事指挥家运筹帷幄的智慧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