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老编辑宗寒回忆录：八十自述（十八）完

十二．我的治学方法

1．我为什么写文章

求是研究所已建立20周年，可喜可贺。我是个后来者，退休后到研究所只10几年的时间。许多同志研究卓有成果。比我好得多，是我学习的榜样。雷声宏同志要我发言，实在无多少话可说，只谈一点体会——我为什么写文章。

退休以后，我写了四本书，七八十篇文章。到7个省，20多个市县，上百家企业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写的文章内容大致上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另一类是关于一些实际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的。

为什么写文章？我举二个例子：一个例子，1996年我应邀到山东调查，发现有一家企业很出色，这家企业叫山东齐鲁制药厂。这家企业是1958年建立的，建立时只200人，资产不到200万元，生产兽药。后来逐步发展，到我去调查时，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资产13亿元，每年创造利税4亿元（利润1.8亿元），有2000多名职工的国有大企业。专产心血管药、抗癌药等抗生素类西药，产品有很高信誉，畅销国内外。

这个厂办得好，与厂长李伯涛有很大关系。李是北农大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该厂当技术员，后来提拔当了20年副厂长、10年厂长。李为人正直，视厂如家，关心工人；懂技术，对厂的每一道工序都了如指掌；又会动脑子，善于利用外国技术发展自己。因此，厂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他正直到什么程度？看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全厂向我看齐，看我的，向我学”。40多年，他无一休假日，天天下半夜1点以后才回家。他常常是半夜12点开厂长办公会议。厂里人人视厂如家、如命。

我与他谈了二个半天，又在厂里开了座谈会。问他：有人说国有企业办不好，你怎么看？他答：“说国有企业办不好，完全是胡说八道，说瞎话。办好办不好，我们厂就是证明”。他对办好国有企业的体会是要有一个好班子，一个好带头人，一个好产品，一支好队伍。简称“四好”。

我感到他讲得好，请他写一个材料给我。材料写好后，我送给国务院研究室魏礼群同志，印发内参，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也返回山东省政府，山东省政府专门派人赞扬了这家企业，省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我把材料送给经济部郑志晓主任，郑派王兆斌和王新去作了调查，写了报告由《求是》杂志刊出。

但是谁能想到，几年后，这家企业竞被出卖了。消息是从报上看到的，报上不叫卖，叫“改制”。今年上半年又应邀到山东调查，我专门去这家企业看了看，见到了李伯涛。

怎么卖的？卖给“职工”，变成为“职工所有的股份制”企业了。

全厂资产按4:4:2的比例由高层、中层和普通工人“购买”。上层40人占资产的40%，中层200人占有资产的40%，其余2000多名职工占有资产的20%。购买权按职务、工龄计算。平均上层每人掌握资产7000万元，中层每人掌握1400万元，下层每人掌握5万元。李伯涛及其女儿二个人拥有企业资产超过10%，超过1亿元。

卖给职工是省政府决定的，由省长拍板，说是“完成了一个最优美的作品”。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一个有近20亿资产、一年利税达3.4亿的办得好好的优秀的国有大企业出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省长说：“优美作品”表现之一是，出卖资产升了值。实际上不是这样。1996年我去调查时，厂长告诉我，净资产是13亿，10年后已增值到20多亿。可是评估净资产仅4.3亿，重估值为6.29亿。这个厂负债率很低，令人不信。

说“优美”原因之二是，2000多名职工无一解雇。我纳闷：难道不解雇职工是成绩？

说“优美”的原因之三是，为了调动职工积极性，可是这个厂职工的积极性一直很高，一直办得很好。

这样的国有大企业出卖给私人是完全不正常的。可是却被省作为一件“优美作品”进行宣传。出卖，国家未得一分钱，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每年损失财政收入２亿多元（利润）。我算了一下，企业的上层每人每年可分红利1400万元，每月120万元；中层每人每年可分红利280万元，每月分26万元；一般工人每年可分红利万把元，每月1000元左右。工人所得有限，主要中上层都变成亿元的资本所有者了。这些红利，本来应为国家所有，现在都变成个人的了。问题在于，企业上中层不是自己拿出钱来购买国有企业，而是用银行贷款来购买国有企业，而贷款是用企业利润来偿还。买，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占厂8%的人占资产的80%，占92%的职工只占资产的20%。40个上层平均每一个人持有的资产=普通职工的156倍，第一、二把手持有的资产=普通职工的1487倍。多数人成为少数的打工仔。

济南市255家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已退出328户，剩下不到30户。

这些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企业已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具有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自主权，能够直接面向市场进行投资经营，活力大大增强，总资产增长到29万亿元；结构有所调整，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一批有很大竞争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一些关键领域中保持控制力。这是可喜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像齐鲁制药厂这样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主要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下降，国有经济的产值比重已下降到不到1/3；工人从1亿人下降为6000万人，减少了4000万人；国有经济在许多领域中的控制力被严重削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原国有资产管理局公布的资料，1982~1992年流失5000亿元，平均每天流失1.3亿元；90年代起，每年流失1500亿元，每天流失4~5亿元。有些原来的厂长经理，与政府领导人勾结起来挖国企业财产，以低价、零价、白送等形式变为私有，使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理论界有人一直造舆论：“公有制违反人的本性，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公有制效率低，产权不清晰”，“人间正道私有化”，“私有化道路不可逆转”，“公有制应退出一切竞争领域”，“改革就是卖，卖得越早，越多越好”，“国有企业卖光了，改革的任务就完成了”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我不能不写文章。一面写文章宣传赞扬国有改革的成就，一面驳斥提倡私有化的种种言论和刮出卖风的行为。我写的四本书中三本是讲国有企业的，写出后还有点社会影响。一个不认识的厂长看到《国有经济卖本》后给我来信说：“拜读大著，一叹三赞，如果大著早出十年，国有企业何至于此！”我接到信后啼笑皆非。我想，我书中的话十年前就说过了，一再呼吁，谁听？吉林丹东党校校长告诉我，你的文章是为劳动人民说话的，支持你！我写的与大经济学家商榷的文章（他主张“国有企业与市场不相容”），驳得他哑口无言。我写的关于产权问题的文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大家知道，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剩余价值论的出发点。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社会主义学说，也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可是，有一段时间，理论界说劳动价值论过时了，提出“资本为什么不能创造价值”，说“中国今天已不存在剥削。你说人家剥削，人家怎么来投资？”主张以“三要素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持这一观点者以晏智杰教授为代表。我写了五六篇文章进行驳斥。我与人大的卫兴华教授和李建军合作为《求是》写了文章进行驳斥，还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进行驳斥。晏教授的一个论据是马克思是体力劳动时代，现在进入21世纪，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成为价值的第一来源。我说，科技是怎么来的？科技是脑力劳动的结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说明智力劳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仍然说明是劳动创造价值。何况这个道理，马克思已早已说过，不是新理论。

访谈刊出后，北京市委的同志专门打电话来表示赞成，新华社要我去讲课，我借口口才不行，介绍卫兴华教授去讲了。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成果是形成了一部《脑力劳动经济学》。这部书还有点内容。

两个例子说明，我写文章完全是有感而发，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宣传党的方针路线。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你写文章是为了“图名利”。我的回答：不是。现在出书发表文章都很难，既无名，又无利，要是图名利就不写了。写文章。稿费有限。什么都涨价，就是稿费不涨。一篇上万字的文章才200多元稿费，还不够排字的支出。出书更难。三本书，二本是一分稿酬也没有，出版社只赠给10本书。能给你出已是很大面子了。另一本《脑力劳动经济学》给了点稿酬，扣税、购书、请客，不仅一文不剩，还倒贴了几千元。

我之所以能作点研究工作，有赖于社里同志们和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一是社里给创造了宽松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写作条件。拿着退休金；有图书馆，有资料室；有老干部处同志们的照顾，有研究所同志们的关心和相互切磋。二是社里给布置任务。研究劳动价值论，研究西方社会制度的变化，都是社里布置的任务。这是社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重视。三是有关部门布置任务。本社指派参加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接受国务院研究室的布置调查国有企业出卖问题，为他们提供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资料等。这是有关部门对求是杂志的重视。四是接受社科基金的委托，进行项目研究。五是到各省调查，受到各省的热情接待。没有这些，什么也写不出来。

我现在年事已高，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还应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力争做一点事。党的十七大发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艰巨复杂，需要探索研究的问题很多。我要就一些应该研究而我又力所能及的问题，作一点工作，贡献微薄的力量。

2、动脚、动嘴、动眼、动脑、动手

目标明确，注重方法，是搞好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目标明，着眼于研究最重要最迫切而自己又有能力研究的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研究才有意义；无的放矢，无关大局，芝麻绿豆无关轻重的小事，或人家弄过多少遍的炒冷饭的旧事，一律不涉及。人生有限，精力只能用于紧要处。现实问题很多，有的有兴趣有需要而自己无能力无条件进行研究，也不涉及。能力不够，条件不具备，研究不会取得好成果。

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标明确，就注意手段。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对刚来的年轻编辑进行培训，让我去讲讲，我说当好一个编辑除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知识丰富外，很重要的是应做到“用好五官”，简称“五动”，即动脚，动口，动眼，动脑，动手。这“五动”也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方法。

动脚——走下去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既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基地。实践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理在实践中，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复杂情况在实践中。方针政策理论主要从实践中来，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得到检验，并经实践修正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脱离实践，不掌握实际情况，不了解事物的全貌、发展过程和决定过程的多重因素，就如瞎子摸象，不是不着边际的胡说一通，就是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不得要领，武断片面。

我致力于走下去做调查，尝到了调查研究的甜头，极其深切地体会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争取一切机会走下去作调查。这些年来，我利用组稿，开会、被邀、专题调查、合作调查的机会，几乎跑遍了全国，跑遍了每一个行业。这是在中央理论刊物工作独有的机会，非常难得。约作者写稿，给调查研究提供机会。通过调查，掌握了自己所需要的情况，也是完成组稿任务所必需的。通过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帮助作者理清思想，把握实际，丰富内容。组约稿之外，进行专题调查，更加重要。

远的不说，近十年，我调查了五个省，二三十个市县，五六十家企业。开了无数个座谈会，与工人谈，与农民谈，与工程技术人员谈，与厂长经理谈，也与省长市长谈。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呼声和见解，掌握了丰富的情况，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材料是他们给的，思想是他们授予的，主张和对策也是他们首先提出的。我写的东西不过是对他们实践的经验、要求和体会的反映，是对他们实践经验和前进中矛盾运动一定程度的集中和概括。

实践是最生动的教科书，调查对象是最好的老师。

在一段时间中，人们对怎样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全部卖光，理由是中小企业无关大局。有的主张区别对待，把握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搞活。有的从理论上论证“中小企业从一切竞争领域彻底退出”的必要性。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通过调查研究，给了我正确回答。

调查中我发现，有的小企业长年亏损，技术落后，产品没有市场，也没有能力上新产品，早扒在那里不能运转了。这样的企业，必须调整淘汰，卖出是一条出路。但许多中小企业办得并不差，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产经营经验，有上好发展远景。出卖这样的企业，一般是当地政府的主意，或厂长经理的主意，工人普遍反对。政府出卖打深化“改革”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了解企业的实际的时情况，也不听工人的意见，完全违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要跟风搞“政绩”。厂长经理主张出卖，是为了把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手中，或转移到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板手中，转移到老板手中，也是为自己谋利。出卖方式五花八样，价格出奇的低，等于无偿奉送。卖给谁，卖多少钱，往往是市长，体改委主任或厂长一个人说了算；所谓评估，征求意见都是走过场，做个样子给人看的。我下去调查了几个省出卖国有企业的情况，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十分难受。这样才产生了“制止出卖国有企业风”等十几篇文章和几个内部调查报告。调查中还发现，出卖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是别有所图，心怀鬼胎，党政机关的一些决策人则是出于对国有企业丧失信心。他们相信了理论家们的宣传，也认为“国有企业不符合人的本性”，“政府不应办国有企业。政府的任务是收税，不要再管所有制，谁交税办什么企业都行”。认识决定政策，政策决定行动。这是大量出卖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剖析，使我产生了一批论述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和支柱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主义的文章。只从交税多少和财政收入多少上是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只有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结合上才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国有企业创造利润并不少，建国至今，国有经济上交财政的利税一直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0%以上。

实际是复杂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深入调查，才能掌握全面情况，提出正确对策。我到一些地方调查，市里说形式一片大好，生产总值呼呼地增长；走在街头，到处全新高楼大厦，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人头攒动。可是坐上出租车，出租司机告诉我，“你可不能只看高楼，你知道这里有多少下岗工人吗？你知道下岗工人的收入吗？”我到一家大公司，座谈会上说的天花乱坠，座谈会完，个别接触，才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厂一年付给外国人多少专利费？利润的20%。外国人只提供一次技术，但生产每一件产品都必须付专利费，30年后才能中止。人家把过时技术给你，一文不花，白白拿钱。你看冤不冤！”另一位干部告诉我，“我家里有2个下岗工人，省吃俭用过日子。这里收入不高，不能不干。”我到内蒙做调查，自治区的领导说，国家投资不够，企业流动资金不够，是影响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障碍。向银行行长讨教，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行长异口同声地说，企业贷款不断增加，国家投资也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企业不是流动资金不足，而是有钱没有用好。地区间企业间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极大差异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投资没有够的时候，关键是投资怎么用，用的是不是地方。用上千万的投资搞了一个工程，上马之日就是下马之时。这样的工程岂止一个。票子打飘了，这样下去行吗？为什么不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让他赔10%，倾家荡产，送到法院里蹲10年，就不至于此。由此产生了投资决策权利责任制的建议。建议写到了纸上，落实起来难于上青天，但有总比无好，起码引起了重视。

深入调查，不仅调查下面，也调查上面，向下面请教，也要向上面请教。上面是掌握全局的。局部最了解情况，但有局限性，将局部与全局结合起来看待问题，才有全面性。掌握全局，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决定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掌握事物的全貌，才能做出正确判断。我作为一个编辑，常常被派出参加许多全国性的经济工作会议和部门经济工作会议，也有机会向国务院的一些重要职能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请教，使我能比较及时全面地掌握和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全局情况。

我感到，凡是重大问题必须深入实际，做认真调查研究，有时必须进行反复地调查，听取各方面看法和建议，才能写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有点用处的文章。写出文章看法再拿下去听意见，这是再调查，调查中会听到不同意见，补充丰富和纠正不实内容；文章被否定，说明写的不对；推倒重来，会取得更优成果。

动嘴——动嘴问，多问，不怕别人说你知识不够。问，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情况；多问，追问，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水落石出，寻找到规律。专家都在下面。干每一行的人对自己的一行最清楚。不耻下问，虚心请教，才能把知识学到手，把情况拿到手。问中进行讨论，不仅听对方的看法，也说自己的看法，互相启发切磋，甚至辩论，常常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会问，提问有深度，提问中有讨论，能受到调查对象的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对方也有帮助，往往在调查中就可能把存在的问题解决了。

用耳。耳朵长出来是听声音的。不但在会上听，访谈时听，而且走在路上听，在各种场合做一个有心人多方面听。我在外出调查时的火车站上、车厢里、在司机送我到调查点的路上，在饭桌上，在宿舍里，就听到了各种议论，得到了在座谈会上得不到的许多情况。对我深入调查很有帮助。

动眼——读书、上网、观察。博览群书，凡能得到的好书都要读，文史哲经杂都涉及。有的粗读，有的抽读，有的细读，反复地读。像《资本论》我就读了不止一遍。我是跑图书馆最勤的人，也是借书最多的人。图书馆进书慢，时常进各大书店看新书，有的看到好书自己买回来或建设图书馆买，有的就在书店里泡半天读完书的半部，等书店关门时才走。

凡能见到的专业书，包括国内外经济学名家论著、统计年鉴、年度报告、论文集，必须读。学习掌握别人的研究成果，才能知道社会的研究进展充实丰富自己；也才能避免拾人牙秽，搞重复无效劳动，说别人已经说过多遍的废话。

报刊资料和上网是掌握最新情况，了解别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报刊那么多，每种报刊上的讯息那么多，只能有选择地读，但不能漏掉其要者。有时一个消息、一句话都可以给人以启发。

读书，读报，上网是一种享受。看到好书佳作无限欣喜；恶文劣作是垃圾，还既浪费纸张，又浪费别人的精力，污染环境，污染空气，可以不理它，有的不能不认真看一看，了解一下它是一些什么货色，发出多大臭味，以便必要时批判之，或剌它一下，防止污染更大的范围。

调查光听别人讲不行，必须实地看，也即下用眼观察，到关键的地方看，到别人走不到的边边角落看，下车间，下试验室，下小组，工人宿舍，下干部家庭看。看设备，看厂房，看产品，看工人的情绪和生活，看干部情绪和和生活．仔细观察，必能了见到座谈会上想不到的许多真实情况。

动脑——思索，归纳，抽象；置疑，提问，举一反三；寻线索，找原因，找答案。脑子里老是装着几个问题，老问题还未解决，新的疑点和研讨对象又出现了。有时在梦中，枕头上出现，有时走路上思索。

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从了解实际到大脑加工再到实践再到大脑加工的过程。那是一个很长的链，不仅仅是在最后写作上，在研究问题之前就开始了。选择研究对象时动脑。定题目很慎重。值不值得研究，有没有条件和能力研究？几个问题都放在你面前，选哪一个研究？选错问题，劳而无功，选无条件无能力研究的问题，半途而废；选无价值的问题，浪费时间。在众多诱惑面前必须充分酝酿筹措。研究过程是主导动脑过程。一张白纸，众多疑问，一座座高山，一段段的充满风险和艰险的峻岖路，摆在面前，需要通过摸索，一点一点地回答，攀登，排除障碍，摸清情况，作出结论。研究过程确实像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辛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研究问题是很艰难的，越复杂的问题越艰难，时常花九牛二虎之力，仍在原地踏步，或者在别人已走过的路上徘徊，不得进展。研究问题充满风险，越尖锐的问题，风险越大，要准备接受别人的白眼，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挨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难以意料的事情。越触及人们重大利益的问题风险越大。越涉及重大理论，重大方针政策的时候，越容易惹事，相当于引火烧身，自己找罪受。

写作过程是动脑子的过程。一大堆材料摆在面前，各种各样的景象装到脑子里，必须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繁就简，理出头绪，从现象上升为理论，从一团乱麻中找到规律性现象和藏在内部的本质，加以正确表达。往往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神魂颠倒，鸡犬不宁；那是很苦的，找到结果，才眉开眼笑。但这时眼也花了，头发也白了，步履也蹒跚了。不过这也值得，不动脑子，眼睛、头发、步子以及整个身体也是会变化的，脑子却是越用越灵，身心是越用得恰当越好，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少睡一点觉，白两根头发，算什么呢！

动手——勤写。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发达到思维能直接表达在纸上的程度，必会有这一天，但目前还必通过手来表达，或手写，或用键盘敲，或录下来复制。手是思维的工具，研究的手段，劳动亲密的助手。手也会思考。动起手来，手似乎也成了大脑，会想，会调动和指挥大脑奔驰，探索复杂的世界，绘制事物的蓝图。思维通过手如长江般地奔流而下，大海般的波澜辽阔；它指点世界，统领指挥百万雄兵，布阵筹幄，排除消灭一个个敌人，直达鬼子司令部。论著一篇篇写出来，研究一项项结出果实。劳动是不会白费的，它会开花，结果，延长自己的生命，转化为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新的思维方式，各种各样的政策、方针、方案，转化为一幢幢大楼，一座座城市，一片片新农村，转化为更加丰富美好的世界。

思维是逐步形成的。一个用笔的脑力劳动者，思维运动，手必须运动。调查研究时动手拟调查纲目；调查中动手记录，或详或略，当详则详，当略则略，重要的必须动手记，不然 时间一长就忘了；思维的片断火花动手记下来，有时稍纵即逝，再想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记日记、周记，这是作研究工作必备的；整理笔记；搜集资料、读书作摘记，应用前人别人的究成果，无法离开积累。写出研成果,听取意见，反复修改，那就更离不开这只可敬可爱的手了。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