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为邓力群讨公道（之三）

回忆邓力群同志（之三）

——与文艺报记者李云雷同志的谈话

贺敬之

李云雷：1981年批判《苦恋》之后，思想战线又发生一件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就是1983年对周扬同志文章的批评。在当时和以后几年中，接连出现对这件事本身以及对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的负面评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说也得到了澄清和证实？

贺敬之：《邓小平文集》、《邓小平年谱》和《胡乔木传》的相继出版，对歪曲事实的流言、谎言和妄言已经作出了强有力的正面回答。这三本书对这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事实经过以及一些关键性的细节，都提供了有力实证，包括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传达胡耀邦同志指示的记录，有关的多次会议的记录，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多次发言和有关的电话记录。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前关于精神污染、“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多次谈话的记录，其中包括很长时间未作传达因而也不为我所知的1983年9月30日对周扬同志来信提供马克思语录为社会主义“异化”辩解的尖锐批评。还有周扬同志在内部初步作过口头检讨之后，邓小平同志要他公开做自我批评的指示，如此等等。

这许多真凭实据，概括起来，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点：

一、批评的起因，绝非有人歪曲事实地说成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有意挑动起来的。事实上，首先是由周扬同志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长文引起的。在这之前，一些媒体、讲坛和座谈会已经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异化”的思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非法组织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工具。而周扬同志和这篇长文起草组的同志对此未加警惕，误把“社会主义异化论”当作改革的指导思想，写入此文作正面的论述。这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由党内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思想文化界老领导、刚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转任顾问的周扬同志发出此文，自然会迅速在理论界和宣传工作者中引起震动、疑惑和争议，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事实说明，此事从头至尾并非周扬同志一人的过错，而是与此文起草组的主要成员王若水同志分不开的。他在这之前的几年中连续在大陆和香港发表了许多宣扬“社会主义异化”和抽象人道主义的论文和演讲，这次他参与起草此文，正好反映了他一贯的论点。接着，又无视中央指示，此文不经修改强行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此举的主要决策者正是身为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同志。这也就不能不涉及到党的纪律问题。

二、批评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更非像有的人捏造的那样，是被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所操纵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他们所做的是职责范围内应做的工作。批评全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根据包括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在内的中央常委同志的指示以及中央书记处决议进行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参与起草的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迫切任务》），其中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内容，完全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原意和原话写进去，并经过二中全会讨论一致通过的。

三、关于批评的性质和方针。这是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性质的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理论战线领导层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思想分歧需要取得一致认识，以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目的的一次重要举措。它绝不是有的人恶意散布的什么“搞极左”、“整人”、“打击周扬”等等。

当然，不能说工作过程中没有任何缺点和不足。2000年出版的贾漫著《诗人贺敬之》中，提到了当时我感到的乔木同志在某些具体细节上的疏漏和不妥之处。随后，我也想到自己，在我接触到的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我的重要缺点。例如1983年3月26日在中宣部小会议室，由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召开的一次小会上，周扬同志情绪激动，指责胡乔木同志出言尖锐。会后他告诉我，在这之前一位同志向他说了许多胡乔木同志不好的话，使他恼怒。事后我了解到，这位同志说的多是不属实的传言和揣测，以及情绪化的夸大之词。对此，我没能及时有效地起到我希望的化解作用，这是使我感到惭愧的。

但是，当时胡乔木同志、我自己以及其他有关同志或许也会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其性质却完全不是有的人所诬指的“搞极左”。全部事实说明，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和中宣部有关同志执行的是中央的正确方针。

具体说来就是：不论是批评的内容、方式、范围以及态度，也不论是学术争鸣座谈会上专家的发言和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的发言，都体现了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对周扬同志这次的失误提出批评，同时还体现出对他一生为党的思想文化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尊重。一方面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以至客观上助长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但同时又着意说明：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异化”、“人道主义”的命题仍可继续作学术研究和争鸣。再就是违反党纪的问题，主要责任者王若水同志作出书面检查之后没有给予党纪处分，只是调动了工作。

以上所有这些具体事实，都是有真凭实据可查的。尽管多年来有人一直不断加以歪曲甚至制造谎言，但对于大多数不存政治偏见或私人成见的同志来说，是不难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

李云雷：是的，应该是这样。不过多年来还是有人不断发表反面文章，直到很晚又在报上提出了颇为惊人的反面“事实”。

贺敬之：我看到了。这是在一家读书类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其中提出“中宣部对周扬开了一次批斗会”，不过没有举出任何一点具体事实。不难看出这是凭空制造的谎言。“批斗会”原是“四人帮”肆虐时期整人的一种手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荒唐地给硬扣这样的“帽子”，这是不会产生文章作者想要的实效的。

李云雷：不过，这对不明真像的人来说，还是产生了一些迷惑作用。

贺敬之：实际上，我前边举出过的全部事实根据，不仅对某些误解和曲解已经给予了直接回答，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具体的谎言和谣言也间接地给予了回答。

在整个过程中，从马克思逝世百年学术座谈会上发表周扬同志文章后，提出不同观点或批评意见的，主要是在专家参加的学术座谈会和随后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这两个会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正常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两个会议的会议记录、简报、发言稿和有关文件都作出了充分证明。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更是有力的证明。这使得谎言制造者不得不别出心裁，只好把“开批斗会”的帽子扣到中宣部头上。

事实是，在中宣部内部，由邓力群同志或部内其他领导主持的内容涉及周扬同志文章并有周扬同志本人参加的会议共有4次。这4次虽然都是小型的，但都有正式记录，并且有向中央的请示、汇报。这在《胡乔木传》中有具体的记载。这4次会议，有3次我都在场。《诗人贺敬之》和《风雨答问录》中先后都记述了我当时的亲历。虽然每次会前的决策过程我并不十分清楚，但对我在会上所见和会下所闻的记述都是真实无误的。

李云雷：您刚才说过的1983年3月28日那次“周扬同志情绪激动”，是哪一次？

贺敬之：那是第2次。第1次是1983年3月10日，在周扬同志家，胡乔木同志约定和周扬同志谈话，在座的还有夏衍同志、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同志、我、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同志。邓力群同志因事没有参加。谈话中胡乔木同志用较长时间谈抽象人道主义问题，虽然语气平缓却就此批评了王若水同志的观点。随后说到周扬同志在马克思百年纪念会上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委婉地说论述“还不圆满”，希望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可以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最后，胡乔木同志说这个意思是经过胡耀邦同志同意并要他找周扬同志谈话的。（《胡乔木传》载：第二天，胡乔木同志要郁文同志转告周扬同志对他文章中社会主义异化论点的批评。）

李云雷：那第2次的会？

贺敬之：在刚说过的第一次会后6天，即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未经请示就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文章。

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当即向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中央书记处讨论处理办法，决定由中宣部写出正式报告。邓力群同志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对他和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作了严肃批评。二人承认未经请示擅自发表的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

但与此同时，周扬同志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写信，说他没听到胡乔木同志说过文章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也没听到说这是耀邦同志的意思。

以上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10天以后，我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小会议室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的人仍是上次胡乔木同志在周扬同志家谈话在座的人，不过少了一位夏衍同志，多了一位秦川同志。座谈会由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主持。他们说明这个会是耀邦同志提议的，目的是核实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同志文章的事实经过，听取意见。

下边我就摘引一下《诗人贺敬之》和《风雨答问录》中前后相同的一段文字：

“……周扬很生气，发言情绪激动，用词尖锐，申辩是乔木上次会上表示同意发表的。乔木询问在座的人，没有人直接回答。贺敬之发言说，‘他不知道别的情况’，关于上次在周扬家的会，他说‘这事有误会。上次乔木同志是说了耀邦同志不同意发表。后来又说不是绝对不可以发表，可以考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同志听了前一句，后一句因为夏衍同志同他在谈别的什么，他没有听清。周扬同志不是有意违反中央决定’……”

李云雷：《风雨答问录》里有一条提问，是说顾骧在他写的小册子《晚年周扬》里，对这件事有相反的说法，您在答问里作了反驳。

贺敬之：是的，这位作者是周扬同志文章起草组的成员之一，但他根本没参加过中宣部负责人关于这个问题召集的任何一次会议，但由于观点不同，他在小册子里硬说胡乔木同志没说过不要发表的话，同时又对十二届二中全会加以非议，我在那次的答问中都作了反驳，这里就不再重说了。

李云雷：您在这期间听到有人说过“中宣部对周扬开了一次批斗会”吗？

贺敬之：没有。不管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放出这种谎言都是骗不了人的。事实是中宣部的4次会，没有任何一次对周扬同志进行了什么“批斗”。

李云雷：刚才您摘引过的先后两次相同的那一段文字，提到周扬同志“很生气”、“情绪激动”、“用语尖锐”，您可以谈一下具体情况吗？

贺敬之：周扬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争论时彼此的言语，我记的不可能每个字都是原话，但原意是准确的。

一开始，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简短说明会的主题是核实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同志文章的经过，胡乔木接着说，“请在座的同志回忆一下，那天在周扬同志家，我记得我是说了不在人民日报，可在《哲学研究》发表的话” ……周扬同志的确是情绪激动地打断他说：“你没有说过……你这个人就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一个说法……”胡乔木同志说：“如果是这样，那违反纪律的就首先是我啦?”周扬同志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违抗中央、反中央?那我就是反你这个不能代表中央的‘中央’……”胡乔木同志带着感情说：“周扬同志，我们是半个世纪的老战友，我怎么会……”周扬同志又打断说：“你应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你的……”接着邓力群同志也情绪激动地批评周扬同志不该采取这种态度，说：“现在是核实乔木同志那天的谈话……希望周扬同志冷静些……”不一会儿，会场空气平缓下来。我作了前边提到的那一段发言。常务副部长郁文同志发言说，那天在座的中宣部的同志有记录，说明乔木同志的确是那样说的，也说了是胡耀邦同志要他找周扬同志谈话的。对此，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周扬同志也没有再说什么，这个小型座谈会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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