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演讲：遵义会议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遵义会议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李东朗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在遵义会议作用的具体评价中，普遍的表述是说，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而关于政治路线问题，一般的认识是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但是仔细推究，上述两种说法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难说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与政治路线无关联，因为政治路线是各种问题的核心，统领组织、军事等问题。二是，关于遵义会议，人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评价，就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如果说政治路线没有改变，遵义会议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治路线，那怎么能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呢？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表现在政治、组织、军事等许多方面，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现就在政治方面，组织、军事等方面的错误是和政治路线成为紧密相关，甚至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出现的如此疑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作用，特别是遵义会议与政治路线转变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作用的重要问题，有着值得讨论和澄清的必要性。

遵义会议是否改变了政治路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遵义会议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历史功绩。遵义会议在改变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同时，改变了政治路线。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第一，“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后被废止。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破产，它已经难以为继了。遵义会议在集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过程中，实际上否决了其整个路线，包括其政治路线，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集中批评，最后归结到了从政治路线角度批评的高度。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具体表现就是“单纯防御路线”：一是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分兵主义，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四是没有利用“福建十九路军事变”这样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条件。在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利的打击敌人”。而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它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决议所指出的这些错误，就不仅是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而许多是政治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语境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八七会议指出陈独秀等“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六届四中全会上，批评立三路线是“冒险的机会主义”，“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等；中央苏区时“左”倾路线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排斥，也是指责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对“罗明路线”的批评，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决议还明确指出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方面的一些政治错误，如批评博古在“正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的结论是“机会主义的结论”，博古支持和放任李德的错误的军事指挥，“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计划的秘而不宣，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把主力红军变成掩护队，使之行动迟缓等，“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特别是长征初期的“避战主义”和“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的方针，表现了博古、李德“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基于对上述错误的认识，遵义会议决议要求把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被定性为“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实中造成严重失败的路线，遵义会议后还会和再能够继续执行吗？所以，它的废止是一种必然。正因为遵义会议后废弃了过去的错误路线，因此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而“过去的路线”“都不能起作用了”，这既为党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创造了条件，也是现实需要对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废止过去的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与之不同的新的路线（虽然新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个形成的过程），这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共中央，要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危局，就必须在扬弃中纠正错误和前进，实行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政治路线。

第二，军事路线的解决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政治路线。遵义会议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人们的共识，其意义非常重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上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第一位的工作，它覆盖党的全部工作，统领军事斗争的军事路线就集中地体现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就此指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并且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军事战略、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都是依据政治路线指向、政治目标而确定的。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基本目标、具体运作过程及其他环节的配合，等等，都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政治的反映和继续。

具体到遵义会议时期，军事路线改变的政治意义就更加突出。其时，中央红军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敌情严重，军情紧急，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共中央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摆脱极端危险的军事局势。这时的军事路线，关系党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影响重大而深远，是中共中央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正因如此，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的批评和否决，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阐述和肯定，取消“三人团”，毛泽东补选为中央常委等决定，即解决军事领导和改变军事路线问题，其意义就不仅局限在军事斗争方面，不仅是军事指挥和军事战略及其战术等方面的问题，不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军事路线问题，也不是中国革命时期的军事路线问题，而是有着鲜明历史标记的，事关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全局的政治问题，是党当时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遵义会议关于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的改变,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和鲜明。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毛泽东后来就此评论说：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改变的军事路线，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政治路线改变的意义。虽然它具体体现在集中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但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根据瞬息万变的军情,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巧过金沙江,飞夺沪定桥,终于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摆脱了长征初期中央错误领导造成的被动挨打局面。而随着军事胜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取得了战略转移——长征的伟大胜利，突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局。概括地说，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开始了全党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时期。正是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已经为此做出了结论，而遵义会议改变军事路线的硕果，在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创崭新政治局面和取得的辉煌胜利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三，遵义会议的最大特征和产生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形成“毛泽东——洛甫”领导体制。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同时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

毛泽东领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敌我形势和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果断地放弃了预定进攻长沙的计划，改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红军由弱变强，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游击战、运动战等一整套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1930年至1931年，领导中央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跨湘赣闽粤四省，鼎盛时期拥有24座县城、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3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些鲜明的领导风格，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格格不入。他之所以在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根本点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对“左”倾路线提出不同看法和执行不力，因此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排斥，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和参与中央决策的权利。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是对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的肯定，是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领导风格的肯定，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肯定。中共中央之所以在非常危险的关头选择毛泽东，是把领导党和红军摆脱严重危机的希望和重担寄托在毛泽东身上。从指导思想是说，是要他突破和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在险境中寻找和开辟摆脱危机的道路，引领党和中央红军走出危局。对于毛泽东来说，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不囿于陈规、勇于创新的他，眼见“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把革命带入极端危险的境地的他，怎么能再继续遵循和实行过去错误的政治路线呢？也就是说，严酷的客观现实要求改变“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方式和政治路线，禀持实事求是理念的毛泽东也必然改变他过去就怀疑、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发生中共中央的组织人员变动，必然引发的党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的根本转变，必然改变过去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改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四，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夺取长征胜利和复兴革命的一系列举措，反映了政治路线的转变。比如，在对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指导上，明确指示项英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在组织形式上,以短小精悍、分散行动为原则；在斗争方式上,实行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游击战争的原则，尤其是明确指出：“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

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博古、李德原定计划是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通道转兵后，黎平政治局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后来又有川西北、云贵川、川西、川陕甘、陕甘等多次改变。当发现预想目的地的环境、条件和敌情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拘泥于已定方案，及时调整、修改计划，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选择、寻找适宜红军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落脚点。经过多次改变，党最后选定陕北为落脚点。这样，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围歼”的计划，摆脱了一次次的危险，避免了损失，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再如，在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问题上转变。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形势，1935年8月5日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党和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就行动方针和任务指出：“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张闻天也在文章中写道：党和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在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后，在10月22日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都讲到了日本侵略造成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的形势，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指示全党的《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需要强调的是，党中央的上述决策，是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国内形势而作出的。

还如，统一战线策略发生重大的转变。1934年秋党与陈济棠粤军的谈判，虽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但它是党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对党抛弃禁锢党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左”倾路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遵义会议后，党非常注重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取得了积极效果。进入四川后，朱德、刘伯承致信川军旅长杨汉忠、许剑霜、邓秀廷和四川“剿总”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劝他们给红军让道，结果他们都避战让路。刘伯承与沽基(鸡)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更是长征途中的佳话。这些尝试，推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在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张闻天并著文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而遭受失败的教训， 告诫全党：“党同样应该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和提出的党的任务、方针、政策、策略，作出的相关重大部署，其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与遵义会议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是截然不同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但以上几个关系全局的事例已经很能说明遵义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改变的问题。正因如此，毛泽东在1940年代曾反复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

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的这些调整和改变，为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后，林育英回国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深化了党的领导人已有的认识。两者相结合，使党完成了政治路线的转变。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制定和实践，开创了复兴革命的大好形势，“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改变了过去的政治路线，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遵义会议没有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因为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所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看法，就来自于此。目前关于此说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观点。一说是“时间紧急论”，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党内没有时间在遵义会议上展开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批评；二说是“毛泽东的策略论”，为了集中力量、减少阻力，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有意不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三说是“多数人认识未到位”，与会的多数人没有深刻认识到“左”倾领导人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本质，因此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对其提出的全面怀疑和批评不能实现。三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本之点恐怕还是与会者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导致失败和损失而暴露无遗，易于被发觉和认识，而政治路线的是与非，容易被别的问题掩盖，不易被马上发觉，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非常清楚，因此集中予以批评；而大多数人对政治路线是否错误，认识得不甚清楚（中央领导层对此有明确认识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所以，遵义会议决议就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在总体上）肯定是正确的，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又批评说博古、李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应该是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同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清晰认识，是在1940年下半年对《六大以来》的资料审核过程中。通过对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审核，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认识到这是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因此在同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是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由于在遵义会议上，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加之军情紧急、大家认识不清等原因，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明确地予以指出和展开批评。

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论及过去党的历史时，认为四中全会“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过去在“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问题上的错误，以及“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都是“原则上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中央是错的”，“过去对党的领导我是负责的。”这仍然是遵义会议时期的认识。

但是，在现实斗争中，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于是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而在会后实际上工作中改变了政治路线的状况。而恰是政治路线的转变，和转变了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协同发力，使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别的作用，成为炳彪史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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