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最伟大的意义是选择出雄才伟略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今年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值得后世隆重纪念的日子。说起长征的伟大意义，无疑是在危难之际保住了中国革命最后的军事力量，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使我党我军又有了蓄势发展的基础，长征精神更是成为我党我军巨大的精神财富。

正如毛泽东所总结：“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长征壮举惊天地、泣鬼神，其意义怎么讲都不过分。

但客观地分析，长征将毛泽东适时推向全党全军最高权力中心，才是其最伟大的意义，这一点毛泽东本人自然不便这样总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军近30万人徒步跋涉共经过15个省，进行了380余次大的战斗，最终仅剩3万人到达陕北。红军长征途中究竟牺牲了多少人？因红军一路上不断招兵、伤亡统计不健全以及资料遗矢于战火，一直也无法准确统计，许多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保守的估计，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约在20万人上下。

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波澜壮阔的长征如大浪淘沙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则顺势而为走向权力顶峰。可以这样说，没有长征就没有领袖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长征的胜利。但是，在党内军内群英荟萃，能人多多，排名靠后的毛泽东长征时正是落难之时，为何却能一跃成为全军统帅？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否有什么内在规律可循？

战争年代能打仗、能打胜仗是我军任用军事干部的主要评价标准，已经深入全军官兵心中，逐渐形成强大的共识，这是长征中毛泽东横空出世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战争年代，我军被国民党军队前后戡乱围剿了14年，其中摩擦打压了8年，愣是星火燎原，越战越勇，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彻底将对手赶到了台湾岛。两军对垒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军 ”方面能打胜仗的名将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共军”方面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国军”打来打去，“喝洋墨水”的军校精英也好，军阀“地头蛇”也罢，就是打不过一群劣势装备的“共匪”，为什么？根源之一就在于两军干部路线的根本差异。

号称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表面一统，实则派系林立，什么中央军、东北军、桂系、川军、粤军、滇军、马家军……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某种程度上说，国民党军队就是各派系头目的私产，是搂钱发财的工具，派系头目使用干部的主要标准是看对自己是否忠诚，听话要比才能更重要。如蒋介石在军中用人的标准就是“忠诚领袖”，而且刻意拉帮结派，有亲有疏，其亲信和心腹主要出自黄埔系和浙江老乡。这种任人唯亲和效忠个人的干部路线，就造成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中愚忠的庸才比比皆是，一到打大仗打硬仗时不掉链子才怪呢。

红军在“国军”眼里是“赤匪”，没家底，没外援，但有信仰，有主义，更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弱小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围剿中战斗成长，在夹缝中生存壮大，就是靠不断打胜仗，这是红军的立足之本。因此，在红军内部，不讲派系，不讲亲疏，谁能指挥打胜仗，谁就能得到红军官兵的信任和拥护，谁就能担任重任。

因此，能打仗、能打胜仗成为红军使用军事干部的主要评价标准，这是红军的宗旨决定的，也是红军所处战争环境决定的，已成为广大红军官兵的共识。红军队伍中许多二三十岁的师长、军长为何能脱颖而出？就是靠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林彪25岁就能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正是得益于我军的干部路线。可以说，能否打胜仗就是一把衡量军事干部的尺子，这在红军上下已经深入人心，任何不顾惜生命瞎指挥的常败将军都是红军官兵所不能容忍的，其也不可能待长久。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在取得对红军的指挥权后，面对敌军第五次围剿的“铁桶”阵法，竟使出堡垒对堡垒的愚蠢战法，不断指挥打败仗，打丢了中央苏区，显露出其根本不具备统帅之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长征实是迫不得已的突围大撤退，可刚愎自用的李德仍是昏招连连，红军是且退且战，且战且败，湘江一战，元气大伤，减员大半的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之下已是岌岌可危，濒临全军覆没的红军亟待一位称职的统帅带领他们杀开一条血路走向胜利，正是这一大背景才使用兵如神的毛泽东脱颖而出。

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善于统兵打仗的领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等重大政治和战略主张，是我军真正的缔造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十几年，除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短暂任职外，全是“秀才”在掌权，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博古、张闻天，一个个不是大学者，就是有留苏和共产国际背景，写文章妙笔生花，作报告滔滔不绝，可就是不抓军队，不懂军事，更不会率兵打仗。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的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派眼里就是个“土包子”，可就是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起我党我军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第一支红军队伍——红四军。毛泽东极为重视抓武装建队伍，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延续至今，毛泽东是我军真正的缔造者。毛泽东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实践到理论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军事天才在江西井冈山和赣闽粤中央苏区得到充分展示，深得根据地军民的信任和拥戴。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以“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和组织最广大的农民，不断扩大红军队伍。毛泽东指挥作战，从不拘于教条，从不干赔本的买卖，兵无常态，神出鬼没，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总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战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将游击战、运动战法运用得出神入化，酣畅淋漓。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蒋介石亲自督战的第一至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根据地地盘越打越大，红军队伍越打越多，红军官兵跟着毛委员心里踏实，能够不断打胜仗（第四次反围剿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延续了毛泽东的战法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深得红军官兵信任，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931年秋，在打败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之后，中央苏区已拥有江西瑞金、会昌、寻邬、安远、兴国和福建的泰宁、建宁、龙岩、长汀等21座县城和周围农村，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图为1933年6月，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战士合影。

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也有犯错误打败仗的时候。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但是，毛泽东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科学运用战争规律，善于缜密分析和判断，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一仗比一仗打得好，逐步形成高屋建瓴、把握大势、趋利避害、突出重点的作战指挥风格。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是何等的挥洒自如。

毛泽东选择了长征，长征也选择了毛泽东，长征的用人之需和毛泽东的统帅之才天造地设契合在一起，实乃中国革命之幸事

长征之前，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博古的排挤和打击，先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周恩来任书记未到任前）、苏区总前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常委（分管军事）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务，失去关键的作战指挥权，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已远离中央决策圈。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前，军中老弱病残被精简，毛泽东此时正患疟疾，博古、李德把毛泽东当成“包袱”欲留在瑞金，是周恩来和张闻天的坚持，才使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假如患病的毛泽东不参加长征，不仅自身凶多吉少（同样患病的瞿秋白留在苏区被俘就义），中国革命的历史肯定也要重新改写。

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令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瞎指挥越来越不能容忍，党内军内的不满和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来领导红军走出困境？

1934年12月初红军湘江惨败之后，忍辱负重的毛泽东站出来，坚决反对李德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主张向贵州转移，经过中革军委通道会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激烈的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实践再次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正确的，湘西敌重兵布防，红军去硬闯必死无疑，而向贵州转移，敌军力量薄弱，山高路险敌增援兵力调动缓慢。正是按照这一部署，红军在突破贵州乌江天险后迎来一个相对和缓的环境，才得以从容地准备召开遵义会议，进而在组织上根本解决红军的指挥权问题。

长征伊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因腹部受炸伤，也躺在担架上与毛泽东同行。王稼祥在红军总政治部就受毛泽东直接领导，互有亲近感，两人一路卧谈，议论最多的是不能再让李德继续瞎指挥下去。毛泽东说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这样打下去红军就会被打光了；王稼祥则认为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下台，让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不仅是王稼祥个人对毛泽东的推崇，而是代表了红军广大官兵的愿望。遵义会议前王稼祥积极串联游说，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邓发、彭德怀、林彪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应该说，王稼祥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毛泽东的上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凭此一点，其功绩永载史册。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博古、李德的政治、军事路线受到批判和清算，终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党内负总责；会议增选众望所归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由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又增加王稼祥组成周、毛、王中央军事三人小组（也称“三人团”），指挥全军行动。

在长征的危难之时，由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最关键和最急迫的，最关键和最急迫的是谁能够带领红军打胜仗，只有在四面围困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所以，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正是由于毛泽东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以其非凡的谋略和胆识，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毛泽东的上位，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的支持或提携，也不是靠阿谀奉承拉帮结派拼权术，更不是耍阴谋闹内讧搞篡权，而是红军官兵的选择，战争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此，等待毛泽东的不是鲜花掌声，不是荣华富贵，不是王者之惬，只有血雨腥风，只有关山重重，只有责任如天……

实践证明，长征选择了毛泽东是无比正确的，长征不仅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之路也越走越宽广，中国共产党建党仅28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只是赋予毛泽东一定的军事指挥权（军事行动仍需周恩来最后拍板），其在党内排名也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之后，说白了就是让毛泽东先试试看，你不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一切职务随时都会被拿掉。而且，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中一时尚不完全信服毛泽东的大有人在，如在是否进军打鼓新场的问题上，毛泽东的部署就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包括朱德、林彪、聂荣臻等），差点被解职。

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是被推上中国革命大舞台的，但毛泽东不负众望，甫一亮相，出手不凡，在这个大舞台上将生旦净末丑演绎得精彩绝伦。“四渡赤水”之战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首战，红军声东击西，纵横驰骋，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被打得丢盔卸甲，红军一举跳出重重包围，从此由被动走向主动。

“四渡赤水”之战中央红军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在运动中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殊为一生用兵之耻”；而毛泽东则说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不愧是雄才伟略，在取得四渡赤水战役胜利之后，率领红军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法发挥到极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酣战直罗镇……总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蒋介石耍得团团转，敌人损失惨重，红军越战越勇，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和雪山草地，都挡不住红军铁流奔涌向前。

在长征中，毛泽东不仅统帅军队指挥作战得心用手，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也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再次挽救了全党全军。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高层关于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发生分歧，毛泽东等主张北进到川西北，进而占领川陕甘；而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却提出“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的南下方针。

此前，张国焘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与毛泽东不相上下，孤傲和野心让他根本不服毛泽东；此时，张国焘拥兵自重（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红一方面军不足3万人），不仅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计划，9月9日竟然命令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武力解决党中央。幸得叶剑英及时察觉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急令中央机关、红一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迅速分离，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脱离险境。

张国焘动武不成，则率红四方面军及部分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并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党中央主席。193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张国焘被批判和孤立，毛泽东不断号召南下的红军官兵摆脱张国焘，又巧借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向张国焘施压，内外交困的张国焘被迫放弃分裂中央，彭德怀受毛泽东之命带兵将张国焘与红二、四方面军隔离，使张国焘成为无兵可用的光杆司令。在与张国焘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毛泽东兵不血刃完胜对手。后来，出自红四方面军的许世友将军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张国焘（1897－1979年），江西省萍乡县人。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10月，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是出席中共“一大”12位代表之一，曾任中共第二、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及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长征选择了毛泽东，不仅是选择了一位能够驾驭战争的军事统帅，而且同时选择了一位能够应对复杂的党内外斗争的政治领袖。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也许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可能会取代李德指挥红军作战，但党的政治领袖不是说谁干就能干好的，中国革命的复杂程度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诸多困难，必须由成熟睿智的政治家来领导，否则，中国革命还要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好在历史没有如果，长征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狂风巨浪中的中国革命航船终于迎来一位能够驾驭其航程的舵手！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作战部署能够得以实现，离不开广大红军官兵的坚决执行和奋勇作战，否则，毛泽东纵是再有本事，也是无力回天。正所谓上下齐心，其利断金；将士同心，三军用命。数十万红军将士浴血撕杀，前仆后继，枪林弹雨挡不住，雪山草地隔不断，可见红军是一支何等意志坚定的铁军，红军将士又是何等坚韧顽强的钢铁汉。长征幸存下来的红军将士，日后如燎原之星火，丰禾之种子，更是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80年前，红军在极其艰困苦的情况下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长征中红军所体现的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贯穿始终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追求，既是当年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楷模，也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让我们永远铭记不朽的长征，永远铭记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正是当年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才有今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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