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和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

作者：滕文生来源：红旗文稿 2016-10-17 509

滕文生

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关于加强对亚洲各国各地区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形成的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研究这两个问题，我想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非洲、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同与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还在不同场合发出关于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中方倡议，呼吁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和运用。习近平主席发表这样具有战略性的倡议和呼吁，目的是要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多极秩序，为缔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努力。

亚洲作为世界的一个大洲，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9.4%，占世界总人口的60%，现已超过40亿人。古往今来，亚洲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西亚、中亚地区的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尽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和优势，但都为亚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也都为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在远古时期，亚洲各个地区有不少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古代农业率先在这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那里的人们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立家、立族、立邦、立国的。由于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比较安定平稳，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而且它们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指出：“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也说过，“古希腊从印度、波斯、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国学习到许多东西，希腊城邦像海绵一样，吸取不断涌入的新知识和先进经验”。

亚洲不仅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而且从公元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将近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据统计，到公元1750年，在当时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32%，印度占24%，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17%。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大国雄心》一书中写道：“直到1800年之前，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农业发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中国。”《泰晤士世界历史》一书中也曾写道：在整个近代早期，“东方的经济规模比欧洲要大得多”，“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从1500—1750年，亚洲生产着当时世界上约80%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亚洲人，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所以，在1500年之后的近三个世纪，亚洲人有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条件，甚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状态，阿拉伯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却在公元830年至930年的一百年间，开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将阿拉伯地区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典籍和阿拉伯人对它们的发展成果，以及印度的数字系统和中国的古代发明传播到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对于来自东方阿拉伯等地区的这种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和威尔斯都指出，“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运动”。“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会至少落后二百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过：“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之中也是称道不已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过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以上这些叙述说明了亚洲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所作出的建树，是完全有史实为据、有公论可证的。这是值得亚洲人民所珍重和自豪的光荣。

经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文明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并迅速发展。这标志着欧洲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代替了以往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业文明，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代替了落后的封建社会文明。这也标志着整个人类文明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阶段，标志着欧洲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文明形态与发展形式上开始超越亚洲文明和东方文明而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关于欧洲和西方率先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发展和进步所作出的历史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无限度地追求资本的增值，无限度地追求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扩大，因而必然会不断地向全球进行扩张。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300多年间，亚洲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据统计，按现在亚洲的48个民族独立国家计算，在这300多年中，有超出40个国家先后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在近代所共同经历的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但是亚洲各国人民不甘列强的蹂躏，发扬爱国主义的团结奋斗精神，同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取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胜利。而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以及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正义举措，为争取一个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面貌可谓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丰富程度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和不少弊端。在世界的发展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差距上的悬殊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仍未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西方经济危机不时发生，世界不少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乱象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发展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危机。因此，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当今时代的历史潮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所以得到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战略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会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方案和经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近日就说过：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计划，“为世界提供了希望”。中国正在做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事业：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共享繁荣。中国的举动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它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

我们加强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将亚洲价值、东方智慧更好地运用于“一带一路”建设，运用于改进亚洲和全球治理，为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二、关于加强对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研究

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生产与生活、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自主与他助、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现实与未来等等的关系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这些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在亚洲各国各地区虽然在语言概念的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道理上却往往是相同、相通或者相近的。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所共有的亚洲价值、东方智慧。这些价值与智慧具有鲜明的亚洲和东方的特色与风格，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它们的强劲生命和无穷魅力。它们是亚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也是世界价值、世界智慧大花园中的绚丽奇葩，是完全可以同欧洲文明、西方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的价值与智慧相互会通、相得益彰的。

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内涵丰富，择其要者，我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尝试用中国的语言概念加以表述。

一是和而不同、和合一体。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要和谐相处。在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体的思想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它包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一体，主辅相成”“天人合一，知行统一”“中庸中和，不走极端”“协商对话，求同存异”等理念。在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他们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异”的“和诤”之说、“人与自然亲和”之说，也是阐述了 “求同存异”“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亚和东南亚，从印度《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和胜论学派的“和合是一种关系”，到诗人泰戈尔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到苏加诺将“潘查希拉”作为哲学思想基础统筹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东盟共同体将协商、和谐、合作作为核心价值以形成“不同国家的和谐体”，也都是体现了“天人合一”“多元一体”“和合一体”思想。而阿拉伯哲学家安萨里提出的“万事中为上”之说，则是阐述了不走极端的“中道”“中和”思想，它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

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主张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必须相符合相统一的一种思想智慧。在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历代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事务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务实，不尚空谈”“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因时达变，与时偕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等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朝鲜半岛的集实学思想之大成的丁茶山，也曾鲜明地提出“贵在务实，不在虚文”。阿拉伯谚语所倡导的必须求得真实知识的“正知”之说，也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通的。印度的“东西方比较哲学大师”拉达克里希南所提出的“变化是存在的本质”，以及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说的“一切现代哲学必须解答今天的问题”的观点，则是同与时俱进的思想相通的，都是强调人们的认识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三是克勤克俭、自立自强。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以及自主与他助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很早就懂得人要生存就必须勤奋劳作的道理。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成由勤俭败由奢”“业精于勤荒于嬉”“俭约自守，俭以养德”“俭财禁侈，为国之急”“节俭为荣，奢靡为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论语，激励着人们和当政者勤俭持家、勤俭立国，独立自主、奋斗不息。而这种思想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古往今来也是受到推崇的。越南原国家主席胡志明在青年时代就倡导人们要勤俭、忍耐，富于自强和牺牲精神。印度的大乘佛教把“精进”思想规定为信条，教育人们要为大众谋造福祉而勤奋工作。阿拉伯学者安萨里劝导人们从小就应养成饮食起居简朴的习惯，避免沾染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近代以来，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胜利后建设国家的艰苦奋斗历程，也生动地说明克勤克俭、自立自强是亚洲人民所共有的宝贵精神品格。

四是重视集体、克己奉公。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之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集体，离不开家庭、族群和国家。从远古时期起，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先人们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就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巨大，认识到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战胜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风险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因此，很早就形成了重视集体的观念。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所阐述的“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集众思，广忠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当政者应以安民富民乐民为功”，中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人们必须群体生活与合作，才能生存和自卫”，哈萨克斯坦谚语中所说的“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印度的《奥义书》所劝诫人们的“抛弃各种私欲，跳出个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导人们要树立重视集体、克己奉公的思想。而在有些亚洲国家中还将“以民为本”“富民为先”奉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这种民本主义原则也是重视集体这一思想观念的鲜明体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个人主义是欧洲价值观的核心。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文化中，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重要。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总之，重视集体并把集体为重的思想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亚洲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鲜明优势。

五是德法并用、标本兼治。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治国理政手段中的德治与法治以及治本与治标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德治与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法治是治标之举，德治是治本之策，二者相辅相成。这样的观点在亚洲国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强调“德法并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仍然是一条重要原则。古代西亚希伯来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一方面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确立仁政于国内”，可见他们也是主张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

六是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几千年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同范围、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一直是向往和珍视的，而且这也是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协和万邦”“合和万国”的理念。当然，那时的所谓“万邦”“万国”都是中国境内的方国或诸侯国。到了秦汉以后的历代当政者，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奉为指南，将“国虽大，好战必亡”引为鉴戒，主张按照“以德为邻”“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长期实行的所谓“朝贡体系”，即“进贡”与“回贡”、进贡使团与贸易商队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式，虽然在礼仪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国家关系。历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将“和为贵”列为第一条，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过“世界一家”，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也称“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这些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所以能够率先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处理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七是诚敬为本、互尊互信。这主要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国自古就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乐文化，中国民间则普遍流行乡约家规，社会上下都是将诚敬互信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彼此之间加强团结、和谐相处。中国古语中的“敬天法祖，敬重百姓”“诚实守信，互谅互让”“患难相扶，休戚与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体现着这一道德原则。诚敬与互信，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加以倡导的。印度人吟诵千年的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就是教导人们要尊敬师长、尊敬他人，自己则要自制诚正。伊斯兰教教义中也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规定，并把是否履行这一规定作为衡量每一个穆斯林行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诚的重要标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人们还深知，诚敬为本、互尊互信，不仅应该成为个人之间交往的重要规范，也应该成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交往的重要原则。

八是义利结合、互惠互赢。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不同利益上的道义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主张明义正利、义利兼顾，倡导互利互助、合作共赢，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交往、社会交往、国家交往中所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语中宣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高扬的利他主义思想旗帜，就是亚洲人民倡导义利结合、互惠互赢的鲜明写照。

九是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彼此之间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无不以失败告终，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亚洲人民历来主张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应该相互融通、互学互鉴，所以亚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断进步的历史局面。中国典籍中阐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倡导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教义中主张的“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都闪烁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明的互学互鉴的一次集中体现和杰出产物。

最后，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以上列举的九个方面的思想智慧，一是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可能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特色的思想智慧没有涵盖在内，即使已经提及的，其中所引用的论述也可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二是把这九个方面作为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基本内涵，并不是说这些价值和智慧都是亚洲文明所独有的，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就没有这些价值和智慧，而只是相比照而言，只是表明它们在亚洲文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富有自己的特色；三是对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作以上概括，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也算是“抛砖之语”。今日“抛砖”，希望来日能收“引玉之效”。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7月9—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