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及其反响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及其反响

刘洪森

摘要：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系列探索和积淀过程，最终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国共话语权的争夺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奠定了主体、理论、实践和国际基础。随后，经过党内其他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全党、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极大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的毛泽东思想，从其概念提出之日起就受到格外关注。在以往研究中，聚焦点大多集中在毛泽东思想主体内容上。与此相比，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及传播较少。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历程，探究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产生的广泛影响，旨在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深犁其当代价值。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

任何科学概念的提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定的积淀过程。“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最终确定，经历了“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一)王明与“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在这篇报告中，王明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这一命题。他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王明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优秀领导者”。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这篇稿子王明曾给毛泽东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当然，后来还是发表了。此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5月7日《新中华报》、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报告中把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中的创造归纳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国工农红军建设、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创造、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概括，尽管是初步的，也不是很全面，但毕竟对毛泽东思想内容作出了阐发。

(二)张如心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积极宣传、介绍毛泽东及其理论和策略，并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强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教育家，关心党培养干部的工作，并亲自领导学校工作，编写讲授提纲，担任授课工作。毛泽东善于以新的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文章号召人们要阅读毛泽东的主要著作，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到中国环境中，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命题。

不久，张如心又在《解放》1941年第127期上发表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他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宝贵指导，并指出根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天才性观点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责任，而毛泽东同志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创造性发展的最典型代表，他的许多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都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下民族化的结晶，并评价毛泽东为“我们党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政治家”。张如心进而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特质、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政权问题、革命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举证阐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并认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

1942年2月18日和19日，《解放日报》连载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张如心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划分为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三个部分，并极力证明其在历史上、逻辑上所具有的一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他强调，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邓拓与“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最初为叶青在《抗战与文化》杂志上提出，只不过他笔下的“毛泽东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并把其污蔑为“中国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张如心曾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对此予以驳斥，强调“毛泽东主义绝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和执行者”。在这篇文章中，尽管出现“毛泽东主义”，但不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自觉，而是批判错误认识的需要。对张如心而言，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才是他所真正总结和阐述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并充分论述的是邓拓。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在这篇文章中，邓拓以褒义内涵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语。他把毛泽东主义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并从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内涵。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邓拓援引毛泽东《论新阶段》的观点，指出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离开中国革命的特点，来使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一思想方法，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因此，邓拓强调学习毛泽东主义，就是要从掌握毛泽东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做起。

关于政治科学理论中的国家与政权问题，邓拓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毛泽东主义政治科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毛泽东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保证着政治纲领及各个时期政治方针的实现。邓拓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基本问题及其规律性的提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运用的经验总结与指导方针。邓拓还总结了毛泽东主义政治科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与主要内容，认为这是切合中国革命需要、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一贯的完整的政治路线。

邓拓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理论和策略，系统地体现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三大军事理论著作。毛泽东主义军事科学的特点，在于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地位来考察，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创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军队组织形式和各种制度的建设原则;科学预见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具体规定了三个阶段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提出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战争前途。

在具体地分析了毛泽东主义内涵的基础上，邓拓指出，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号召全党“高举毛泽东主义的旗帜”，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发扬毛泽东主义的伟大力量，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每一个具体问题与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彻底解放。

(四)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1943年7月，刘少奇为纪念建党二十二周年，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斗争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与此同时，他在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他强调：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五)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六周年，应毛泽东的提议，王稼祥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心内容，写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王稼祥论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并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王稼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发展过程，强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内外敌人及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除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压迫，把生产力提到更高的阶段，以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的社会解放”的三个课题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来制定自己的纲领;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成熟起来的。同时，王稼祥论述了毛泽东在与党内错误思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与陈独秀投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苏维埃运动时期的盲动主义、李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等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壮大起来的。

王稼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现实及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不是简单的书本抄袭与理论照搬，它区别于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还以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为例来论述中国共产主义产生与成长的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共产主义，“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解放日报》作为当时延安党中央的机关报，王稼祥此文的发表意义不可小觑，有学者认为它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党指导思想的舆论前兆”。

二、“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国共两党话语权的争夺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为“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主体、理论、实践和国际条件。

(一)毛泽东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为解决党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其中，毛泽东在小组中起着核心作用，逐渐在党和红军中取得了实际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至此，全党全军范围内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导人。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的领导，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与竞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这一指示正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袖地位，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政治路线，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作为抗战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

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既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无可替代，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以领袖的名字命名指导思想的先例，那么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套包括军事、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思想在内的完整体系。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及“围剿”、“反围剿”的内战形式。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正式形成。此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作《论持久战》讲演，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论述了敌我攻势不同时期的游击战争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方针，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并说明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这些文章充实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使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善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的论述中。为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1937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两本哲学小册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揭露并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实践方法和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为全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随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940年前后，他完成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三篇文章。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主要解决了中国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而提出并回答了“在中国革命全局中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回答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两次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理论思考的集大成。它从世界革命的高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明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充分说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

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内核。

(三)国共两党话语权的争夺

1943年，在世界战局趋于好转、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背景下，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对华不平等条约产生和废除的历史过程为中心展开叙述，并以此为论据，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回答“哪个党能够救中国”的问题。全书的核心集中于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其中提出，社会风气的改造、建国工作的实施，需要全国的成年国民和青年志士组成共同的组织和有系统的联络。而“惟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全国国民有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义务，以此来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中心思想。

针对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中央组织陈伯达、范文澜、吕振羽等多位理论家，从多个角度反击国民党的进攻。陈伯达于7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评〈中国之命运〉》(后于8月5日经《晋察冀日报》转载)。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陈伯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战后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五周年宣言，已经明白指出了”。此外，范文澜在《解放日报》发表《谁革命？革谁的命？》一文，通过论证国民党的革命性，回答了“谁是真正革命建国者”的问题，对蒋介石书中得出的结论予以深刻反驳，并对企图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提出忠告，“首先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至少应该从新民主主义论学几条基本原理”。吕振羽发表的《国共两党与中国之命运》，充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对于党的理论成就，吕振羽列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著作，提出“应用在现阶段中国具体情况具体革命斗争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

这场围绕“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实为一场由国民党挑起的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论辩。面对国民党的理论诘难，中国共产党需要树立“一面旗帜”，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次对抗国民党反对派的宣传战中，中共中央的理论工作者就多次以毛泽东的理论和著作为武器对国民党的反动论调展开批驳，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也由王稼祥在这场论战中明确提出。这场论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抗战功绩作了系统总结，还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土壤。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四)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6月9日，共产国际发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告》，宣告了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此同时，党内正值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际，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刘少奇在回忆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之一时指出，就是“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思想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为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确立正是顺应了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以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意识形态来统一全党思想的迫切需要。

正如周恩来总结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历史时所说，“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其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干部的成熟，也为自主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认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提出与宣传，正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从独立担负本国革命任务的责任心出发，主动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用完全负责的态度和高度创造力凝结的理论结晶。也正是得益于此时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结合本国特点，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最终实现理论创新。

三、“毛泽东思想”提出后的反响

“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引起极大社会反响，这与毛泽东本人的许可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提出后，党内其他领导与知识分子或撰文阐述、或著书立说，从各个方面研究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以及《毛泽东选集》在这一时期的出版，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

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阶段，王稼祥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事先提议及后期批阅的。关于文章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提议到：“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针对世界局势、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几个问题来谈。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文章于1943年7月5日定稿后，王稼祥送呈毛泽东审阅，“对于这篇文章，毛主席没有多加修改”，并交给《解放日报》于7月8日发表在第一版上。可见，王稼祥在该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地阐述，经过了毛泽东的首肯，为日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正式以党的文件形式规定下来提供了可能。

此外，在中共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刘少奇，也是此前在赴中原、华东根据地工作一段时间后，奉毛泽东电召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核心领导成员。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如果得不到毛泽东认可，这些工作也不会顺利进行。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自己的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4月22日复信何凯丰，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944年4月2日，关于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毛泽东致信周扬写到：“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8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明确“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电报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成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二)党内其他领导人及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与宣传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及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他们撰文立说，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讲话中指出，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来，党的事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仅没有犯过错误，并且是一直胜利地发展着。

1944年7月1日，罗荣桓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三周年会上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报告。报告开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其伟大之处在于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精神是它与教条主义的区别之处。文章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并且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文章最后阐述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党内整风的作用，从而提出要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一切，号召全党“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

刘少奇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并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改名为《论党》)，提出“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他总结了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地位。在这次报告中，第一次给毛泽东思想下了明确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报告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涵作出界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报告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主要内容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此外，报告还对毛泽东的正确建党路线及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论述，并以此号召全党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理论魅力在实践中日益彰显。到四十年代后期，已为党内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

党的七大后，张如心相继发表《毛泽东的作风》(《北方文化》1946年第4期)、《毛泽东的人生观》(《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5日)、《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新华日报》1946年5月30日)、《毛泽东的科学方法——兼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牡丹江日报》1947年7月7日)等一系列文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巩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作出了贡献。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张如心1946年出版《毛泽东思想与作风》、《毛泽东的作风与科学方法》、《毛泽东论》等著作，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本质、来源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积极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宣传。

白丁编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于1949年7月由改造生活出版社出版。书中除却白丁本人的一二篇文章，还收辑了刘少奇、吴玉章、廖承志、郭沫若等人的论著，旨在向全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舆论环境。此书不仅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还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问题，最终落脚于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实现自我改造。

黄浅1949年8月出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一书，着重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并把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对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的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与动力，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与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的前途。此外，他的《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一书介绍并宣传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初步概括了毛泽东思想方法的特点。

(三)《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全党，1944年晋察冀中央分局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其选目经晋察冀中央分局审定后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及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得到了王稼祥的批准。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收入选集的主要是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著作、演讲及其他重要言论，其中也包括几篇抗战前的重要文献，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没有找到全文，只收入第一、二两章)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总计29篇，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分作5卷。1944年5月，初版印出。7月1日和9月26日，《晋察冀日报》两次发布消息，指出这部《选集》是“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选集》发行后，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售罄。于是，开始筹划再版。再版工作起初由胡锡奎主持，后胡调任，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新版《毛泽东选集》于1947年3月以晋察冀中央局的名义出版，内容扩充为6卷。

随后，其他根据地或出版社在晋察冀初版的基础上又先后编辑了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大连大众版《毛泽东选集》由时任大连大众书店党支部书记兼总编辑的柳青主持编辑，于1946年4月出版发行。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晋察冀中央局又编辑出版社了《毛泽东选集》续编本，于1947年12月出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毛泽东选集》由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负责，依托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完成。全书收录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著作及附件共61篇，约95万字，于1948年3月出版。东北版《毛泽东选集》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编辑，收录毛泽东1927年3月至1947年12月间的著作50篇，约84万字，于1948年5月出版。各革命根据地纷纷编选《毛泽东选集》，引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热潮。由上观之，20世纪40年代，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立足于丰富多彩的实践，以毛泽东著作为基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初步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崭新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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