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群众意见——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探析

集中群众意见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探析

黄显中

摘要：毛泽东高度重视集中群众意见，它既为党的政策奠定客观基础，又有助于消除主观主义的政策倾向。群众多数的、分散的、正确的意见相互存异，但皆属应该民主集中的群众意见。社会调查是集中群众意见的有组织的方式。是否及能否开好调查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必须乐于聆听、善于思考。民主集中群众意见，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民主作风，营造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环境，保障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

民主集中群众的意见，既是群众路线的工作重点，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然而，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人们对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探讨较多，而对群众意见的民主集中缺少深入探究。这种理论的缺失容易导致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流于形式，遭到扭曲、置疑及至否定。毛泽东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本文试图对群众意见的民主集中做专门探究，以期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为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资鉴。

一、集中群众意见的政策意义

中国人民争取无支配自由的共和事业所以不断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长期正确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策领导，“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构成党的领导事业的关键和枢纽。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取得胜利和进步，无不源于在群众路线基础上制定的党的政策正确无误；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无不源于背离群众路线而导致党的政策严重失误。而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通过群众路线来集中群众意见，为党的政策制定奠定客观基础。

第一，从政策领导的经验看，毛泽东最为重视的莫过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说：“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没有集中群众意见的情况下，党所以不能轻率制定政策，是因为这样制定的政策盲目无效。党既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政策条款应符合人民共和事业，能够破解人民共和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满足人民实现共和理想的需要。而群众的意见既包含着对其需要和困境的表达，又包含着对党的期望和态度的表示，更包含着解决和破除困境的经验与智慧。这样，在争取无支配自由的革命斗争中，任何革命行动开始之前，任何时候碰到难题之际，皆应积极深入群众寻求良方。群众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能为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客观条件；具有从事革命战争的经验和办法，能为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出谋划策；支持党领导的人民共和事业，愿意以实际利益与行动支持党的领导。离开集中群众意见的领导工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可以说，正是通过集中群众意见的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最终取得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最后胜利。

第二，从政策生产的结果看，集中群众意见决定着党的政策的生产质量。

党的政策制定是从意见输入到政策输出的生产过程。在这个政策生产过程中，党的领导机关起着关键作用；它直接负责制定党的政策，毛泽东称之为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加工集中了的群众意见。然而，要是这个加工厂没有群众意见的输入，那么其结果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会产生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政策。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群众意见集中的数量与质量，对于党的政策制定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党的政策要避免出现次品，不出现偏差和错误，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必须是合格的半成品。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制定政策时，由于进行加工的是地方领导机关的意见，而往往并非直接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这样，地方领导机关是否集中群众意见，群众意见集中的广度和深度、信度与时间度如何，就将决定着群众意见的价值，左右着中央领导机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对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造成严重普遍的影响。

第三，从政策生产的过程看，集中群众意见有助于消除主观主义的政策倾向。

主观主义是党的政策领导的最大敌人，与党的根本宗旨完全相背离。党内主观主义作风由来已久，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整个革命与建设时期，主观主义皆为批判的重点对象。所谓主观主义的作风或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主观主义的作风属于唯心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实事求是，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党的政策做到实事求是，前提是必须有客观存在的“实事”，即集中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不根据工作中的问题详尽占有材料，党制定的政策就不可能有的放矢，不可能形成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决心改造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与当时党内主观主义风气甚浓相关。因此，毛泽东倡导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要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并随时拿之去克服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第四，从政策生产的目的看，集中群众意见影响着我国共和理想的实现，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

党的政策中的主观主义，表现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弊病。这些弊病之所以一定要改正，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未能深入群众而集中意见。“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是中国共产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脱离群众既是旧民主主义失败的根源，也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症结所在。“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政治的全部任务即在于争取、团结和爱护人民群众，以政治的政策赢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因此，党在领导人民共和事业的进程中，必须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群众之中，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

中国人民争取共和事业的革命与建设，要求党的政策是客观主义的，而非主观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政策所以正确而不失误，关键在于其内容源于群众的意见和需求，而非像主观主义一样以领导者个人的意见而转移。前者是现实的、客观的，因为它是从群众那里集中起来的；后者是想象的、主观的，因为它是领导干部在房子里构想出来的。1930年毛泽东在整理《兴国调查》后记时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客观主义的政策要求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将群众的合理意见集中起来。

二、集中群众意见的合理部分

对于党的政策制定而言，群众意见具有基础性、定向性、启发性作用。然而，应该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意见？应该集中人民群众的何种意见？群众意见中那些部分是合理的？这些都是在集中群众意见过程中必然遇到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一是集中“分散的”的群众意见。系统与分散相对，以形成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由于集中群众意见的问题本身是一个系统，并且处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就必须系统地集中群众的意见。毛泽东阐述群众路线时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集中群众意见的直接目的在于了解群众的想法，并将每个人的分散意见集中为系统的意见。由于提供意见和素材的群众皆属社会某个阶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不同的行业，其比较而言只是对其所在的领域更为了解，而对其它方面则难以有发言权。既然如此，要想保证群众意见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就应该确保调查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对所调查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思考。参与调查的人民群众，也主要是阐述自己的看法，相互补充而形成比较系统的意见，而非彼此论争并分出真理与错误。二是集中“多数的”群众意见。多数与少数相对立，表明人民群众中占主流的、更大比例的倾向。党在领导人民共和事业的斗争中，尊重、照顾多数群众的意见，更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多数群众的观点并非仅仅代表其意见，尤其代表当前社会普遍的素质和水平。漠视多数群众的意见，远远超越于人民群众之上，不顾一切地强调先进性，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是患有急性病的“左倾”思想。“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因此，毛泽东告诫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善于形成、照顾、推动多数，并与其一道为人民共和事业而奋斗。三是集中“正确的”的群众意见。正确与错误相对，它是反映客观实际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正确与错误往往同时并存，没有错误就不会有真理。毛泽东说：“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因此，一方面，群众的意见，不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都有意义；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另一方面，就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而言，显然指集中其中正确部分的意见。这是因为，在人民群众的所有意见之中，只有正确的意见方可采用，甚至构成党的政策的内容；而错误的意见虽然并非无用，甚至在发展事态上有重要警示作用，但这些意见不能上升为党的政策，相反它们是党的政策必须消除的方面。

在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工作中，多数的、分散的、正确的意见，所指的意见并非毫无联系，但毫无疑问存在差异。如果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倾向进行划分，总是可以统计出多数与少数。多数也许是分散意见的总体性倾向，但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如果将人民群众的意见进行分析，总是发现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问题的局部情况。它们惟有联系起来形成系统的意见，方有可能在整体中分辨出正确与错误。如果将人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认真考察，总是可以发现有些意见与客观实际不符，没有反映和揭示客观规律；有些意见则与客观实际相符，反映和揭示了客观规律。多数群众的意见与分散的意见，当然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其是否揭示客观规律，则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检验。多数的、分散的、正确的意见的这些差异，尽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但不可避免给集中群众意见的实践带来困难，也是令后来的研究者深感困惑的地方。

然而，多数的、分散的、正确的意见，既然皆发生于集中群众意见过程中，就应该从实践中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分散的群众意见而言，群众发表的意见总是较为分散，即使从其自身看来带有系统性的意见，从整个问题的影响因素或者有效解决的条件来考察，也仍然有所分散而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就多数群众的意见而言，没有群众的分散意见，也就不可能形成整合的多数和少数意见；多数意见总是源于对分散意见的归纳概括，发现了分散意见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就群众正确的意见而言，它总是源于对分散与整合意见的反思。反思意见的正确性当然主要属于领导干部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握有权力，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而是从人民共和事业及其实现进行审视，基本可以判定一种意见预期的正确性。那种认为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就是“‘真理’与权力的结合”的观点，实质上完全否定了集中正确意见本身的根本标准。倘若如此，那么我们不仅承认多数的、分散的、正确的意见之间的差异，而且它们都属于集中群众意见过程中，不同环节自在的合理意见。要从这三种不同意见中选出惟一正确的意见，恰恰不合乎集中群众意见的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集中群众的意见，显然偏向于这种综合性的观点。五四宪法的制定，就是最好的例证。

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必须集中群众的合理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共和事业及其实现，是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的，尤其在于群众是共和事业建设的真正力量。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由于群众意见的这种极端重要性，领导干部应该主动而有计划地深入基层，通过调研系统全面地了解群众的意见。

三、集中群众意见的调研方法

党的领导权是依靠科学政策和模范执行得以实现的，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政策的有效执行源于政策的科学性，政策的科学性源于对现实情况的全面掌握，现实情况的全面掌握源于民主集中群众意见，民主集中群众意见必须做好社会调查。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因而对于党的政策制定，社会调查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愿意召开调查会

纵观毛泽东所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毛泽东特别重视开调查会。毛泽东自问自答道：“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然而是否开调查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一方面，领导干部没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政策倾向，愿意通过调查会来集中群众意见。开调查会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政策倾向相对。后者在党的政策制定问题上，不是领导自己主观随意决定，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地盲目决策。毛泽东总结说：“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官僚主义的结果，要么是急性主义的命令主义，要么尾巴主义的命令主义，但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领导干部深信调查会对于政策合理性的意义，想要通过调查会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领导干部不仅要思考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与难题，而且要深信问题与难题的答案就藏在人民之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人民群众既知道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又知道那个问题应该解决到何种程度，更知道应该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因此，开调查会在为政策提供合理性源泉的同时，实际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和困难。

第二，科学召开调查会

能否开好调查会的关键，同样在于领导干部。开调查会的优点在于，参加调查的人员具有代表性，能够真正普遍地了解当地的情况，愿意为党的政策制定提供原始材料。充分发挥调查会的优点，领导干部起着决定作用。一方面，领导干部要选好参加调查的人员。参加调查的人员，应该拥护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共和事业，否则将不愿意为党的政策制定提供真实意见；应该是真正了解所调查的问题，否则将不能为党的政策制定提供真实意见。当然，参加调查的人员，应该是各行各业的代表，确保调查会能够形成系统的意见；应该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确保调查会的召开有序高效。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尊重参与调研的群众，要虚心求教、坦诚相见。如果领导干部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对群众的尊重，参加调查会的群众担心受怕，怎么可能就所要调查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为问题的解决载来必要的材料和基本的思路呢？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可见，开调查会是一门具有大学问的集中群众意见工作。领导干部知道如何召开调查会，才可能为政策的制定奠定群众意见基础。

第三，正确对待调查会

没有在集中群众意见的社会调查中“养兵千日”，就不可能在政策制定的“用兵一时”正确决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由于社会调查直接预制着问题的解决，社会调查本身就有其规范性要求，这正是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做正确的调查”。正确的社会调查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否则就难以民主地集中群众的意见，更难以真实地集中群众的意见。第一，要乐于聆听。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领导干部聆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开始。聆听是对调查对象的尊重，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向知情人士了解情况。毛泽东肯定地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社会调查中的聆听，从否定方面说是让群众敢讲话，确保群众发言无所顾虑；从肯定方面说是让群众愿讲话，确保群众畅所欲言。因而，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对于集中群众意见的问题，需要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这就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宽松民主调查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说权利。第二，要善于思考。心之官则思。集中人民群众意见中的思考，是联系调查的主题而揭示其规律的内在活动。毛泽东肯定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但前提在于“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通过社会调查集中人民群众意见，领导干部应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综合并抓住其中的要点，将各种材料联贯起来思索，从而做出初步的判断。这是从材料到结论的思维过程，必须在调查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否则仍达不到社会调查的目的。因此，正如不进行社会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样；单纯做社会调查，而不积极思考，同样不能从种种材料中找到方向。

社会调查是掌握情况的基本途径，解决问题的无敌良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在重重迷雾中不断破浪前行，无不源于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而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与失败，无不因主观主义抛弃集中群众意见的社会调查所致。但社会调查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除了遵循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还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民主的作风。

四、集中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

由于领导干部集中群众意见的工作，是领导干部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作风，就将直接决定着集中群众意见的数量和质量。因而对于这样一个民主集中制过程，领导干部不应仅仅讲集中群众意见，尤其需要强调和突出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然而，集中群众意见中的民主有其特定内涵，正是这些内涵对集中群众意见提出了要求。就此而言，领导干部如何理解和对待民主，必然生成集中群众意见的不同倾向，造成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不同形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反复强调以民主的作风集中群众意见。

首先，集中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在总体的意义上，指向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环境。

民主环境是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其中在领导集中群众意见的时候，群众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对于集中群众意见而言，这样的环境具有双重涵义。其一，群众发表任何意见都受到重视，不用担心毫无效果和轻易抛弃。群众是否愿意贡献其意见和建议，与其意见和建议是否将受到重视密切相关。倘若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皆不能得到严肃思考和对待，那么群众不可避免产生受骗或被抛之嫌，不愿参与集中群众意见的工作。毛泽东说：“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这就需要在集中群众意见过程中，首先营造一种让所有意见皆将受到尊敬的环境。其二，群众发表任何意见都受到保护，不用担心遭到压制或伤害。群众是否敢于贡献其意见和建议，与其提意见和建议的代价密切相关。在不具备宽松环境的情况下，意见与建议皆乃授人把柄，遭来被批斗及至报复的危险。群众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这不仅是对群众的不正当要求，而且本身即是民主环境缺失的表征。问题并非群众要有不顾生命安危的勇气，而是领导干部要有民主作风；“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集中群众意见的这两种环境，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地形成一个整体，但两者仍存显著差异。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当然不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言者无罪”这条底线并不能彻底释人心虑。在此意义上，集中群众意见的关键，仍然在于第一种环境，一种让群众可敬、可贵、可亲、可学的环境。

其次，集中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在个体的意义上，指向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

民主权利是这样一种话语资格，据此在领导集中群众意见的时候，群众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对于集中群众意见而言，这样的权利具有双重涵义。其一，群众正确行使发表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并非抽象的、肆无忌惮的话语权利，而是具体的自由权和民主权，因而群众发表意见时仍受限制。那么，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毛泽东用六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了回答。在毛泽东看来，言论自由符合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才可能构成和促进无支配自由的共和国理想。在此前提下，其二。群众发表意见的权利不可剥夺。共和国本是由人民群众构成的，群众发表意见就是参与共和国建设；不论群众意见是否当，剥夺群众发表意见的权利，皆与共和国的根本理念相悖。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和平的民主方式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另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制的强制方式解决。毛泽东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这正反两方面，既保障群众积极普遍参与共和国事业，又保证共和国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后，集中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在实践过程中，指向对民主环境与民主权利的保护。

民主权利与民主环境都是为着群众能够正常发表意见，但民主权利只能在民主环境中具体行使。然而，在集中群众意见的过程中，群众的民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仍然有待经验证明。一方面，群众的言论权利载入了宪法和党章，另一方面群众的言论权利有赖于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倘若领导干部只讲集中而不讲民主，那么群众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是成为开明的“让人讲话”，就是上升为专制的“打击报复”。第一，“让人讲话”。“让”与“对”，都是同义词语，其中主动权在上、不在下，在官、不在民。可以让你讲话，也可以不让你讲话；可以言者无罪，也可以言者有罪。问题在于，如果连这种权利也是给予的，那么群众也就奢谈有什么民主权利了。毛泽东对压制群众意见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现在有些同志“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第二，“打击报复”。缺乏民主作风的领导干部，不仅剥夺“让人讲话”的权利和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对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但是，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既无助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更无助于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既非社会主义应有的思想空气，更将摧毁党的政策的群众基础。因此，在集中群众意见的工作中，“让人讲话”与“打击报复”皆与民主集中制相对，都是对民主环境与民主权利的破坏。

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领导干部不能不长期坚持集中群众意见。在这过程中领导干部发扬民主作风，无论如何应该做到宽容不同意见。在更积极的层面应鼓励和支持不受束缚的讲话。群众若不讲出来，如果知道并证明其正确性呢？因此，对于群众发表意见，领导干部要认真聆听，耐心仔细倾听。对于集中群众意见的方式，除了随时打开窗户集中闲散意见，尤其需要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中群众意见，从而减少党的政策领导中的盲目性。这种集中群众意见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社会调查。

(作者简介：黄显中——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来源：湘潭大学《毛泽东研究》 2014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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