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

《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

史春风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为准备党的八大的召开并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1956年12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1975年，经胡乔木整理，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初步的但是较为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和总结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时，把《论十大关系》看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1975年7月也指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的前五个关系——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十大关系”的前五个关系都是讨论经济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明确反映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一）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发展农业、轻工业。十大关系的第一个关系，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基础薄弱，国内百废待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不少国家还与我们处于对峙状态，国防力量亟待加强。中国为了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只能也必须以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那么，如何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重工业呢？他提出了多发展农业、轻工业以推动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这就是说，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他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农、轻、重协调发展。其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办法，主张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直至1962年八届二中全会，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平衡工业发展格局，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论十大关系》，集中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沿海和内地关系问题的思考。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认为：“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既要重视内地工业，同时又要重视沿海工业，两者都要发展，而且力图“平衡发展”，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准确预见之后提出的我国生产力布局思想，这一思想直到今天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三）加强经济建设以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推动国防事业的发展，要加强国防建设，就必须推动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对于一个长期遭受蹂躏的国家来说，“我们的国防任务很大”。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新中国领导人选择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重的方针。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特别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经济建设不能不服从于国防建设的需要。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国防费用比重虽有所降低，但总体仍然偏高。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实践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中心任务的不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表现形式与政策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从国家战略全局上看，只要国家安全没有受到高强度的全面威胁，只要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大规模战争，国防建设就要紧密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自觉在这个大局下行动。只有不断增强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向富强。

（四）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强调：“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他对于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辩证的，即：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积累也要适度，不能过多。我们不能因为积累就忽视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应有的增长。两方面必须要兼顾。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之下，在实践中还是更注重积累而忽视消费，用压低人民消费、低水平平均的办法去追求高发展速度和高积累规模，其结果使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也受到了严重挫折。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认识上得以纠正。

（五）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探索，成为其后中共领导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过，即使强调地方要有独立性时他也一再说明：“地方要有独立性，其前提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所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毫无疑问，“两个积极性”的思路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成功选择。今天如何做到既保持中央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依旧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央、地方适度分权的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阐释，虽已涉及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但主要还是从经济管理体制的层面来认识，而且其后也主要是从这一层面来进行体制改革的实践的。为此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适度给企业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的思想。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恐怕不妥。”在他看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企业保持独立性，并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恰恰相反，具有独立性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他不仅认识到企业应当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且提出企业可以搞“半独立王国”即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路，极具远见卓识。

二、《论十大关系》的后五个关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

《论十大关系》的后五个关系，涉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理论认识。

（一）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共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非常注意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在论述了经济问题之后，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放在政治问题的首位，可见他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视程度。第一，反对大汉族主义，坚持维护民族平等和团结。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一律平等，维护民族团结，这是毛泽东民族思想中的重要原则。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重申的观点。第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毛泽东强调：“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站在“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问题。明确指出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必须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才是各民族间真正平等、团结的持久动力，才是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这是毛泽东民族问题理论给予今天最重要的启示。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共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这是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对于民主党派工作的长期指导方针，同时也确定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政党关系，它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前提是中共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适合我国国情。它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印证了建国初期中共采取的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方针的正确性。

（三）分清敌我，同时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有没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分？如何认识和解决革命与反革命这一对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将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应该镇压的必须镇压。第二，“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其后，中共八大提出通过制定系统完备的法律，依法办事，来处理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反映了中共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其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文革”时期更是“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曲折和损失。1997年3月，修订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取消了“反革命”的罪名，而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更科学、更规范的提法。“反革命”这样一个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并且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罪名的取消，是形势使然。

（四）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敌我矛盾问题。而是非关系则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要分清党内的是非关系和敌我关系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对于敌人，必须采用专政、镇压等办法来解决。但是党内的是非关系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如果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以对敌斗争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必然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很长时间内分不清两类矛盾性质的不同，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教训极其深刻。第二，“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何来坚持这个方针呢？毛泽东提出，一是“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必须改。二是“党内的原则争论”，“是不允许含糊的”。分清是非，就是要分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分析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犯错误的根源，揭露所犯错误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指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分清了是非，才可以使犯错误的同志和其他同志从犯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后不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也只有分清了是非，才能够更加巩固和加强团结，使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前进。

（五）向外国学习，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十大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提出：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是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都要积极学习，拿来为我所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毛泽东就向全党强调提出向一切国家包括我们的“敌人”学习的主张，是非常及时的。他又特别指出，学习不能盲目，不能照抄，机械搬用。一切国家的经验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独立思考，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论十大关系》所阐发的若干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之一。这一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篇讲话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今天，重读《论十大关系》，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疑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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