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

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

卢  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投入到抗日御侮的民族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作战地域上分为两大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两大战场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的贡献，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如国民党早在抗战中便指责“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游而不击”，陈诚在一次演说中也“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后来，有些台湾学者亦强调中共除了在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只是游而不击，混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对日作战并未取得多少战果。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大陆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混淆了不少人的视听。而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有关中共敌后战场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仅限于对历次战斗的罗列，缺乏对“游而不击”说的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正面回应。因此，本文拟做一番辨析与澄清。

一、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是杜撰的

仔细梳理，“游而不击”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说明其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但揆诸史实，这个依据完全子虚乌有，是杜撰的。

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说法，最早来自一个中共叛徒。1940年，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据其供认，18集团军出发前，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此说一出，立即被国民党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编入《摩擦问题真相》一书中。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予以引用。其他如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郭华伦的《中共史论》、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奥·鲍·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均照此援引。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一书，亦将之作为“重要史料”收入。时至今日，网上各种帖子更是随意加以引用，俨然将之看成一条可靠材料。

对于这条材料，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李法卿原话叙述的是毛泽东、朱德等对全军的训示，而不是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其次，此说缺乏其他佐证，正所谓“孤证不立”。大陆学者杨奎松曾根据其研究经历明确表示：所谓中共决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说法，“笔者遍查此时期之中共文件乃至未公开之历次会议记录，不仅未见类似说法，且颇多与此不合者”。最近，他又强调：“80年代初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看过洛川会议记录，不少文章中都介绍了会议讨论及发言的情况。我当年也读过这个记录，并做过笔记。网上所传‘记录’所以一望而知是杜撰的”。

既然洛川会议没有制定过这么一个内部指示，那么中共是否在其他场合有过类似说法呢？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写道：“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曾任职于调查局的曾永贤便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有关抗战时期中共从事扩张的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最感觉缺乏的是，我们虽指出共匪在抗战期间实行其‘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之策略方针，可是却没有很丰富的资料，来加以证明。”而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更是质疑：“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但实际上，“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在他看来，“中共的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因此，“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这个所谓“七二一”指示显然纯属虚构。

究其根源，这条杜撰出来的材料之所以会被反复炒作，实际上就是为了贬低中共的抗日态度，指责其只用“一分抗日”，“没有抗战之决心，只图保全自己的实力”。但这个目的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因为有太多的材料证明，中共的抗战态度始终是积极和坚决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此后，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也强调：“必须积极的对敌斗争”，游击队“应积极主动的向外活动(反对缩在山沟中，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不能以积蓄力量为借口，而不打仗，或少打仗，怕牺牲等等”。这表明尽管有个别地方曾较为保守，但从总体上看，中共积极抗日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纠偏努力。

对中共的这种决心，甚至连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里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日本人亦曾指出：“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认为：“考查大东亚战争和抗日阵线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略过，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变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由此可见，中共的抗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眼中的中共抗战

如今还有一些人攻击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理由是，除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八路军没有其他显赫战绩。对于这种观点，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只是八路军的经典之战，并不是全部。据统计，中共武装八年间累积大小战役战斗12万余次，年平均15000余次，月平均1200余次，日平均40余次。这个计算结果，与日本战史记载华北日平均作战42次也是基本相符的。

关于敌后战场的英勇抗战和辉煌战绩，另外还有不少材料能真实地反映这一点。如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回国后，福尔曼又写出了一本《北行漫记》，把他在边区的见闻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拍的1千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做插图。他在书中首先声明：“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是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亲眼目睹大量事实后，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地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攻势只在武器缺乏与形势不利下受到限制。业已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中的八千万人当中的五千万人，从日本人的高压下面解放出来。不但此也，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

美国记者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顾问，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政治上忠实可靠，但延安之行改变了他的态度。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上坦言：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在为重庆《大美晚报》撰写《我从陕北回来》一文时，又从八个方面谈到边区的所见所闻：老百姓生活进步;土地革命已停止;医药设备不够用;人民都有选举权;适应抗战的学校;强烈的抗战意志;言论出版自由;我看见了战斗。

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自然，中央军也有过同样的行为。不过我曾注意考察地名，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什九是与共军的冲突。同盟社称他们为‘中国红军’。”

与此同时，美国还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于是，他们向国内报告：“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七年来，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1945年3月24日，观察组成员卢登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美国新闻界介绍了中共武装部队抗日的情况。他说：“虽然共产党部队缺乏武器，他们仍然在有效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军队虽然在装备上还不能同日本大规模作战，但他们困扰着日军，对日军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他同时介绍了中共援助美国飞行员、协助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情报的事例。今天看来，这些对中共抗战的记录和报道显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三、日军视中共为“华北致命伤”

对中共敌后战场的作用，还有更具说服力的材料，那便是来自日方的资料。据战后日本有关机构所编战史记载：“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退出了抗日阵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1938年，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也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亦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不久后，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还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如下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表示：“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并一再惊呼：“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41年，华北方面军再次强调：“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1942年，他们又说：“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他还说：“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其中对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的不同表现，描述得可谓十分细致。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伤”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卢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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