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杜江帆

1920年2月中旬，年关将至。一辆带篷的骡车自北京朝阳门缓缓驶出。车上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操着北方口音，从容应对一路盘查，车内的人则一声不吭。

到了去天津的大道上，两人开始轻声地谈论着关于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骡车上的两个“商人”，一个叫李大钊，另一个叫陈独秀。陈为摆脱警察的拘捕，由李陪同到天津。马车颠簸一路，着实让两人不舒服，但这一颠，也颠出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建军90周年，但你或许不一定知道，今天，李大钊先生离开我们也有90周年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月，北大图书馆进了大批新书，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在北大红楼内，一个身影埋头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

同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发表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言治》杂志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在天津点燃的马克思主义火炬，被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组织和团结的一批先进青年争相传递，以不可阻挡之势，点亮全中国。

1919年1月的《新青年》上，一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如同那个暗淡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传递，誓将燃尽这片阴霾。

1916年9月李大钊（前排中）与“宪法公言社”同仁合影。

“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1920年10月，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李大钊送别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时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发展很快，至一大召开时已有16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为北方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成员们到各地活动，对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起到指导和协助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虽因故未能参会，但他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成为公认的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虽为文人，却有着丝毫不逊于武将的豪情壮志，坚定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提出了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1918年冬，古老的北京城大雪纷飞，北大图书馆内，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小伙子熟练地整理完一堆杂乱的书籍，经过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先生”，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厚圆镜片。小伙子有点不知所措，先生朝他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作为老师，他深刻意识到，青年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广泛结交青年朋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植，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狱中自述：“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狱中，李大钊承认自己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其他一概不知。他写下《狱中自述》，公开昭示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表示“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慷慨赴义。

“革命思想早，行动守纪律。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计公挥笔阵，前后十三年。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斗争结盟友，殉难慷慨同。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负隅只自误，改图天地宽。 如果真爱国，合作可能三。屈指捐躯日，迄今三十年。人民大统一，吿慰更向前。”这是 1957年的4月28日，陈毅为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挥毫写下的诗句。“以纪念李守常同志及同他一道就义的同志们，并寄言台湾方面国民党内有识之士。”1922年冬至1926年春，陈毅曾和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工作，当时共同殉难的还有共产党员杨景山、谭祖尧等，和国民党员路友于、邓文辉等。想起当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牺牲的老战友，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已是泪满衣襟。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是李大钊（中）就义前与其他狱友的留影。

他神色从容地看着前来告别的家人，在绞刑台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曾是生活富裕的大学教授，每月数百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但他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他说“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90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90年后的现在，赤旗中华，百万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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