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五次战争之珍宝岛：改变世界格局的战斗

新中国的五次战争之珍宝岛：改变世界格局的战斗

郭松民

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发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

这场参战部队以营连建制为主，动用的武器主要是轻武器，只有少量坦克、装甲车，交战时间也不过是几十小时的小规模战斗，对世界格局、中苏两国的命运影响甚大。

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珍宝岛之战形成的格局中。

那么，珍宝岛之战究竟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第一，中国正式打破了自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先是西方，后来是苏联的围堵，率先冲出了冷战的历史三峡，此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直到今天崛起的前夜；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宣告瓦解，世界格局由两大阵营对立一变而为中美苏大三角，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谁战胜谁，一变而为广大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从仅有一个苏联，增加到了十几个国家。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阵营或人民民主阵营从东欧扩展到了太平洋的西岸，那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

这一趋势，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达到顶点。

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就趋于瓦解了，而基本原因则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决裂。

中苏为什么会决裂?现在被主流广泛接受的结论是所谓“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提供的：

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了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

因此，毛泽东要和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沈志华的这一结论，迎合了近几十年的反毛“潮流”，唬住了很多人，也“成功”的把毛泽东妖魔化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生活在狂想中的自大狂和权欲熏心的阴谋家，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权欲甚至不惜葬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当然不是事实，而是卑鄙的污蔑。

沈志华的“研究”和所有新右派知识精英如高华、杨奎松的“研究”一样，都是非常政治挂帅的，都是“学术研究必须服从政治需要”的典范，他们政治需要就是“一切为了反毛”，他们的结论早就出现在研究之前，而“研究”无非是为证明早就做好的结论寻找、或拼凑材料罢了。

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主席一直在支持、维护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给予了充分尊重。

据1957年以俄文翻译的身份随毛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阎明复回忆，在莫斯科期间，毛主席在公开讲话和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都反复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维护苏联威信。当时对苏联心有芥蒂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表示不赞同，毛主席还做了他的工作，说“一个队伍总要有个为首的吧，你要是没有为首的，队伍就散了”，毛主席同时也指出，“为首”并不包含指挥别人，压迫别人这种权力。

从历史上看，毛主席一直高度重视领导权问题，但他同时认为领导权要靠正确路线来赢得，领导地位绝不是自封的，更不能通过阴谋手段来夺取，在毛泽东主席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中苏决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寻求与美国“共治”世界，由于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凌驾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之上，生怕其他国家的反帝斗争以及人民革命把苏联“拖下水”，因此采取了一种“不准革命”的立场，而这是中国党和毛泽东主席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著名学者张文木归纳了赫鲁晓夫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系列行为：

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

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

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

不过，毛泽东主席仍然把赫鲁晓夫的问题看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希望通过理论论战来解决，这就是“九评”和十年论战的来历。但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苏联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登峰造极，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局已无法避免。

什么情况呢?1968年8月，苏联入侵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干预“布拉格之春”。苏军在8月20日深夜23时发起行动，21日拂晓，就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就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在武装入侵的基础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也称“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理论通过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所发表的文章《主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以及勃氏本人1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5次全党大会上的演讲被明确化。主要内容即：

“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

“有限主权论”的出现，实际上否定了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实际情况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了苏联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这意味着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不再是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力量，反而成为限制世界革命的一种桎梏，所以其瓦解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就是一种解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珍宝岛之战的历史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在一定意义上说，珍宝岛之战是一个仪式，通过这个仪式，中国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如果试图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将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独立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所以，珍宝岛之战，并不是像一般人印象中的仅仅是为了争夺一座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或者是边界冲突中的意外事件，而是按照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经过了长期认真的战前准备。

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就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根据军委的这一指示精神，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方案，调集了最优秀的侦察兵(现在习惯称特种兵)、在我方纵深设置了岸炮部队、成立了前敌指挥所。

珍宝岛之战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蓄意挑起了一场战争，恰恰相反，这场战斗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次反侵略的自卫反击战，中方之所以可以预作准备，是因为准确地预见到了苏军的行为。

珍宝岛本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但60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就逐渐开始在这一带制造摩擦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75名士兵越过江面登岛，拦截并殴打我方17人巡逻队，打伤我方8人，抢走冲锋枪2支。1969年1月4日，苏军再次殴打我军巡逻队，打伤我军20多人，抢走6支冲锋枪，3支半自动步枪和子弹数百发。类似的情况在2月又发生了5起。

2月25日后，为了防止再度发生冲突，我方暂停了在珍宝岛的巡逻，苏联方面则大肆宣传“中国边防军被赶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并扬言如果中国部队再度上岛，就要采用火力解决。我方判定，一旦我军恢复登岛巡逻，苏军很有可能首先开火，这将为我军反击提供有利契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唯武器论者”汗颜。当时的情况是，苏军步兵已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作战飞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中国边防军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

武器居于劣势，同时为了政治上主动，我军还须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这意味着丧失了先机制敌的战术优势，如何能够确保战而胜之呢?这时我军多年形成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前敌指挥所决定：“设伏”!

3月1日，前敌指挥所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3月2日凌晨，先派出一个侦察分队上岛在雪地丛林中潜伏下来，上午再派出2支巡逻队，从岛两侧行进。一旦遭遇苏军开火，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3月2日8时40分，我边防站巡逻分队30人，在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上岛巡逻，苏军发现后出动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蓬卡车、1辆指挥车越过主航道，侵入珍宝岛南端。他们下车后立即展开战斗队形，试图包围我巡逻队。9时17分苏军首先开枪开炮，我巡逻队立即还击，潜伏部队也突然开火，苏军猝不及防，陷入被动，队形大乱。

这场战斗我方共毙伤苏军60余人(其中击毙38人)，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克格勃巡视员布依涅维奇上尉等也被击毙，还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和蓬卡车各1辆。我方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苏军被逐出珍宝岛。

在此之后，3月15日、17日又进行了两次战斗。在整个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过程中，我军共伤亡159人，其中牺牲71人，伤88人。毙伤苏军230余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缴获一辆当时比较先进的T-62坦克(现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我军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轰击了对岸的苏军指挥所，苏军指挥员、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被击中身亡，使苏军失去了指挥，导致战斗失败。

珍宝岛战斗的结果，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对中国常规力量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1969年9月，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其后，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中苏之间，十年论战，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就是中国夺回了社会主义的解释权。没有这个解释权，中国想探索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毛主席去世之后，这种解释权被一些人滥用，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有珍宝岛之战，就没有世界格局从两大阵营向中美苏大三角的转化，也就没有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虽然是“大三角”中综合国力最弱的一角，但却是最具决定性的砝码——谁能联合到中国，谁就能够取得优势。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不愧是一位老练、灵活的政治家，他敏锐的意识到了世界格局这个根本性的转变。珍宝岛之战后不久，中美就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实现了接触，珍宝岛战后仅仅两年多，就实现了尼克松访华。

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共同反霸，中国绝不做的美国的附庸，绝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也绝不轻易改变这个对中国最为有利的世界格局。尼克松在和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经试探性的提出：“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这是向新的两大阵营回归的试探，毛主席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苏联领导人暴露了他们在新格局面前僵化、迟钝，昧于世界大势的一面。他们在不能通过战争手段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实现中苏和解，长期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徒然消耗巨大国力，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开始改变。但对苏联来说，时间已经被整整浪费了二十年，一切都太晚了。

对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来说，珍宝岛一战，很大程度上类似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毛主席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红军经过长征，完成了政策转换，从推翻国民党政权，变成了团结抗战。共产党的这一主张获得了除少数国民党顽固派之外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持，红军很快迎来了大发展的局面。

珍宝岛一战，中国高高举起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不仅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支持，也得到了备受霸权压迫的日本、西欧等国的同情，甚至得到了在和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的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环境从被全面围堵转向游刃有余，对我们今天影响甚大的改革开放，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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