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铭报告：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

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

赵可铭

今年是苏俄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历史并没有远去，我们的耳畔仿佛又响起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虽然十月革命的故乡在26年前已发生剧变，但人类社会仍在发生积极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凯歌行进。历史没有终结，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永存。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正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有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打败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从晚清以来受尽侵略屈辱的东方大国正在和平崛起，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之影响，是通过中国的内因而起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苏俄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极其伟大的历史担当，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植于中国大地上，深植于亿万中国人民的血脉。如果要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一个概括性表达的话，我想这样说：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

一、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路上屡遭失败，正在苦闷彷徨、不知路在何方之时，十月革命的万丈光芒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小帝国主义都侵略和欺侮过中国，把一个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抛进了任人宰割的黑暗深渊。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各种斗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横扫17个省份，坚持了15年之久。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引，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阶级的领导，这一声势浩大的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大体在两个框架内进行。其中一个便是在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内进行的自我调节。其中包括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上是局限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之举，终因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彻底破产。

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开始全面效仿西方，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他们目睹帝国主义日益疯狂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无耻媚外，逐渐形成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希望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他们在尚未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1898年发起“戊戌变法”。由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弱小，改良派人物对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又采取仇视的态度，结果仅在纸上进行的“百日维新”，便在顽固封建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断头京城菜市口，变法改良不可谓不悲壮！它使立志救国的人们更加看清楚了，在清王朝旧政权框架内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转向革命的道路。这可称之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历史“转向”。

这次“转向”的表现，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和同盟会的同志学习法国、美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和多种反清斗争，终于在1911年发动了武昌起义。这次起义得到了部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迫使年幼的清帝退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和最高成就。但也仅此而已，从上层到底层，它都未能从根本铲除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这次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软弱性、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尤其是它忽视和害怕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孙中山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纲领，却不能付诸实施，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敢同封建地主阶级彻底决裂。所以，辛亥革命后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实权，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窃夺。他们制定的所谓的宪政《约法》只是一纸空文，所谓的国会议员只不过是官僚专制的花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脱离广大下层群众以及革命后中国社会一切依然如旧的情形。民国期间，还曾有张勋的“辫子兵”和袁世凯称帝两次皇朝复辟的闹剧。各个帝国主义操控的军阀势力，在中华大地上连绵上演军阀混战，血流成河，暗无天日。

最近翻阅一些革命史料，深深体悟到，从1911年到1917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最为苦闷彷徨的时期，他们怀抱救国图存的志向，上下求索奋斗，可是迎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国家的衰落和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各种各样的路都走过了，而写在他们脚下的赫然大字却是：此路不通！

正如毛主席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这可视之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次“转向”。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在十月革命前，有许多方面同中国的情况相同或相近。比如，同样受着封建主义残酷压迫，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中国则更甚，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平均地权，劳苦大众盼望解放。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成功了，而且打败了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站稳了脚跟。俄国人能干成的事，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心底发出这样的呼喊。当时，十月革命在欧洲和全世界引起极大的连锁反应，1918、1919年，德国、匈牙利两国的革命斗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大罢工，印度、埃及、菲律宾、朝鲜等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十月革命的巨大威力，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中国古代文人曾赞扬孔夫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觉得孔子受之有愧；拿过来形容马、列却是十分恰当的，“天不生马列，万古长如夜。”孔子很了不起，但他是中国富人的圣人；马、列则是天下受苦人的圣人。自有人类以来，只有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而列宁则领导俄国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社会。

当时，寻求救国道路的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它的先进知识分子，尚未深入地研究和认识马列主义的深层道理，而是从自己的多次失败的教训中，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十月革命的比较中，逐渐清晰地获得一个认识：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它的深刻危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为找到这个真理，曾经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得之是多么不易啊！

二、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这个党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和核心力量。

先进的中国人从俄国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紧接着提出的问题是：谁来领导这个革命？毛泽东同志说得十分明确：“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中国共产党是应运而生的。党的建立及其发展、成熟，是中国革命的呼唤这个根本内因同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这个外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叫做“中国人民的选择”。

首先，十月革命大大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开始发端的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引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内，一部分逃亡到日本和欧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受到欧洲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影响，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危机，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却是肤浅和扭曲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少人物虽然同情社会主义，却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立场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戊戌变法中的风风云人物梁启超，则称马克思主义为“学问社会主义”“历百年后犹未能行之”。

十月革命震撼天地的声威，让有志于革命的人们看到了马列主义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无穷力量，使得中国思想界真正产生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从1918年到1919年，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办的多种刊物上，开始翻译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每周评论》印发了一段《共产党宣言》。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涌现出许多进步青年社团，他们介绍俄国情况，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青年的出路，以及教育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鉴别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泛劳动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等等。在这些先进青年社团中。毛泽东同志组织的“新民学会”及其创办的《湘江评论》，在全国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团体中是最为突出、最富有成效的，它是五四时期一个战斗型的革命组织，它的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我们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落后的中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短短数年时间内，经历了欧洲从文艺复兴起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这几百年时间内的思想变化。在中国思想史和革命史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期。假如没有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没有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需要，没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一大批卓越的早期共产党人，这样急速、深刻的思想变化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才能经由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地扎根开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急速变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和觉醒，工人运动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本阶级基础。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的现代工业企业的工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起100多个工厂，清政府随后也创办了一批军工、纺织和采矿工业，又产生了一大批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集中力量打仗，不得不在短期内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趁机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这就是现今某些网络名人无比留恋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其实它只是在虎狼撕咬的喘息中得到的十分有限的发展，而这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大大加快了侵华步伐，妄图独吞中国。随着中外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在十月革命前后，中国产业工人达到了260万人左右。

中国产业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压迫，其生存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过程中，是最为悲惨、最令一代代后人们痛心疾首的。帝国主义利用大批农民失地破产，以最低廉的价格雇佣他们的劳动。而处于竞争劣势的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延长工时，加强劳动强度等手段提高利润率，工资减少到劳动力难以再生产的极限。中外资本家还与封建军阀、官府相勾结，镇压工人的任何反抗。许多厂矿的工作条件乌烟瘴气，严重损害工人的健康。夏衍同志的长篇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地记录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命运，至今我们读到这部作品时依然心碎，禁不住伏案垂泪。

正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最深重，他们比其他任何阶级的革命要求都更强烈、更坚决和更彻底，此外，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虽然不很多，但是相对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大企业，如此集中分布的状态，极易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极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的宣传灌输，极易于组织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广大贫苦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失地破产的农民，十分有利于在革命斗争中与广大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

如果说以往的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没有找到先进的思想武装，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缺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那么，十月革命后，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之下，这一切都已呈现在眼前，于是全国十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阶段目标，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南，走俄国革命的路。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用马列主义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和成就，宣传和武装工农，英勇地领导工人阶级开展维护基本生存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罢工斗争，显示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步从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

谈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有一个看法，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和帮助，客观上具有两重性。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是真诚的、巨大的，这是主流、主导方面。但是，毋庸讳言，苏共和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保卫苏联这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有条件地支持中共，将中共置于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需要请示和听命于共产国际；他们中有的人有时过高地看重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在国共合作中则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倾向采取漠视、容忍的态度，甚至不当地约束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反抗。还有，对中共早期某些领导人的不了解和过多的支持，客观上压制了国内真正懂马列、懂中国、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领导人。所有这些都是非主流的方面，都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一个大国的社会革命是极其复杂的，不应当简单化、理想化地苛求革命过程。

由于上述情况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种种原因，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不成熟、不稳定的，在15年里先后发生了一次右倾和两次“左”倾错误，使得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党和军队的力量，损失极为惨重。

回顾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不能不谈到革命领袖人物与广大革命人民的辩证统一关系。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列宁说：“党是支点,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够改变世界。”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落后的俄国首先获得成功，没有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遵义会议之后，中共有了毛泽东这样政治上成熟的伟大领袖，随后形成的毛、刘、周、朱等相对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假如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极为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于自己百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纵观遵义会议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世人不得不叹服毛泽东在处理党内外各种矛盾、应对各种复杂书面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胆略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在劝说博古、洛甫请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时说过，中国的事情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毛泽东最懂得中国，应当请他到中央领导位职。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今，那些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狂妄地否定毛泽东，否定革命领袖，否定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还有的人企图把领导核心与人民创造历史割裂并对立起来，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三、将苏俄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掌握一支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认识不够。最早接触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他在党中央长期负责军事部门工作，国共合作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国共两党的许多军事人才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对后来我们党的军事建设有极大好处。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很快篡夺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通过“清党”把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重要岗位中几乎全部清除。1927年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军权叛变革命，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因受共产国际妥协政策的制约和他本人的右倾错误观念支配，对于这场血腥的反革命政变毫无思想准备和还手之力。

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渍，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1927年8月7日，危急关头党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各个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起义的领导人，最初的思路还未能突破十月革命关于通过攻占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模式，只有毛泽东是这一经典模式的突破者。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的实力同要攻打的强大敌军实力悬殊太大，若奉命攻打长沙，必将是以卵击石。他断然改变了进军方向，把部队带到了江西永新，随后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朱德带领下，也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从此，中国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在合作中争论，在争论中合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提升红军，逐渐把一去以农民为主体的旧式军队改造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在历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创造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依靠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等一整套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央苏区得到不断发展，成为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榜样。毛泽东在此期间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然而，由共产国际指定的、占据党中央重要领导职位的王明、博古等只会背诵马列条文、不懂中国、缺少实践、自视过高，硬是指责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把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当作必须照办的圣旨。使得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排挤。

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革命处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军官兵期盼下，毛泽东同志才在遵义会议上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重新成为红军统帅，红军不仅避免了成为“石达开第二”，还化解了张国焘分裂党、危害中央的险境，而且审时度势，适时地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阶级斗争转变为一致对外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无比宽阔的胸怀，同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蒋介石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极“左”领导人王明，国共再次合作后从苏联回国，他竟从原本的极“左”跳到了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臣服于“蒋委员长”的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错误，确立了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抗日正面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绘制了一幅气势恢宏、全民抗战的历史画卷，陷侵华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应忘记，毛泽东同志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从根本上说，也是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列宁本人的独创精神的。按照马、恩早年的论断，社会主义革命将至少在几个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个革命才可能成功。假如列宁把这句论断视为不可变易的教条，那么就没有十月革命。所以，是列宁和俄共做出了独创性的榜样，给予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启示。

我们知道，毛主席一生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是十分讨厌教条主义的，他不仅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讨伐教条主义的檄文，还多次讲过，读死书、尽信书，还不如没有书。他不无鄙视地说，教条主义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狗屎还可以肥田呢。毛主席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师，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今，网络媒体上反共反毛的敌对势力，骂毛主席一贯极“左”，并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统统骂为“毛左”，真是极其反动极其无知的混蛋！

四、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永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精神的传承和超越。

26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飘扬了70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是前苏联人民的悲剧。从那个年月走过的我们，心情也是沉重和复杂的。随着苏东剧变，对峙了几十年的美苏冷战结束，这是20世纪末期全世界的最大变局。一时间，美欧前政要一个个兴奋得忘乎所以，有的说，这是美欧资本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有的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将永存。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则起劲地攻击马列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是“乌托邦”，是“早产儿”。

历史在此刻提出一个极其重大、极其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苏共的倒台，是否就证明了十月革命错了，马列主义错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错了？

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表现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及时指示全党要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集中精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鲜明地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垮，就不能说世界社会主义失败。他还说，有人讲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哪有这回事？

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苏共领导人长期以来背离了马列主义，背离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在国际上推行社会霸权主义，出兵干涉和威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既勾结又争夺，耗尽国力开展军备竞赛。在国内，先后丢掉了斯大林和列宁这两把刀子，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经济体制僵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直接从党的领导层内部击垮和颠覆了苏共执政的合理性。人们有理由怀疑，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很可能是美欧势力培植和收买的代理人。他们在苏共倒台前的种种言行，同当今我国网络媒体上自称“带路党”、“推墙党”的小丑们是多么相似！据报载，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在土耳其的一次演讲时曾说，他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苏联社会主义，而他的老婆赖莎“觉悟”得比他更早更坚决。你看，这不是一个叛徒的自白吗？当然，有的同志对我说，戈氏的自供状未必真实，这话是在苏共已经解体，戈氏本人已若丧家之犬的情况下，为了讨好西方而刻意编造的大话。如果是那样，岂不更加可耻！由这样的人充任最高领导，岂有不亡党亡国之理？

曾经是中国榜样的苏联垮掉了，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不仅巍然屹立，而且越来越兴旺发达，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万千气象？欲知奥秘何在，不妨先向上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没有经验，经济、政治建设继续以俄为师。比如，实行计划经济，政治框架建设参考苏联做法等等，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1957年前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经济显示的活力不足，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开始思考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先后写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论著，并且在政治外交上同赫鲁晓夫主政的苏共拉开了距离，并对苏共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批评。许多同志认为，以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了毛泽东同志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探索成果。说得通俗一点，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们要跳坑，中共早有察觉，早已不跟他们玩了。

我们再回到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和其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聚精会神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继续探索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大课题。我的学习体会是，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相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之点是：“五句话”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三个有利于”的发展标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经济发展；坚持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非党化、国家化；强调做好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在人，党要管党，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废止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动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自己；以“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进而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贯穿邓小平理论全部内容的核心，是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明确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特色是改革开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尖锐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定型，并预言大约再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这一制度方可定型。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全面坚持邓小平理论，以新的思想、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充实它的各项理论内涵，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书写在党的旗帜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大步推向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所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境界。他结合新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主要包括：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全面、协调、创新、共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坚持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扶贫攻坚，全面小康一个人也不能落下，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回答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丰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的群众路线；提出文艺要源于现实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践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传承革命传统，坚持政治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分裂、破坏安全稳定的行为；实施建国以来最深刻的改革强军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并推进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精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运筹世界大国关系，创造更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秩序的建立，开拓了开放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的超凡的政治智慧、历史担当和卓越才能。

总之，我们党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使这一理论与时俱进，创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发展和践行，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解体后，中国社会主义受到巨大冲击时，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超强优势的压力下，在西方政要、学者的“历史终结论”幸灾乐祸的严峻氛围中，使得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巍巍屹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这几年来，“历史终结论”作者自己认错了，“华盛顿共识”越来越受到质疑，“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相继接力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时代发展的新变化相结合，在解决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救中国的时代大课题之后，继而解决在原本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时代大课题。必须强调指出，这后一个课题是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后，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解决好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初步解决了这个大课题，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幸运。当然，深入回答这个大课题，今后的路还很长。但是，“坚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让我们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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