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穿“铁桶”——促使红军提前长征的绝密情报

凿穿“铁桶”——促使红军提前长征的绝密情报

董少东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地下党员张育民在南昌开设西医诊所，作为中央特科与莫雄的秘密联络站。

▲1934年时的莫雄。

莫雄的公文箱，“铁桶计划”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带下庐山。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岌岌可危。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血战一年，未能完全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四面蚕食着红色的土地，一步步迫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

就在蒋介石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之时，这份绝密的作战计划却送到了中共中央手中。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果断决定：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左右。

回看长征出发时的历史，其凶险和惨烈至今令人心惊。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浴血湘江，总兵力从8万人锐减至3万人。幸而，中共中央还在，红军主力还在，中国革命的火种还在。

如果没有那份在“铁桶”完成合围之前送出的绝密情报，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曾感慨：“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搞情报的同志”，指的是屡立奇功的隐蔽战线，当然包括搞到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同志。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一个是并非共产党员却被称为“共产党的老朋友”的国民党少将莫雄，一个是功勋卓著的隐蔽战士，真名隐于历史几十年的项与年。

堡垒重围中的中央苏区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本次“围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

也正是在这前后，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据当时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鏖战，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战斗未能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迅即抽调“围剿”部队讨伐第十九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随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卷土重来。

这一次，蒋介石有了一位德国“高参”。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受邀来华，正式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

传统的说法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赛克特的建议。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是这样认为，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李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这么回忆，包括斯诺、索尔兹伯里等一大批外国记者在著作中也是这样写。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特意加注了这样几句话：“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不过，此说被很多历史研究者否定。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被毛泽东“点名”的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后来也曾专门撰文《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回忆此事。

“堡垒政策”要求国民党军“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阵”。

且不说蒋介石政府的“堡垒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国人赛克特，在红军这方面，另一个德国人李德，必须要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负主要责任。

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李德更是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堡垒政策”的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

庐山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200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心底却为红军的命运焦急万分。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大哥”

“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圩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在莫雄的回忆录中，这场关键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伴随着一片肃杀之气。

这次会议有两百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原本不够格参会，但是一来莫雄管辖的赣北第四行署是德安地区，庐山正在其中，二来莫雄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所以被破格特邀参加。

莫雄与蒋介石颇有渊源，他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但是两人的关系绝不止“恩情”。

莫雄生于1891年，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时，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在城中，慌忙拍电报向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莫雄时任该营营长，带了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这是他与蒋介石结下非凡交情的开端。

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颇有好感。莫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指蒋介石)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但是，蒋介石很快表现出了反复无情的政治手腕，让这位极重义气的“莫大哥”对其离心离德。

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后，粤军一些中高级军官受牵连，蒋介石趁机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野，夺得兵权。当时莫雄已是粤军中将师长，所属部队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门。此后，莫雄由先前的对蒋介石有好感，变成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这也是他日后向中共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

1930年年底，莫雄在上海见到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谋了个“财政部视察”的挂名闲差，每月有300元高薪，基本处于赋闲状态。

赋闲上海期间，莫雄偶遇了他在粤军时的旧部刘哑佛。

刘哑佛是鲁迅先生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1925年莫雄任粤军十一师师长，与刘哑佛相识。他当时并不知道刘哑佛的真实身份，但是觉得刘哑佛“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于是委任他为师政治部主任。只是共事不到一个月，这个师就被蒋介石缴了械，两个人自此分别。

上海重逢，莫雄和刘哑佛自是欢喜。了解到莫雄的境遇和思想状况后，刘哑佛认定他是争取对象，这才向他表明了身份。经刘哑佛介绍，莫雄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莫雄回忆：“他们（指中共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向严希纯提出要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希纯传达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克农的意见：“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

莫雄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但终生未加入共产党。

此后数年，莫雄几次公开、暗中反蒋，却没有招致大祸，只是在官场、军界几经沉浮起落。而这位一身江湖气的“莫大哥”，结交甚广，人脉极深，总能有朋友在关键时刻提携帮衬。

1933年底，莫雄受中央特科派遣，到江西投靠当年的小兄弟薛岳。薛岳此时是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得力干将，正春风得意。他让“莫大哥”在第二路军南昌办事处挂个单，又是一个只领薪不干事的闲职。

没多久，莫雄在南昌遇到了故交杨永泰。杨永泰是蒋介石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他保荐莫雄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蒋介石签发了委任状。

相对于莫雄的资历背景，这个职务虽不显赫，但属地重要，管辖着蒋介石极偏爱的庐山，且接近中央苏区，“剿共”责任很大。

粤军出身，非蒋嫡系，又有多次反蒋历史，莫雄何以得到蒋介石的委任？莫雄在回忆录中说：“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而据莫雄之子莫栋梁分析，“在蒋介石的眼里，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粤军的时候，蒋介石和他合作过，几次硬仗都打下来了。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思想的变化，以为这些人是没有脑筋的。”此前，莫雄在宋子文手下曾担任税警总团团长，在淮徐地区成功剿匪。此事令蒋介石印象深刻，也是他被任命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他把一个共产党的朋友派到了“剿共”一线；更不会想到，这个以“剿共”为任的保安司令，居然把一队共产党人堂而皇之地招致麾下。

“铁桶计划”

牯岭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连《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只粗略记载，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

牯岭军事会议的具体日期很难查实，莫雄口述回忆录时已是几十年后，他对时间的记忆也有些模糊：“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不过，会议传达的“铁桶计划”给莫雄带来了极大震撼，因而对其内容记忆深刻。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

除了前文所述15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外，蒋介石还有详尽、狠毒的最后决战计划：一俟包围圈完成，各“围剿”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

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莫雄深知其中利害，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

已是掌灯时分，莫雄一进司令部大门，就传令召集司令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开会。这几个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这时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署专署主任秘书；“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是卢志英、情报参谋是项与年，都是莫雄在上海时直接接触的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蒋介石在给莫雄签发委任状的时候，为表示信任，还让杨永泰给了他行署和司令部的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三千元大洋，任由他自己找人“搭班子”。

此举正合莫雄之意。他表面上还冲杨永泰发牢骚：“让我当两个官，可是一个人也不给我。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找得到上海去找。”杨永泰自是满口应允。

莫雄回到上海，马上联系了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上海地下党组织依计而行。据莫雄回忆，他的赣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里，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十几人。由于年代久远，他只记得接触时间较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国民党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事实上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

中共隐蔽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过无数传奇，但是像赣北第四行署、“剿共”保安司令部这样，几乎核心岗位都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完全掌控“剿共”的情况，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莫雄被特邀出席牯岭军事会议，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剿共”得力。殊不知，那些“捷报”是莫雄和红军演的“双簧”。

结果就是，牯岭军事会议散会当晚，“铁桶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手中。

在保安司令部办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随后，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送往中央苏区的党中央。

《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莫雄没有亲自参与送情报，这段回忆写得很简单。实际上，那是另一番惊险过程。原标题：凿穿“铁桶”

1978年莫雄（前排右二）随广东政协代表团赴京期间，受到叶剑英元帅（前排正中）的亲切接见并合照留影。

上世纪50年代在辽宁工作时的项与年。

1936年，莫雄弃守毕节，配合红军长征。图为国民党军上司议处莫雄的电报。

▲古大存

敲掉门牙送情报

“铁桶计划”究竟如何送到层层包围中的中央苏区？除了《莫雄回忆录》中的记载，还有多个版本。

1996年7月，纪念项与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即将出版，习仲勋同志欣然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他（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同样记载了这份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情报。关于送交情报的过程，书中的说法是：“并由项与年日夜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员连夜送往瑞金。”

在这三个版本的讲述者中，习仲勋同志对项与年最熟悉了解。1938年，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项与年任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两人结下了深厚革命友情。项与年后人撰写的怀念文章讲述这段历史时，更为详细地披露了其中惊心动魄的细节。

莫雄把“铁桶计划”完整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晚，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深知这份情报生死攸关，必须马上送交党中央，容不得一点闪失。三人商定，由项与年亲自运送情报。这是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人中，项与年有着最丰富的地下斗争和临敌处置经验。

项与年是福建省连城县人，老家与中央苏区相距不远。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三科工作。三科又名行动科，即为著名的特科“红队”、“打狗队”。项与年曾参与武装劫囚车营救彭湃，但那次行动因囚车提前经过而没能实施，彭湃不幸遇害。不过，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被“红队”惩处，项与年就是行动执行人之一。

三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这条路线与南昌至连城的路线有很大重合，给说着一口连城客家话的项与年提供了很恰当的掩护。

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带着情报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一身教书匠模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哨卡。他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

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项与年心急如焚。他深知自己怀揣的这份情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敌人的“铁桶”正越箍越紧，每耽搁一天，都可能失去最后的生机。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自己面门拍下。血流满面，4颗门牙混着血沫被吐了出来。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到达瑞金。

这份系着八万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由项与年亲手交到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手中。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提前长征

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其实并不是得到这份情报才产生的。

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9月就开始了。国民党军步步紧逼，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在得到“铁桶计划”的情报之前，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已经让中央意识到了危险。

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在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李德所著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记载，1934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红军仍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8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

李德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8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但是，如果红军的突围时间真的按照原计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那么蒋介石发动的最后总攻很可能就不是“扑个空”了。

莫雄和项与年提供的“铁桶计划”情报，在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送到了中央手中。情报的决定性作用，是促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这样描述：“看到这份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难脱身。”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机关直属队共约8万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即便是尚未完全实现的“铁桶”合围，也让红军的突围付出了惨烈代价。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12月1日红军浴血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

突破四道封锁线，红军跳出了“铁桶”，但是危险仍未离开，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被蒋介石看破，一路围追堵截，试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随后强渡乌江，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如果“铁桶计划”的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等到蒋介石完成全部部署，那么长征能不能开始、红军能不能突围，可能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蒋介石的“铁桶”再结实，也终究成了一只“漏桶”。在这只“铁桶”上凿出最大窟窿的莫雄，很明白自己此举是押上了身家性命。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庆幸：“幸而他们（项与年等）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可能连蒋介石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铁桶计划”功亏一篑是因为提前泄密，他也没有怀疑到莫雄头上。不过，红军长征开始将近半年后，1935年春的一天，蒋介石的一纸电令还是把莫雄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份电令让莫雄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没有说出任何因由。莫雄心里没底，找刘哑佛商量对策。刘哑佛考虑少顷，给莫雄分析道：“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只要吩咐你到省城开会，在那里就能抓你，用不着叫你去贵阳。莫大哥尽管放心去。”

莫雄依言飞到贵阳。果然，蒋介石毫不知情，调莫雄到贵阳是给他派了个新差事——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相对而言，还算有所“提拔”，手下的人马升级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

莫雄到毕节上任，把赣北第四区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带了过去，其中包括刘哑佛、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党员。

在毕节，莫雄又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红军，他也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与共产党的友谊。

老朋友

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要通过毕节。“剿共”司令莫雄得到消息，不战不守，带着国民党驻军跑到城外的深山里“剿匪”去了，把毕节城留给红军休整了将近半个月。

莫雄“弃守”毕节实在太过明显，就算不是“通共”，也难逃“畏战”之罪。蒋介石大为光火，下令逮捕莫雄，关到了南京军法处。

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这时候，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联合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莫雄是广东人，出身粤军，在粤系人脉极深。“两广事变”的当口，蒋介石也不能处置他激化与粤系矛盾。

非但如此，莫雄积累的人脉交情再次发挥了作用，张发奎和陈诚出面作保，劝说蒋介石利用莫雄在广东的影响力，派他去两广策反。蒋介石也觉得莫雄还有用处，真的委任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让他去和陈诚商议策反事宜。

结果，没等莫雄动身前往广东，“两广事变”平息。莫雄脱了牢狱之灾，蒋介石不能再找后账，但还是把莫雄从军界踢出，只让他任行政督察专员。

不久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广东亦被侵占。莫雄重获启用，出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莫雄与共产党的往来更为密切，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成了莫雄的上校参谋长。后来莫雄出任“广东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共产党员黄桐华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因为是国共合作抗日，莫雄如此“通共”，国民党反动派也不能公开以此定罪。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表面上已经与共产党没有往来的莫雄，还是上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黑名单。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莫雄被明令通缉。幸而莫雄得到消息，避走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没过几天，身在香港的莫雄就接到了几封请他回广州的信，其中一封是刚刚指挥大军完成广东战役、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亲笔。

说起来，叶剑英也是莫雄的老朋友了。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叶剑英是粤军第二师参谋长，莫雄是该师的一个旅长，两人早有袍泽之谊。

莫雄欣喜地回到广州。一见面，叶剑英就说，南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就这样，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1951年英德土改时，当地农民不晓得莫雄暗中为党工作多年，只知道他是本乡的一个国民党大官，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然后执行枪决。

眼看莫雄命悬一线，他在共产党的老朋友及时出手。抗日战争时期曾并肩战斗的古大存，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主任，闻讯后为莫雄极力申辩。怕自己说话作用不够，古大存又直接给叶剑英打了电话。叶剑英听罢大惊，马上电令“刀下留人”，把莫雄保了下来。

从莫雄开始与中央特科接触、秘密为党工作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0年，很多当年的地下党老朋友，比如刘哑佛、卢志英已经牺牲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还有很多像项与年一样，匆匆一别，再无消息。但是，莫雄和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一直没有被遗忘。

1956年，已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辽宁，“莫雄”两个字引起了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梁明德的关注，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获肯定答复后，梁明德欣喜若狂，马上给自己的老上级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梁明德不是旁人，正是当年敲掉门牙送情报的项与年。

将“铁桶计划”的情报交给周恩来之后，项与年随队长征。途中，他受中央特科派遣，赴上海、江西执行任务。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他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

不久后，项与年重新找到党组织。因为身份曾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

此时，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正好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次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78年，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病逝。习仲勋闻讯，亲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18年后，后人编著项与年纪念文集，习仲勋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

1956年，项与年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阔别30余年的老朋友莫雄。李克农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他让项与年去广州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两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莫雄为人重义，结交广阔，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因此还得了个“五色将军”的外号。而他一生最珍视的，就是与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这个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色将军”，有着最闪亮的红色底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对我一生最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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