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十月革命观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十月革命观
——以1917—1927年的李大钊、陈独秀为视角
李传兵
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在俄国由理论变为现实，也为其他国家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本文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研究对象，解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十月革命观，探讨他们逐步认识、接受十月革命，并对十月革命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行客观评价和赞扬的过程，分析他们关于十月革命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观点进行评析。
一、从旁观到认识、接受再到褒扬——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历程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将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关注到逐步认识、接受再到宣传颂扬，最终将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十月革命后率先在中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对十月革命的旁观和关注思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据有关资料，十月革命爆发当天，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就发电报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此后他还陆续发了几封电报汇报十月革命的相关情况和进展。但是直到11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才接到刘镜人的第一封电报。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也曾于11月13日和15日发电报给北洋政府外交部，报告当地流传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情况。但北洋政府拒绝承认苏俄政权，并宣布召回驻俄公使，了解十月革命的官方途径被切断。
相对政府途径，当时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进步革命群体对十月革命信息的传播更为快捷。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3天即11月10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标题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进行了简要报道。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随后，11月17日上海的《太平洋》杂志、12月6日长沙的《大公报》、12月28日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都对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介绍。
最初，李大钊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态度截然不同。据笔者统计，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在同年3月19日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盛赞二月革命是“自由政治之曙光”[《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宣传二月革命的文章，如《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学生问题》《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自由与胜利》等，从不同方面谈及了俄国二月革命，并对其评价颇高。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一文中，他盛赞俄国二月革命后颁布的政纲道：“吾人于此庄严神圣之纪念物，甚乐为之大书特书，载吾报之首页，以益显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辉。”[《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8页。]并认为政纲“不独足以涤濯俄国多年政界之宿秽，间接且以灌溉世界自由之胚苗。吾华与俄地处比邻，共和新建，尤重蒙其革命成功之影响，而以益固我民主之基础”[《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12页。]。李大钊还认为二月革命对中国来说“关系绝非浅鲜”，“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9—30页。]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大钊除了对十月革命进行一定的关注，以及与友人进行私下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与交流外，他没有立刻进行宣传。[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245页。]除了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提到“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65页。]，李大钊几乎没有其他文章提及十月革命。
与李大钊一样，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和认识的转变也经过了一段时间。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虽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写多篇文章对二月革命进行宣扬，但是他也对二月革命持肯定态度，认为二月革命“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他还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对中国来说很有益处，值得以此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参见《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7页。]
在十月革命爆发近一周年的时候，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依然对十月革命发动的武装起义和以一个政党统一全国的做法持质疑态度。他指出：“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中国那一党人那一派人，配说有普鲁士或萨、长军阀的勋劳和实力呢?……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势力来统一中国，而各派都统一不成;即使一时成功，也断断不能持久;互相统一，互夺政政，争夺不休，必至外国人来统一而后已。所以我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306、307页。]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仍然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提出通过“和平会议”的方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拥护国会和宪法，不过需要进行改革，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参见《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374—389页。]此时，陈独秀仍然没有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将会对中国产生的历史影响。当十月革命发生后，俄国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还认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通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但是这种希奇古怪的外国事，比共和民权更加悖谬，自古以来不曾有过，一定传不到我们中国来，即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将他挡住。”[《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36页。]由此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十月革命仍处于观察和思考期。
(二)对十月革命认识逐步深化并转而进行热情宣传和颂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沉痛灾难，而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苏俄退出一战，给李大钊等人以深刻的印象。随着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逐步深入，他们逐渐开始将十月革命与中国联系起来：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可以建立起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能否借鉴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带着这种想法他们开始肯定并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希望通过研究十月革命，寻找中国的未来和出路。
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关于十月革命的混乱报道和种种质疑，通过对比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不同，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世界将会产生的影响。李大钊认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9页。]。同时，李大钊还强调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0页。]。他还号召人们应该“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2页。]。此后，他又写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大力颂扬和讴歌十月革命。
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也有了重大的转变。他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不久，陈独秀写了另外一篇关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随感录》。文中，他驳斥了那些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称为“过激派”的言论，提出十月革命不是扰乱世界和平的主义。[参见《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510页。]他盛赞俄国是“劳动者的国家”[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并认为中国十分需要“俄国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61页。]。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陈独秀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革命的不同，并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133页。]。
(三)将十月革命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李大钊在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已经注意将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李大钊号召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都应该很深刻地觉悟他们的责任，应该迅速联成“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参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与俄国的仁人志士深入农村宣传社会主义的道理、增进他们的知识分不开的。他将中国革命实际与十月革命经验相结合，提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在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李大钊呼吁青年“速向农村去吧”。[参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22—426页。]
李大钊还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必须深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强调“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陈独秀也主张将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十月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断发展。比如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前途时，就将十月革命作为范例，论述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可能会像十月革命一样，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参见《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502页。]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一文中，在陈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种种真实情况之后，他认为十月革命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进而他提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参见《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陈独秀再次强调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认为“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327页。]。为了强调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陈独秀还曾将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但是十月革命给了工人农民政权，给了工人农民土地与自由，因而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从而保住了革命的胜利。[参见《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因此，他认为十月革命动员工农参加革命这一历史经验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李大钊、陈独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主要观点
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宣传和评价，并对其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作出充分肯定，逐渐形成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主要观点。
(一)充分认可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李大钊多次撰文肯定十月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十月革命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起绝大之变动的原因。[参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9页。]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3页。]
1918年11月29日，李大钊在“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后来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在演讲中，李大钊提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58页。]
在1918年12月撰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所采取的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赞扬，认为它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20世纪的世界将不免为布尔什维主义所支配和风靡。[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68页。]
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又提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人类新纪元的开端，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因此，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75—377页。]
陈独秀也认为，十月革命将会导致“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并认为它将是引起“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448页。]
(二)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李大钊是国内较早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他提出，十月革命不仅是在俄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于像中国一样的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此，李大钊在多篇文章以及演讲中都有所涉及。
李大钊提出，十月革命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将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他因此号召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参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24页。]在北京各团体发起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又提出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26页。]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匈、奥革命、德国革命等的革命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67—368页。]
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李大钊强调：“俄国革命惹起世人的注意，并非单是一国政治变更，实在是世界的革命，是平民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战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61页。]“他们底精神，不止于能维持本国，并可以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64页。]“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67页。]在随后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李大钊高度评价十月革命：“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他的，咒骂他的，欢迎他的，恐怖他的，都不能不认识他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96页。]
陈独秀同样认为十月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陈独秀认为“代他(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者注)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98页。]。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的意义更胜过前者。因为十月革命“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328页。]。在《十月革命与东方》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中国应该接受苏俄援助，“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参见《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541—544页。]
(三)积极反驳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十月革命的错误认识
针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认识，李大钊、陈独秀进行了驳斥。
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认为，不应当对十月革命持悲观态度，而应该“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2页。]。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针对国内一些人提出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是过激主义的提法，李大钊提出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不可一味听信谣言，抹煞它的一切。他还举例论证了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过激主义，说它们是过激主义是以讹传讹、“全然无根”的。[参见《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53页。]
陈独秀在《懒惰的心理》一文中，反对一些人对十月革命的诋毁，他认为，“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大家不想想他在这短期间，除了抵抗内外仇敌及大饥馑，他所努力创造的只应该到何种程度，便无理地责备他的成绩”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76页。]
三、从二月革命拥护者到十月革命宣传者的转变原因分析
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原因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使许多爱国人士受到鼓舞，似乎看到了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的希望。但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作出的不平等决议，引起国内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虚伪的本质。曾对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大加赞赏的陈独秀，此时也说到：“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7页。]“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90—91页。]这表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和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资产阶级民主道路行不通，并最终放弃了这条道路，开始以俄为师，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社会主义潮流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和战后的乱局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严重怀疑与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这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进而将目光转向社会主义。随着一战的结束，李大钊对一战时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加以赞扬：“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细查这派潮流的发源，并不在俄国，乃是在德国。……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01页。]李大钊等人充分认识到了这股社会主义潮流从而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十月革命，并将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及其前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民族独立和富强之路。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十月革命的胜利犹如一盏明灯，给苦苦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他们开始对十月革命深入研究，逐步认识到十月革命对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的重要意义。他们逐步放弃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开始将目光投向苏俄，开始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方案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任务。
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宣传的历史意义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正确认识、宣传与赞扬对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入，特别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介绍、研究和宣传，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十月革命及其指导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信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更多地被翻译成中文，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和报纸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入，他们对十月革命及其指导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也更加深刻。为了更好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地建立了许多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在此影响下，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开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仰，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十月革命的同时，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从一开始就注重探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为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指明了方向。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