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时代之问”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

作者：鲁品越来源：《思想理论教育》 2018-05-05 4607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鲁品越

马克思的“时代之问”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

人类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为什么德国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以至于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全世界都纪念这位伟人？为什么在1999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定,马克思被评选为排名第一的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科学地回答了现代社会的“时代之问”，从而给人类历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这集中体现在他最主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他的整个生命实践了他在17岁时中学毕业论文中许下的崇高志愿：“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今天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理解他的伟大著作的核心思想与宗旨，首先一定要理解他所回答的“时代之问”。

一、紧扣历史的脉搏：马克思的“时代之问”

马克思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扣历史脉搏，以超凡的理论直觉感受到他那个时代掩藏在层层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发现和回答了这些“时代之问”。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时代之问1：“日不落帝国”崛起和资本增殖之谜

疆域约相当于我国四川省面积的一半，当时人口大约2000万的英国，历史上并不起眼。“威尼斯大使指出：1640年，‘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2]然而到了18世纪，它成为全球生产力最先进、军事上天下无敌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派出区区一万人的远征军入侵GDP居世界第一的大清帝国，竟然能够横冲直撞，致使80万清朝政府军节节败退，最后清朝政府割地赔款。马克思在美国《每日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精辟分析了中英鸦片战争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英国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当时的“时代之问”。无数人研究了这个问题，而马克思找到了最深刻最彻底的答案。

直接地看，英国崛起是因为它发生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和坚船利炮，中国之弱在于器物文明上技不如人。大清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正是持此见解，于是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发展器物文明。但是这并没有使大清帝国真正强大起来，洋务运动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不得不收场。这说明器物文明固然重要，但并非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应当在于能够产生这种器物文明的社会制度。

于是，许多人认为英国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制度，中国由此发生了效仿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的“戊戌变法”。然而，这触动了封建贵族的“奶酪”，变法百日而终。和平改良行不通，于是发生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式民主政体。然而这不但没有带来中国的崛起，反而使中国政局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与割据，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依然如旧，陷入国弱民穷的深渊之中。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施“宪政”。当初英国也并非先有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才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英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之后，历经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才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因此，把英国崛起的原因归结为“宪政”，实际上是因果颠倒。

在马克思之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通过对比西班牙与英国的崛起，认为国力并不取决于财富数量，而取决于生产财富的“生产力”。西班牙商人用海盗式掠夺来获得金银、贩卖黑奴来赚钱，虽然盛极一时，但却由此丧失发展生产力的机会，最后在大国崛起中黯然失色。而英国资本家则用原始积累的资本兴办纺织业与制造业，用产品占领世界市场，才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李斯特由此得出结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3]国家必须用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来保护本国弱势生产力和组织资源发展新的生产力。此说有道理，但并不深刻。当初的大清帝国也有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也曾经用来保护过本国弱势生产力，搞洋务运动兴办实业，但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英国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定是这种生产力被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动力，它使社会生产力永无止歇地追求发展扩张。

马克思发现，这种注入到生产力中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资本”(Capital)一词起源于“牛头”，意指能够生产财富的财富。“资本”这头能够产奶与繁殖的“牛”，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实现增殖。那么如何使财富成为作为活财富的“资本”？资本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这个“时代之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

这个“时代之问”正是“资本繁殖之谜”，是《资本论》要回答的第一个“时代之问”：为什么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社会生产力能够迅速扩张和发展，像英国这样的“日不落帝国”由此崛起？资本的巨大增殖能力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马克思面临的这一“时代之问”，也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问”。当今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中国更面临着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就要求站在当代实践的立场上，学习马克思，回答这个“时代之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在社会主义总体方向下引进资本，正是对马克思伟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时代之问2：为什么资本发展的盛世反而导致劳动者贫困——两极分化之谜

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上来看，比上述“时代之问”更深刻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究竟给人民带来了什么？19世纪的英国国家实力日趋强大，资本家从全世界赚得盆丰钵满，然而带给劳动者的却是人间地狱！这是个令人困惑难解的“时代之问”。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这一事实：资本扩张使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而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其唯一出路是被资本雇佣，成为产业工人，劳动者“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5]大量的无产者涌入城市，居住环境极其恶劣，而资本家“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的厄运。到那时，他们至今还保留的一点东西也将被彻底剥夺”。[6]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那时代的妇女儿童身上。《资本论》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揭露童工的悲惨境遇，指出资本家特别喜欢雇佣童工，因为童工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工资只是成人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是十分之一。每天持续劳动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7]这样的事例不胜其数。

可见资本“盛世”却是劳动者的人间地狱。马克思指出：“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8]资本为什么在带来生产力迅速积累的同时，带给劳动者的却是贫困的积累？这就是马克思所要回答的又一“时代之问”。

这也是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的“时代之问”。表面看来，世界各国对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如转移支付、慈善募捐之类，但是此等现实比起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增无减。一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拉大，这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上，而且表现在生态环境上;二是各国内部富人与穷人的两极分化日趋严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资本的收益率在正常状态下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因此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是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了“99%的穷人对1%的富豪”的斗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在1976年到2007年间，最富裕的1%的家庭能够得到整个经济收入增长的58%，而其他99%的家庭只能得到全社会收入增长的42%，其中的穷人所得更是微乎其微，甚至不升反降，由此导致内需增长的彻底丧失，产生了由贫富分化引起的一系列经济断层线。[9]这种产生当今社会贫富和生态环境上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马克思当年的“时代之问”的意义所在。

时代之问3：经济繁荣为什么反而引发危机——资本逻辑之谜

同样按照“常理”，财富生产得越多，社会就越稳定，经济发展前景也就越好，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是因财富生产不足引起的。但是1825年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却打破了这个“常理”，生产力迅速发展却引发了危机！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资本迅速扩张，经济形势一片繁荣。繁荣的经济鼓励越来越多的工厂扩大生产，结果造成了产品积压，资金无法及时回笼。一些嗅觉灵敏的投资人开始抛售股票。终于到了1825年7月，英国股票行情忽然猛烈下跌，启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衰落的多米诺骨牌。企业因产品过剩而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工资大幅度降低，社会购买力进一步萎缩，引起更多的工人失业，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经济危机。以此为开端，此后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资本论》第一卷以棉纺织业为例，列举了一次次经济危机，并作出如下概括：“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10]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曾经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纳入到增进公共利益的轨道上。然而，这只讲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则是通过刺激资本扩张，导致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导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危机？它的发生根源是什么？它会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马克思面临的又一“时代之问”。

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时代之问”同样也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时代之问。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曾经实现了连续20多年的繁荣，许多人欢呼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滞胀和其后的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特别是2008年暴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至今还未走出阴影。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其未来走向，仍然是我们当代人类面临的巨大的“时代之问”。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这个“时代之问”。

时代之问4：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国家权力之谜

文艺复兴之后，在宗教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西方世俗国家，总是以公正和理性自居，自称代表着符合人类本性的天然法则。然而，马克思从活生生的事实中发现，这些国家机构并非所谓“正义”的代表。1842年，青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参加了关于林木盗窃案的法律辩论。莱茵省议会要把穷人迫于生计而捡拾枯树的行为当作“盗窃”犯罪行为，马克思愤怒地讥讽道：“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在这样的法律中“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11]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正是这场辩论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从此决心投入到对法律和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关系的研究中。“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12]而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正是马克思面临的“时代之问”：这就是法律和国家行政权力，围绕着法律和行政权力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掩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

马克思当年面临的“时代之问”，同样是我们当今时代面临的“时代之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用“普世价值”标榜自己“站在人类道义的至高点”，将其制定的法律与政策奉为人类正义与自然法则的化身，以此统治本国人民，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些西方国家权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时代之问”。

二、《资本论》：马克思对“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

马克思毕生的著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就是对这些“时代之问”的科学解答。马克思把上述“时代之问”作为一个整体，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全面、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活生生的“管用的”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体系，其最根本的核心观念包括以下四点，可以说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强调理论的根本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要使世界朝什么样的方向改变？这就必须持有特定的价值立场。所以，在回答“时代之问”时，价值立场无可避免。马克思确立了以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一方面归根到底是说，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而改变社会的目的也必须是为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对此马克思毕其一生坚定不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第二，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最根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实践，也即劳动者的劳动。这是因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3]因而人们生产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实践(简称物质生产实践)就是整个历史的基础，其他创造历史的活动——如思想文化、政治军事活动等，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

第三，创造历史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具有二重性，既是人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物质过程，也是生产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社会过程。于是，由人类劳动生产的产品也就具有了二重性，既是自然物质本身，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媒介，商品二重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马克思高于其他一切学者和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透过表层现象看到了社会本质，透过社会中物质的自然形态，看到它所负载的社会关系，由此发现了支配历史的客观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能够透过表面的财富现象发现这些现象背后支配财富的社会关系力量，由此演绎出丰富复杂的人间万象。而这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们的劳动，由此揭示了上述所有“时代之问”和“历史之谜”的谜底。

由此，劳动二重性原理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物质过程，同时也是创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社会过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二重性表现为：劳动既是创造物质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创造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的抽象劳动。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出了它的产品——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既具有由其自然物质性质所决定的使用价值，也具有人与人之间市场关系的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相互交换的商品的价值通过对方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由此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价值通过物与物的关系——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市场交换过程导致货币的发明，它使所有商品所负载的社会关系——价值，通过社会约定的货币符号表现出来，这种货币于是成为一种通过市场支配资源的权力，由此形成了一个市场权力体系。货币的流通使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市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用货币占有了作为劳动条件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不断失去生产资料。于是，一种支配劳动者的市场权力——资本出现了。马克思由此找到了现代社会一切经济现象的产生根源——由劳动价值转化而来的资本，找到了打开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钥匙。

第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上述过程产生的是经济权力，它归根到底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而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所占有。这种经济权力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精神权力与政治权力，因此必然要形成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因此，马克思在回答上述使他苦恼的“时代之问”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由此得到了一系列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2.马克思对“时代之问”的科学解答

马克思正是通过由此形成的资本权力体系来解释上述“时代之问”，解开了现代社会的历史之谜。

一是资本繁殖之谜：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迅速崛起的？资本的巨大增殖能力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原来，资本这头能够产奶与繁殖的“牛”，不是作为自然物种的“牛”，而是“社会之牛”，它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实现增殖。因此，要使财富成为作为活财富的“资本”，关键是使财富负载着特定的社会关系。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财富是负载着封建关系的“死财富”，而英国的财富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活财富”，也即“资本”。“死财富”再庞大，只会不断消耗而萎缩;而“活财富”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扩大再生产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由此产生分工协作、机器取代人的劳动等质的变化，扩大再生产还要开拓新的产业，由此产生由一系列产业所组成的庞大产业链。而新增的财富又需要新的原材料，需要开拓新的销路，于是向海外扩张，产生了国际性贸易链等。这就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发生产业革命、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原因。

二是破解劳动者贫困之谜：资本越是扩张，经济越是发展，带给劳动者的为什么反而是越贫困？原来，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扩张的过程，乃是资本通过支配劳动者、支配生产要素而消耗与吸收“自然力”的过程——包括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由此造成三种自然力的枯竭和贫困。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追求自身积累必然产生出劳动者贫困的积累，资本越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增殖扩张，必然越有力量压低劳动者工资和支配劳动者劳动，形成价值分配上资本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二是资本积累必然不顾一切地吸收“自然界的自然力”，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贫困”，这种贫困最后还是集中在劳动者身上，使劳动者处于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中;三是资本积累必然不顾一切吸收“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也即将人视为纯粹的生产工具，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来组织生产过程，使人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贫困、精神交往世界的贫困。这种贫困集中于劳动者身上，使人变成机器的附庸。马克思由此深刻地指出了资本在带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劳动者的贫困。

三是破解了经济危机之谜：资本主导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自动调节供求关系的平衡吗？为什么会产生生产过剩引发危机？这归根到底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所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断层线导致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远远小于资本的增长，必然造成资本循环中断，由此形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这是资本的自我否定的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根源。而这种危机总是在预先感知实体经济循环困境的资本市场率先发生——传统的经济危机由股市崩盘拉开序幕，而当代经济危机则以金融衍生品市场失序为导火索。

四是破解了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之谜：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什么？它们的强大力量从何而来？不是来自基于抽象人性论的“社会契约”，不是来自作为所谓“普世价值”的“天然法则”，而是由劳动者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负载于物质财富的社会关系力量。这种社会关系力量一旦被某个社会阶级所占有，便会通过支配物质财富而形成支配劳动者的权力体系，由此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5]

在破解上述历史之谜的基础上，马克思破解了人类未来社会之谜，回答了这样的“时代之问”：资本主义将导致人类社会走向何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巨大的扩张能力及其内在矛盾导致的自我否定必然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它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将是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当代人类的必然选择，因而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就是伟人马克思对他所面临的“时代之问”的回答，也是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的“时代之问”的回答。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回顾他对这些“时代之问”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英]约翰·吉林厄姆.克伦威尔[M].译者：李陈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63.

[3][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译者：陈万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0.

[4][1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591，33.

[5][7][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6，283、305、452、569、57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