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自由主义抹杀和否定五四运动的革命爱国传统

警惕自由主义抹杀和否定五四运动的革命爱国传统

梁  柱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新起点，是爱国主义的盛大节日。正因为这样，对五四运动传统的界定和阐释，就直接关系到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及其所显示的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基本看法。近些年来，一些人竭力否定五四运动爱国的、进步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0年前一位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他对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认为这不仅是今天的北大实际是中国应该加以“复兴”的“最要紧”的传统，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当今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此说一出，跟进者不乏其人。有些人称赞这是“第一次破题”、是“发出自由主义公开言论的第一声”，致力于把自由主义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说成是五四以来的主流。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抹杀和否定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这是涉及对近代中国革命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涉及当今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根本原则问题。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卖国政府的腐朽统治，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以任人宰割的，从而在近现代历史上为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树立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反帝反封建的光辉榜样，并培育了优良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它正是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姿态，成为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爱国主义的一个新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首先否定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根据自己历史发展的特点，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概括为北大的传统，这不仅反映了这所大学的历史特点，也表现了五四传统的深刻内涵。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认为爱国是所有学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为了把自由主义传统说成是主流，连爱国的传统都要加以否定，这是十分荒谬的奇谈怪论。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国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百年北大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爱国传统，就反映了这样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一，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当时进步青年学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从三·一八运动到一二·一运动，都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斗争的锋芒始终对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的方向一致，从而为中国青年运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二，把爱国主义斗争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统一，走历史必由之路。我们知道，不同的时代条件，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注定了他们演出的是一出悲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则比较自觉地同民主主义的理想相结合，并取得推翻封建帝制这一历史性胜利，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结局及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历史表明，只有当爱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获得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与目标——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获得的理性认识。从以上不难看出，五四运动的爱国传统，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的，对后人富有启迪意义。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所以讳言爱国传统，惧怕这种爱国传统所揭示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因为这样做，就要暴露所谓自由主义传统的反历史的本质。这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论者、西化论者连爱国传统都要加以否认的深刻原因所在。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伟大的反对旧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时期的历史表明，思想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先导，不断深入的政治斗争又进一步推动新思想的传播。当时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舞台上所涌现的众多的代表各种文化政治思想的社团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多角度地探索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的真理。各种文化政治思潮和救国方案，经过比较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改造提供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的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成为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前述能够把爱国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思想条件。

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还进而竭力否定五四运动进步的、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否定传播、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们说，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这真是越说越糊涂了。既然都是作为中转站和发祥地，为什么偏偏自由主义能成为北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呢?这种偏见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无知，而是他们要求自由主义化中国的—种自觉。我们要问，在当时确实存在的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么是代表北大、代表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呢?这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作出正确的回答。

五四时期的中国，风云际会，各种社会思潮活跃。但在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这时李大钊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说，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议会民主为特征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他的唯民主义主张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应当承认，任何思想家都只能依据历史所提供的舞台进行活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唯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但在客观上失去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就预示着新的历史转折将要到来。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感觉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也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确实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彷徨和苦闷，既表明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政治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钊通过自己深沉的观察和思考后说：“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灵”，“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这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与正确的回答。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在这时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日益觉醒这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外，还应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形式表现出来，“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接连破灭，“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陷入彷徨无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不得不开始新的探索。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本来，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陈独秀在1917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现在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大国成为现实，这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人类历史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启迪了他们对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五四运动后90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使它能够在五四时期众多的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并在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所揭示的这一理论为客观实际所需要并与实践相联系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工作中就已有了初步体现，这主要是：其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世界观加以运用的。在他们的传播工作中，已经开始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初步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新的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比如，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近代中国革命渗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实现的。其二，在早期传播工作中，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批判的精神。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程中也充分表现了这个特点。像李大钊在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特别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系统介绍，而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在批判各种旧的唯心史观中确立起来的。他在考察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时坚持革命的主张，遭到了实用主义者胡适的非难，说李大钊的主张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种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扩大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描述的：“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其三，在早期传播工作中，李大钊就对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命题做了最初的表述，并提出了共性应与个性相结合的精辟思想。他在回答胡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诘难时，明确提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他强调要把“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不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提出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已为今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所证明；这个思想的价值还不仅在其本身，更在于它所反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可贵的探索。所以，近代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和改变的历史事实。

把自由主义说成是五四的传统，他们主要的依据是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民主和科学思想。须知，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有五四前期和后期的区别，他们所依据和迷恋的只不过是已被历史所发展、所代替了的旧的口号、旧的要求，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民主和科学作为鲜明的纲领性口号提出，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1915年9月，陈独秀在他独力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声称科学与人权(即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以义无反顾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批判与它们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这场以传播民主和科学为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无疑都超出了其前辈。

然而，在五四前期所传播的民主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就连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从民族独立的强烈欲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他猛烈抨击了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又把“民权旁落”的原因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狯者窃权”。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革命主张，但却找不到使之实现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大钊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给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口号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发生了合乎新的时代要求的变化。从原来企求以民主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变为现在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并把争取民主同社会主义联接在一起。

这一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明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划时代的意义，初步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赋于民主口号以新的时代内容。李大钊透过当时反动派欺骗宣传的迷雾，在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敏锐看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把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革命作了比较，明确判定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迥然不同的性质，说“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认为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预见到“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并由此看到了建造新中国的一线曙光。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往后，他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科学地区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步骤，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但是对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确是使原来民主的口号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而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说时，李大钊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从经济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中，他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现在的世界，还然是强盗世界”，引导人们把斗争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地区“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揭露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统治的靠山，是中国政府的操纵者。李大钊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连接起来的思想，正确回答了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指出了实现的正确道路。再者，阐明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热情歌颂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认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这时他已抛弃了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在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阐发了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观点，特别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联合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开始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代替“资产阶级代议政治”的提法，要求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他后来在论述平民政治时，明确指出：“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经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而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政治。

这样，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民主主义转变。这一变化，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李大钊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赋于民主以新的时代内容，而且还在中国的科学领域，初步建立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的内函。

民主和科学是相互联系的。在五四前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所讲的科学，还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并运用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发的唯物论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条等唯心主义作斗争。如果说，这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那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

李大钊是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他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严重存在的唯心史观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在传播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他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作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隋状的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他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因，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以进步的人民造成”。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因而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这一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进而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传播，使我国的历史学逐渐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革命实践斗争。他认为，“凡一时代，若经济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化”。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第一次对五四时期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2000余年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适应中国2000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这是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他特别强调，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产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工人阶级必将通过对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李大钊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时，对于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证和表述。还在五四前夕，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说： “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中，又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五四以后开展李大钊与胡适派的争论，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大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能随之解决。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当时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由上可见，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已经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使社会科学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

民主和科学口号在五四后期的发展和质的变化，反映了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今天仍然要把自由主义作为五四的传统要求人们加以实现，就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历史的要求。

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于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它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在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针对美国政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的幻想，指出：他们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到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历史的结论。由此可见，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

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实际上有财产约束的竞选制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更有论者还以20世纪中国的评判者自居，公然说：“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九曲黄河终归大海”，现在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他们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并不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清醒的认识。

如上所述，五四运动之前近80年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在客观上都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而五四运动之后90年的历史发展又证明，只有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为实现国家富强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中国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成就。如果今天抛弃这一切，去接受被他们认为“最好、最要紧”的自由主义的圈套，其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的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这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逆向发展的要求，是要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来。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扬五四爱国进步的革命传统，自觉地抵制自由主义的说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伟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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