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余  斌

原编者按：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中国一切错误思想和思潮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所有的这些错误思想和思潮都必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当前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源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恶果。本文把伪造历史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种定义，把唯心主义历史观称为第二种历史虚无主义，把僵硬的也就是非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包括抽象的经验主义历史观即从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人出发的历史观，称为第三种历史虚无主义。每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只对应其中的一种定义。有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是可以同时符合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定义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论战，敢于亮剑。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对此，他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2]当前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不少批判，但其中一些批判由于其作者并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因而批判并不到位，甚至企图和稀泥。因此，有必要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进行一次梳理和深化。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同含义

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首先需要弄清它的定义。目前，历史虚无主义存在多个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多数都没有全面把握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不适合或不能准确地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其中一些含义甚至是不正确的。

有人考证，在新中国，最早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对民族文化遗产否定的态度。后来又特指对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的不公正、不客观、不科学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经历了由虚无民族传统文化到虚无党的领袖、虚无历史和文化的过程，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也越来越明显。[3]

有人指出，虚无主义者把不合理性、无法诉诸科学方法处理的东西统统视为“无”。而崇尚这些东西的那段历史也就势必被虚无化。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必然产物，是启蒙思想的必然逻辑。[4]还有人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诸多史学理论的引入，史学家们在历史研究中不再刻板地套用唯物史观，而是逐渐转向了历史编纂学，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解释框架和部分提法也受到了挑战。可以说，当前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别的，而是特指对唯物史观的质疑。[5]

有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来自后现代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中叶，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确定性，而只有模糊性、间断性、散漫性、不确定性、无序和凌乱、反叛与变形等。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史学领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影响主要表现为否认客观的历史真理的存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6]

有人提出，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流派，历史虚无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具有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是否定最高价值、重塑新价值的过程。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则是要抛弃既有的历史判断逻辑和评价标准，全面解构既定的历史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解构“历史符号”来解构“历史”、进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及整个思想文化体系。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否定当下历史合法性的借口。[7]

有人从西方学术的角度把历史虚无主义分为四种理论形态：古代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论、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事实虚无论、现代实证主义的历史价值虚无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本质和规律虚无论。古代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论把“上帝”和“英雄”的故事看作是真实的人类历史，而劳苦大众没有历史；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事实虚无论用人的理性代替了神性、人的历史代替了上帝和英雄的救赎史，但用理性原则编排历史事实；现代实证主义的历史价值虚无论的核心原则就是“价值无涉”，因为价值不能被实证；后现代历史虚无主义敞开了历史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大门，历史本身、历史事实、历史价值、历史本质和规律全部虚无化，最终全面彻底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8]

针对一些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是史学领域的一个流派，是研究工作的一种“理论创新”和“范式转换”，是一些学者的“一家之言”的看法，有人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并非虚无所有历史，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和否定的主要是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革命领袖们的功绩，是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虚无并竭力加以美化的则是一切与上述历史活动逆向而行的事件、人物和思潮等。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位不在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领域。[9]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应当关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宣扬并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思潮。这种历史观简单粗暴、主观臆断、东拼西凑、凌乱不堪，既无严谨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科学的研究态度，至多是一个个如何虚无历史的“主意”，还够不上一个“主义”的学术理论标准。[10]

有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唯心史观指导下各种解构历史观点的总称。在研究立场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建立一种超阶级的新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主要观点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告别革命、重新反思历史及其领袖人物；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主张用人性分析的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11]

有人指出，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消解和解构历史，否认一些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强调历史是一种可以随意涂鸦的“空”或“无”。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规律的逻辑展现；而历史虚无主义则认为，历史是某些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人出于统治目的的需要而对某些事件和认识的选择性组合。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这种缺位本体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本体论。这种观念没有正视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看到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等结构性因素对历史事件的情境性影响。[12]类似地，有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主观主义认识论的表现。正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脱离客观实际情况去认识历史，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夸大个别现象而否认本质，孤立分析历史阶段而否定整体联系，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个别现象来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不会得到关于历史的正确认识，也就不能够找到历史规律，这种认识实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对新的实践毫无指导意义。[13]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自己的历史虚无主义观，诬称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阶级斗争决定论”；诬称唯物史观主张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分析阶级和阶级关系是“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诬称唯物史观否定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诬称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是“历史终结论”等等，由此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反加在唯物史观头上。[14]例如，有人提出，“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上也源远流长。自19世纪末以降，一百多年来它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根基，穿着‘革命’的外衣，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根源之一。”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认识体系“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务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它自信地宣布，从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好的事物，充满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阶级斗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后才会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被彻底抛弃，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15]甚至有人提出，根本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们是脱离实际和无法实现的。[16]这些说法体现了一种想要把水搅浑，把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论变成一场混战的意图。它们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名义“虚无”马克思主义，进而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否定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17]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8]马克思也提到，“为了辉格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麦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19]。由此可见，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之一是伪造历史。

不过，伪造历史并不是从资产阶级开始的。在中国古代，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搞“为尊者讳”就是在伪造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恩格斯指出，“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20]如今古希腊的文明也被认为是近代伪造的。不过，相对以往社会对历史的伪造，资本主义社会对历史的伪造更具普遍性，从而历史虚无主义才泛滥开来，成为一种思潮。

伪造历史也是当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非常重要的表现。例如，有人声称：“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意为共产党的抗战作用微乎其微，抗日主要是蒋介石领导的“国军”。但是，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仅1941年一年中日军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军战死2352人。其《华北治安战》中所记录的华北几次战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就消灭了日军1973人。这同样不是851人的说法。[21]再例如，香港出版的由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一书声称，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但是，山东大学孙经先教授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逐一进行查证和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比如，《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等等。[22]

对此，我们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种定义就是伪造历史，无论这种伪造是无中生有，还是化有为无，或者改变数量和细节，并简记为历虚I。

近些年来的一些翻案文章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都离不开这种伪造历史，特别是在细节上伪造。例如，有人为蒋介石翻案，认为要基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来“正视”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改正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些“不公允”的评价和提法，并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问题，而与政治无涉。[23]然而，两岸和平发展不是政治问题吗？从两岸和平发展的考量出发，又怎么可能与政治无涉呢？而随着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上台执政，这种考量本身也显得十分可笑和可怜。翻案者对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之过的评价，只提及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其他时期都是功，尤其是自1937年起的所谓领导抗战更是大功，并声称蒋介石这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翻案者甚至指责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存在过于简单化、教条化的弊端。

但是，翻案者的这种功过划分才是真正的简单化和教条化。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并不比黎元洪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更积极。翻案者抹杀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的历史事实，抹杀了国民党内抗日势力发动西安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所导致的逼蒋抗日的历史事实，抹杀了蒋介石搞摩擦和特务活动消弱抗日力量的历史事实，抹杀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在后方紧吃和贪污军用物资的历史事实，抹杀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只是在1941年其美国主子对日本宣战后才跟着宣战的历史事实，抹杀了抗战之初，国民党军有将近300个师而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只有3个师，但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消灭的日伪军却不比国民党军少的历史事实。这种抹杀正是历史虚无主义伪造历史的一种表现，又怎么能说翻案者给予蒋介石、国民党的评价是客观的，而与历史虚无主义无涉呢？事实上，蒋介石之所以能够“领导”抗战，恰恰是因为他拥兵自重，消极抗日。大家其实是害怕把他逼到日本人那一边去，重蹈当年把吴三桂逼到满清那一边的覆辙，或者引发中国大内战而让日本人像当年满清占领全中国那样，才不得不“拥护”这个“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代表者的“领导”。

马克思曾经提到贝克尔的一封信对“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日内瓦暴君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这封信指出，法济先生“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24]而蒋介石无疑比这位法济更恶劣，他的“功绩”如果有，也不过是做那些他不能不做的事而已。

有人指责共产主义是脱离实际和无法实现的，从而是历史虚无主义。但是，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以明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25]因此，上述指责本身才是伪造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就像《资本论》中关于级差地租的定义并不只有一种一样，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也不只一种。除了伪造历史之外，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两个重要的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6]由此，我们把唯心主义历史观称为第二种历史虚无主义，并简记为历虚II；并把僵硬的也就是非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包括抽象的经验主义历史观即从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人出发的历史观，称为第三种历史虚无主义，并简记为历虚III。

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抛弃原有的唯心的历史判断逻辑和评价标准，是虚无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坚持唯心的历史判断逻辑和评价标准，包括所谓的“人性”标准和超阶级标准，甚至把历史看作某种设定好了的客观规律的逻辑展现，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正如“上帝死了”并不就是陷入虚无，只要能够从此回到人本身就好。相反地，坚守上帝不死，才是虚无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27]因此，如果是回到这种“标准”的“人性”上，同样是陷入唯心主义的虚无。可见，从神回到人并不就摆脱了虚无，如果没有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不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从而没有回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也就是人本身上来，那么就仍然是虚无主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反对唯心史观的一些僵硬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

例如，有人说，对形而上学理想的追求本来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表现。当理性的超验对象被当作是虚无缥缈的幻觉的时候，上帝、道德、价值、自由、美德、人类的幸福和理想被驱逐出理性知识的殿堂，灵魂失去了精神家园，生命失去了意义，我们没有了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形而上学有它的局限性，但完全彻底地否定和抛弃形而上学是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在扬弃形而上学的同时，把形而上学的理想从虚幻的天国安置在坚实的现实历史的土地上。劳动大众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有信仰，马克思唯物史观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地否定形而上学，而是通过扬弃形而上学，为无产阶级乃至人类的幸福和解放，确立了一个建立在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信仰。[28]这其实就是在批判历虚II的同时陷入了历虚III。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29]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怎么可能给形而上学留下半点空间呢？在辩证的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那里，道德、价值、自由、美德、人类的幸福等等的内涵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内容，又谈何精神家园的失去？当然，价值内涵的变化不等于要否定价值判断，因为这种否定意味着存在不变的“无价值”，这种形而上学思维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信仰也远不是以往的那种宗教信仰，它不需要人们去崇拜、去祈求。“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0]

在这里，我们给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只对应其中的一种定义。有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是可以同时符合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定义的。例如，有人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31]这种观点抹杀了原始共产公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其对马克思的观点说明掺杂了不是马克思的而是其本人的错误观点，符合历虚I，但是，它在看到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化之后，拒绝历史会向非资本主义的下一个社会阶段发展，企图使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又符合历虚III，而它从人的本性的堕落而不是经济关系来看待阶级社会，又陷入了唯心主义，从而又符合历虚II。

再例如，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该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不该发生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运动，更不该发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近现代中国人民应该对外向列强俯首称臣，对内向代表腐朽、落后生产关系的旧势力妥协。那样，中国就会有一条比今天更加“辉煌”的“光明大道”。[32]这种观点，一方面把分析建立在脱离历史条件的唯心主义假设上，符合历虚II；另一方面，又抹杀了没有发生相应革命运动的印度人和印第安人的远远谈不上“辉煌”的历史结局，符合历虚I。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沦落到印第安人的绝境，也就在于中国人民保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敢于革命和不妥协。在这里，决不能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与西方近代文明传入中国捆绑起来。毕竟没有中国对西方的入侵，西方也获得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科举制度等文明成果，而且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也没有响在中国的国土上。

事实上，许多崇尚改良反对革命的观点都是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它们一方面以唯心的假设来反对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符合历虚II；另一方面，又抹杀了改良过程中的流血和残酷，符合历虚I。要知道，在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为了把被驱逐出农村的无产者赶进资本家的工厂，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000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33]另外，由于压低工资，爱尔兰工人吃不起面包，只能以马铃薯为生。结果1847年由于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在爱尔兰引起了大饥荒，“在这次饥荒中，有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进了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34]

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中国一切错误思想和思潮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所有的这些错误思想和思潮都必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当前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源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恶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修改了原有的经济制度，重新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转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来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对“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35]的一种纠正。为了推进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我们党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大力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倾向，即“左”的和右的倾向。其中，“左”的倾向主要是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回到一度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而右的倾向则是贬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鼓吹资产阶级启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由于我们党采取了主要是防止“左”的策略，“左”的倾向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右的倾向没有很好的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泛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犯的早已得到纠正的错误被夸大，而历史功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被贬低，中华文明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标记为黄河文明而虚无化，西方文明主要是其资本主义制度被标记为海洋文明而大肆吹捧，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虽然后来中央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动乱，处理了一些人，但其恶果仍然流传了下来，并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而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流行开来。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私有制经济得到了毫不动摇的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提升了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以及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即“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的要求，而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政府的积极作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或妨碍了这种自由，因而，也就必然会在一些人士那里产生对否定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需要。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还能同时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分裂中国的需要，从而得到了包括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在内的境外各种包含政治意图的基金或明或暗的支持，于是，在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的推动和个人私利的驱动下，“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就在中国泛滥起来。

此外，由于在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存在过于强调招商引资而忽略本地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问题，从而在思想和舆论上出现了“急资本之所急、想资本之所想”也就是站在资本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现象。现实的经济生活也开始以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为原则，而“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36]，出现了“一切向钱看”，否定传统价值的思想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37]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遗毒至今的后果就是在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大量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甚至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出现鼓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和“两党制”的内容，同时由于要求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把它作为学术最高水平的体现，以及把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接受至少一年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教育作为评聘正高级职称的门槛，这就更加促进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很多人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完全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全无法理解辩证的唯物史观，从而即便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这些人也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者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他们自辩“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甚至把“小资产阶级左倾”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却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属性，没有也不敢公开吹嘘自己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以超阶级自居。但是，列宁早就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38]相反地，法国皇帝“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39]事实上，在一些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没有公开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一些和稀泥的人甚至坚持错误观点和立场的人反而被提拔重用，也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一个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40]今天一些人为了“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也不惜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例如，他们大谈“两个决不会”来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怀疑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实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有人企图以此论证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从而资本主义决不会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还不成熟，从而也决不会出现，进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偶然性错误的结果。但是，既然强调的是“决不会”，那么当“决不会”的情形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时就恰恰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建立，就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上述“两个决不会”之后紧接着写了如下的话：“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2]这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且“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这也表明，指责“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是不能成立的。且不说未来不是终结，过去和现在才是终结，马克思之所以只提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提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显然是因为后者超出了当前人类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只有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至少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后，才能够把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作为任务提出来。

再例如，有人宣称，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企图以此把共产主义虚无掉。其依据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所谓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在此人看来，这是恩格斯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此人认为，这93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都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但是，此人在这里有意地断了章，掐头去尾，并没有把这段话引用完整，事实上，恩格斯在这段话的后面紧接着是这样写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43]而在此人所引用的那段话的前面还有这样几个字和标点符号：“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44]。

那么，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又是哪本书呢？它不是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书，而是恩格斯早在1844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换句话说，如果恩格斯在1886年有所反思和否定的话，那么，他反思和否定的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之前的东西，而决不是这三大名篇。恰恰相反，恩格斯在此人所引用的同一个自然段中指出，“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45]

实际上，被此人声称在1886年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恩格斯，在1894年明确地写道，“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46]

在早年的书中，恩格斯曾经认为，“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47]这里所谈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当时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而到了1886年，恩格斯恰恰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这种踢开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单独革命难道不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吗？恩格斯又怎么可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可能否定后来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呢？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得以泛滥的又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没有好好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者读得太少，还是“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而有些人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当前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贬低毛泽东。而马克思所审定的一封给报社的回信曾经指出：“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伟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48]由此可见，大量的不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去妄评毛泽东，企图拉低伟人，抬高小人，以适合自己的低级趣味和自我标榜，是这一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错误地理解了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从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敢亮剑，甚至由于怕引起争论，而不敢公开地进行正面宣传，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例如，近年来在有些纪念和论述抗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和材料中，竟然出现了不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和疑惑。这样的现象对党的思想教育极为不利。同时这样的做法也很容易导致政治上和舆论上的不安定。人们会怀疑，这是什么原因，是谁的意思，会不会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变了。如果这种政治氛围长期延续下去，那么当有人攻击领袖毛泽东、攻击我们党的历史的时候，群众也就不会勇敢站出来维护了。即使出现大的风波，也可能会出现苏联那种“没有一个是男儿”的政治冷漠局面。[49]实际上，邓小平的原话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50]他还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1]也就是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前提是“看准了”。而“看准了”自然是指在理论上有把握了。从而这个“不争论”只是从实践层面来讲的，不等于在理论也搞“不争论”。如果理论上看不准，盲目实践是要交惨痛的学费的，前苏联的亡党亡国就是鲜活的例子。

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中国有句俗话，叫谣言止于智者。这是因为，智者能够实事求是，通过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来识别谣言。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消灭了851个日军的谣言，就很容易识别。因为它意味着日本鬼子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居然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或者说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作战中害怕死伤，否则日本鬼子从国民党军手里夺取的广大占领区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大面积成为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呢？它也同样无法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如何从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的，其所需的全部军用物资在国民党军的封锁下又来源于何处？马克思指出：“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52]。显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论战，敢于亮剑。只有通过论战，我们才能更好地从矛盾的陈述中把历史事实清理出来，从而做到“实事”二字，也同样只有通过论战，我们才能在“求是”的过程中确立真理。

坚持实事求是，还要敢于承认问题、敢于批判错误，并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地分析问题和批判错误。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3]在今天，理论要彻底，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在教育领域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力度，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政治学习，而要把它看成是人类文明最高成果的学习。有人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其实，大学之大，既不在大楼，也不在大师，而在于学问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的大学问。也只有这样的大学问才能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曾经提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54]其实，在私人利益的左右下，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学而且在历史研究上，以及在社会道路的选择上，自由的科学研究也必然会遭到各种虚无主义的反对和冲击。这种基于私人利益的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和反对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学术上的争论。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商品要靠政府的查处而不是市场的竞争来排除，那么学术界的假冒伪劣学术如具有政治意图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不能只靠学术界内部的争论来排除，同样需要有关部门出面进行查处，将不合格的学术研究者排除到学术界之外，就像查封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商一样。这不是政治干预学术，而是维护学术的正常进行，使学术回归到学术。同时也要破除在职称晋升方面要求境外进修时间和在境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限制，使职称晋升回到学术水平自身上来，而学术水平的考核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家委员会进行，不由决定文章是否发表的期刊编辑来判定。

鉴于在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充斥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有必要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开严肃的理论斗争，对此，首先要通过教育和科研部门内部就相关学科内容进行自查自纠，再通过外部的审查，使其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并对相关师资进行马克思主义再教育。这并不是要排除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教学和研究，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教学和研究，防止其误导广大学生和研究者，并通过对比来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

除了排除假冒伪劣学术的制造者外，还需要限制其传播途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谣言并不难被识破，但其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很快，而反驳它的言论却很难得到传播。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传播途径的监视者本身素质较低和思想有偏差；另一方面是传播途径掌握在资本的手里，从而故意放纵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传播途径的教育和查处，特别是要建立基于公有制的不以利益为导向的主流传播途径。

列宁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55]利益的分裂和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必然冲击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必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因此，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私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促进劳动者之间团结和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并以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当中的强大国力，走近并占据世界舞台中央，发挥大国担当，抵制霸权主义，扶弱抑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苏东剧变后的低谷走出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注释：

[1] 《习近平：历史不可虚无》，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6-10/20/content_39532165.htm

[2] 《习近平：历史不可虚无》，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6-10/20/content_39532165_2.htm

[3] 王瑾、文世芳：《1949～1989年〈人民日报〉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 刘森林：《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5] 刘雄伟：《论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超越——兼评杨天石、梁柱的历史虚无主义争论》，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6] 王定毅：《历史虚无主义的前世今生》，载《宁夏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7] 闫方洁、宋德孝：《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叙事及其方法论悖论》，载《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8] 马华、冀鹏：《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四种理论形态及其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9] 陈之骅：《历史虚无主义怎样掩人耳目》，载《理论导报》2015年第11期。

[10] 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1] 李艳艳：《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特征》，载《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

[12] 高奇琦、段钢：《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载《求是》2013年第1期。

[13] 刘玉珂：《“两个不能否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兼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4] 吴英：《驳历史虚无主义中的几个主要观点》，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5] 转引自张海鹏、龚云：《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吗？》，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16] 转引自陈之骅：《历史虚无主义怎样掩人耳目》，载《理论导报》2015年第11期。

[17] 田心铭：《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页。

[19]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脚注。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1] 刘书林：《用史实揭穿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抗战史的谎言》，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

[22] 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

[23] 刘雄伟：《论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超越——兼评杨天石、梁柱的历史虚无主义争论》，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8-64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526页。

[27]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4页脚注。

[28] 马华、冀鹏：《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四种理论形态及其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31] 转引自田心铭：《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32] 转引自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38]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6页。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同上，第48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93-594页。

[49] 刘书林：《用史实揭穿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抗战史的谎言》，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

[5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6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5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5]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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