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没有“论”过持久战

蒋百里没有“论”过持久战

胡新民

国家第五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回顾整个抗战历程，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下领导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的胜利。对于广大为抗战胜利作出过贡献的国民党官兵，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直给予正确的评价。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偏差，但总的肯定从未颠覆过。倒是国民党方面，从未肯定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而大陆这些年来，出现了虚无主义泛滥，有些言论甚至和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的言论如出一辙，以至于被美国学者陶涵（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称为蒋介石在精神上反攻大陆成功了。

的确，这些年来，关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在很多媒体上大行其道。内容之一就是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低俗化。似乎在那个时期说到过“持久战”三个字的，都可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媲美。似乎如果有哪位将这三个字说得比《论持久战》发表时间（1938年5月）早一些的，就成了《论持久战》的先驱，而毛泽东则成了抄袭者。但是据笔者查到的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1937年9月发表的《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最早的论述抗日持久战的专文。但至今没有人说毛泽东抄袭了他的文章。那些人青睐的，只是某些国民党的军事人物，蒋百里是“呼声”最高的一个。至于蒋百里的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那些人根本没有心思去核实一下，只是乐此不疲地以讹传讹。这可以说真是把虚无主义玩到了极致。

蒋百里没有关于持久战的理论

在媒体上流行最多的是杨天石和萨苏的说法。杨天石坦陈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未形成文字”，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必要和他去讨论。萨苏则说：“他（指蒋百里---笔者注）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萨苏还概括道：“《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

但是，如果看看“《国防论》和其他著作”，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归纳起来有三”。《国防论》是蒋百里在1937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讲课的辅导资料。国民党举办这样的训练团，其目的是搞好“剿匪”。在讲课期间，为了帮助学员们学习，蒋把多年来的一些有关军事的文章合编在一起，印制成册，作为辅导资料提供给学员。因各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太大，内容太繁杂，有关研究人员最后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20个细目。四个方面是：战争观、国防建设思想、治军论和作战理论。在作战理论方面，提到了持久和速决是战争的两种形态。因此，在《国防论》中，“持久”两个字的确出现过几次，但与抗战能挂上钩的只有一行字：“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是《论持久战》的先驱，那最多也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所以，与蒋百里有四十年交往的老朋友张宗祥先生对蒋百里说：“《国防论》新旧杂揉，此犹是从前考书院作风，何不删繁就简，使成有系统之书？”蒋笑着回答：“子说诚是……至于《国防论》则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费而已。”

南京保卫战是蒋百里唯一介入的实战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蒋百里唯一介入的实战“南京保卫战”，却说明他对抗日持久战的认识甚至还没有达到入门级的水平。

南京保卫战是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大约10万国军对日军的防御战。由于国民党当局、主要是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加之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使蒋原期望坚守数月的防御战，实际上只坚持了数天。最令人痛心的是国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惨重（有的国军将领也被踩踏致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大约5万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六个星期对30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尽管国军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可嘉，但历史证明固守南京却是国民党当局的一次严重战略误判，也是国军在抗战中的一处严重败笔。后来唐生智自己也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

唐生智在回忆南京保卫战时说道：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我当时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看来，唐生智也可以算是提出持久战的“先驱”之一了---笔者评注）平常，我对蒋百里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也谈过，他提了些意见。”】

上海的战事，即淞沪会战，和南京的战事，即南京保卫战，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消极防御，死守工事，一线一线地顶，“拖”时间，把战争的胜负押宝在西方国家的态度上。淞沪会战时，蒋介石指望当时正在召开的国联大会能够发表一个谴责日本的声明，以让日军有所收敛。但未能如愿，结果乱了方寸，导致国军在撤退路上陷入混乱。三分之一的官兵被当成日军的活靶子炸死在路上。接下来的南京保卫战，又演出了相似的一幕。蒋介石开始误以为德国的调停会使日军止步南京，但日军却真正打进了南京。开始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守城的国军，甚至把渡江撤退的一千余艘船只都锁了起来，以断后路。据刘斐（时任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作战组的负责将领）、宋希濂（时任南京保卫战参战部队军长）和王耀武（时任南京保卫战参战部队师长）的回忆，结果在撤退时，国军官兵为了抢船过江，导致半数以上的官兵死于互相火并、自相践踏和被日军当作水鸭或者兔子打死。

所谓的蒋百里的持久战，就是建立在“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待国际局势变化”的假设上。因此和蒋介石一样，一直对欧美等西方列强干预日本侵华抱有极大的期望，南京保卫战的惨败，与蒋百里关系很大。那时他正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在德国、意大利进行外交努力，意图促使日军停止侵略行动。蒋百里以前曾以德国军队军官的身份留学德国学习军事。根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认为蒋介石要固守南京，一定有别的原因，因此要程思远了解情况。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罗马方面得到一些可靠信息，就是蒋所以坚持防守南京，是误信蒋百里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以为德使陶德曼的调停活动，可以促使日本不会进攻南京。但后来事实证明，蒋的估计错了。”（程思远：《政海秘辛》120页 香港三联书店 1988）

蒋百里对游击战的认识是一个陷阱

游击战是抗日持久战的主要作战形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必须把抗日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它是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主要办法。”（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简言之，没有了游击战也就没有了持久战。但是，蒋百里却认为游击战“必须与正规军队相呼应才有价值，仅仅毁破敌人车十数量，杀毙敌人十数名，那只是敌人的损失，而不是我们的成功和胜利。”（《英雄跳，我们笑：蒋百里先生遗书》126页）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武装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促使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所以蒋介石后来也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略。但历史的事实证明，国民党那种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的游击战，是成不了气候的。除了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强令必须“与正规军队相呼应”，因而丧失了游击战相机行事、机动灵活的特点。因此，蒋百里对游击战的“价值”的肯定，恰恰成了导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过快失败的一个陷阱。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共游击战越战越强，而国民党尽管派到敌后的力量远比共产党多，但由于上述原因，游击战却没有打成，最后或者逃回，或者投敌当了伪军，也有极少数加入了中共武装。到1943年，敌后力量就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了。1945年八月日军投降时，蒋介石最着急的是鞭长莫及，大部分日本投降区都在中共游击战的地区内，以至于蒋数次请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帮助空运国军去主持各地日军投降仪式。抗战的实践证明：游击战的确是“是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主要办法。”

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个依据，即蒋百里说过：“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但遗憾的是，且不说不能把一句话扩大成一套理论，就蒋百里的这句话而言，用来说明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更合适一些。抗战全面爆发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妥协的打算，直至1943年还在与汪伪政权勾连。淞沪会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由于日本的这种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什么人当政，都是不可能接受。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陶德曼在同一天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转达了蒋介石的拒绝，同时透露了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蒋百里那句话放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但他的那句话改变不了他既没有持久战理论，也指导不了打仗的历史事实。

最后还有一点，蒋百里不接地气，错判中国人心。他认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就像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一样坚定。1938年8月，蒋发表了《抗战的基本观念》。文中写道：“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见于防止赤化的这种宣传上面。（即当时日本侵华借口之一是中国存在‘赤化危险’---笔者注）”“中国人决心不走共产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缘故，而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家庭组织与爱国精神。”“中国民族存在一天，这种精神与组织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国，和把中国赶上赤化的路，二者是同样的绝不可能。中国人既不会屈服，也不会赤化”。

退一万步讲，蒋百里以他那样的水平，即使能写出一篇《论持久战》，充其量也不过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缕过眼烟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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