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说汉重臣

毛泽东评说汉重臣

韩纪民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贾谊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他的《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性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紧密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文笔朴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挚，说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认为《治安策》不愧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过秦论》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东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就会不战而降。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书中评价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年～147年)，字子坚，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年～164年)，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人。他们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毛泽东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按毛泽东的要求，都认真阅读了此书。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其实，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属《黄琼传》中李固写给黄琼的信。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继续前行。在他到达京城洛阳近郊时，和其惺惺相惜的李固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毛泽东所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方面启发开导黄琼：批评了当时一般“名士”的孤傲、目中无人；规劝黄琼以国事为重，发挥真才实学，做到名实相副，破除人们对“名士”的偏见。李固信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尤为毛泽东所称道。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曾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同样内容，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此作自我剖析，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又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后的心态。“这种心态是相当复杂、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即回信答复：“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认真阅读，就是“至嘱”她谦虚谨慎，力戒孤傲，不要贪恋权力。

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毛泽东对大文豪鲁迅的评价前无古人。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恐怕这也是毛泽东读《黄琼传》和《李固传》的一条最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读《后汉书》，不仅对直言敢谏之士如李固、黄琼等赞赏有加，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杰出人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班超(公元32年～102年)，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班超胸怀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先是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时间里，平定了西域50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班超年少即有大志向。早年家中贫困，班超为官府抄写书籍，赚取微薄的薪水以贴补家用。据《东观汉记》载，有一天，他对抄书感到厌烦，便停止抄写，投笔感叹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面对他人的嘲笑，班超又说：“小子安知壮士之志哉！”“投笔从戎”的典故即出于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语源也源自班超。）1939年初，陕北公学教师、历史学家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他想研究民族史的愿望。毛泽东认为很好，回信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的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班超为解除匈奴对东汉的威胁和侵扰而出使，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立功边陲，显然属于“积极抵抗”。毛泽东对班超这位杰出爱国者作出了准确科学的评价。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公元104年～187年），字仲弓，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后期名士。他出身寒微，但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后受业太学。陈寔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但陈寔非但不逃，还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入狱。他为人豁达公正，居乡里时，百姓中发生了争执，都来求他判断是非曲直，其结果双方都心服口服。大家非常敬佩他，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陈寔的道德人品，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最使毛泽东感兴趣的是发生在陈寔身上的“梁上君子”的历史故事。史载，有一年闹饥荒，一天晚上，有个小偷到陈寔家行窃，趴在房梁上等待时机，被陈寔发现。但他并没有大呼捉贼，而是起床穿戴整齐，把儿孙们唤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训导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到后，既胆战心惊又分外感动，遂自己跳下来叩头认罪。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后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该传还描述陈寔鼓励这个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再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妥善处理好一件事，转变了一个县的社会风气。这充分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好，其中的关键是对人和事物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创造促使人和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条件。毛泽东的点睛之笔道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在哲学大师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的“善”“恶”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崔挺上书的内容很不错，孝文帝也予以采纳，匡正了自己的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却让毛泽东很反感。这句话就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毛泽东一贯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他撰写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深刻指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根据这种唯物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才对在东汉历史上并非“显宦”的陈寔引起重视，对他教育“梁上君子”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著名批注。

“不屈于帝王”的“气节之士”

严光(公元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后卒于家，享年80岁，刘秀备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于富春山。范仲淹撰有《严先生祠堂记》，赞誉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光的事迹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史载，严光不仅与光武帝是同学、深得刘秀尊重，而且积极帮助其起兵。但刘秀登基后他却不慕名利，归隐著述，设馆授徒。光武帝一再请他出山帮助治理国家，他就改名换姓隐居起来。光武帝于是命人画严光像到处张贴，多方查找下落，终于把隐藏民间身披羊皮袄在水泽中垂钓的严光找到了。光武帝亲自去拜访，严光却躺在床上不予理会。后来，光武帝又请严光到宫里去叙旧，像过去老同学一样相处多日。一次，两人同塌而眠，睡熟了的严光竟把脚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即便光武帝对严光如此宽容礼遇，严光却毫无所动，宁做江边钓翁，不为皇帝宠臣。毛泽东对此传读得用心，思考深邃。1913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道：“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显然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了。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讲修身课，便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对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在《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讲堂录》里载：“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在毛泽东眼里，能够移风易俗，转变世风的圣贤要远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因而《讲堂录》里又讲：“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严光垂钓图。

严光不屈于帝王的特立独行，不爱权力和俗名的品质，东汉以降，一直为人所重，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标志性人物。的确，翻开中国历史，东汉士人是最讲究气节的一个群体，他们刚正不阿、特立独行、不避险恶、敢言直行，深受民众赞誉。后人大多认为，东汉士人讲气节，肇始于严光。毛泽东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特别看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理想、志气、气节等，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提倡“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此看来，毛泽东格外尊重“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大隐士严光，认为其“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当然，青年毛泽东崇仰严光是有时代背景的，即：严光“于专制之代”不贪图富贵和虚名，讲气节，正风俗。1949年3月，毛泽东的诗友、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因觉得自己政治上不被重用，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句子，意即当时局大定之时，自己便要像严光一样，回老家吴江县的分湖隐居。4月，毛泽东即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顾了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委婉地劝老朋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是人民解放了，已不是严光所处的“专制之代”，就不要学严子陵了，应留在北京为新中国作些事情。柳亚子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为诗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毛泽东与柳亚子。

毛泽东读史有个习惯，常常习惯把几种、多种史籍放在身边，对照着看，对比着读。对比着读后，毛泽东认为《后汉书》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为何更看重《后汉书》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具有进步史观。对有些虽身为高官显贵却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便不予立传；而他写的传主不一定地位显赫，却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间疾苦、敢于同奸佞抗争的贤臣和直臣。比较而言，《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思想上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宣扬君权神授说，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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