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我们党如何讲好群众语言

革命时期我们党如何讲好群众语言

吴荣生

群众语言来自人民，源于生活，寓于实践，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语言艺术的宝库。学习和运用群众语言，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国人的语言之道，擅长运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日常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阐释党领导的革命，同时又赋予群众的日常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涵。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中国化的奠基人，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语言的伟大开创者。

用群众语言讲述“什么是革命”，唤醒民众大联合

对于古老的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历代新旧王朝的更迭甚至是农民起义都没有以“革命”标榜，大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或“光复”等。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一词，最早是由孙中山倡议使用的。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在向中国老百姓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时，既继承前人，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武装，多人多次使用过脍炙人口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典型性群众语言，明确昭示了“革命”的现实意义和前所未有的崭新性质，切实深入人心、表达其意。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生活在多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所在。据此，毛泽东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并正式提出了“三座大山”的概念，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极度苦难及其求变的迫切愿望。在谈到“革命”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时，为了方便理解和接受，毛泽东使用了贴合中国数量最多的大众——农民的生活且又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他努力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描述中国老百姓的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时局、分析问题、解决困难，因而很容易被中国劳苦大众所认可。对于中国化语言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毛泽东本人也曾给予充分肯定：“‘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这成为革命时期群众语言力量的集中展现。

用群众语言讲述“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动员劳苦大众

“谁来革命”回答的是革命主体的问题，“革谁的命”回答的是革命对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革命运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篇就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革命宣传动员而言，毛泽东做出的“敌人”“朋友”“自己”的区分，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将脱胎于西方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纯理论性概念直接照搬照抄和教条化的使用，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中国化的内容转换和大众化的语言转化，使用了“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一整套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特征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概念尚未占据近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平台，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些概念更是相当陌生。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经典话语巧妙地替换为“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群众语言，既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符合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语言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话语的中国化理解和大众化表达。

用群众语言讲述“怎样革命”，武装广大农民

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在于将“怎样革命”这一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气派、中国的话语将“怎样革命”这一方法论问题向中国的劳苦大众阐释清楚，让他们听得懂、能接受并最终认可，进而达到发动群众革命的目的，是革命胜利的首要保证。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奋斗目标。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线及北伐战争。然而，早期我们党对革命的理解不够深刻，尤其是对革命的残酷性认识不足，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争取和掌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革命失败后，在汲取革命失败教训、调整革命斗争方式的紧要当口，毛泽东及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论断。高度凝练而又苍劲有力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和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成功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武装斗争道路的成功转型。之后，这一重要论断得到不断传承和提炼，最终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革命口号。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用群众语言准确提炼了游击战术的精髓，曾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巨大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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