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不止中国，但40年来，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势头和成就，确实前无先例。中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所谓延续性，首先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但又不仅是时间和历史。有的人喜欢说合法性，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正当性和延续性，延续性也是正当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民族文明不能延续，也就谈不上发展。

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不可复制，所以不能称为“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称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没有别的道路和模式。从世界历史看，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多种模式。比如欧洲有德国的莱茵模式，有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服务；亚洲有四小龙模式等等。在法学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认为中国模式是说得通的。大学本科的经济学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说到中国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径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经》谈的“道”。从道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清楚。

分析西方理论，其实各种各样的理论首先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个案主要在英国，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地，但作为个案，第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第二它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第三，英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初30年，那时国内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

马克思

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一般都是以对劳动者的压榨作为代价，当年还没有考虑环境问题。他们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工业化”，那是被美化的说法。英国当时是第一个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亚大陆。我们则是在1840年之后不断地丧权辱国，国势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还有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同时作用，才有了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的世界市场是怎么开拓的？是以炮舰作为后盾野蛮侵夺，就是靠国家的力量，国家财政支持的海上武力来称霸世界。没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没有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探讨：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许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可见实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

西方人看这段历史，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有几位西方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书，如《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其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翻译的。

外国人对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英国人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却没有拿下中国？当时法国跟着英国瓜分了非洲，在中国却碰了大钉子。

故宫

《亚当·斯密在北京》也说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为什么100年后又站起来了？结论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太厉害，所以拿不下来。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学者阿明说，一个5000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来，经过40年或70年就富起来，又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

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

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

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一个无产阶级弱小的基础上，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邓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主要就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从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联产承包激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手让基层老百姓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路子，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那些年看农村真是一年一个样。

农村经济的搞活，激励了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样又为进城的农民扩大了就业机会。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农村从分田到农民工进城，是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改革开放要鼓励大胆创新，同时改革开放也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国有企业放权搞活，发展民营企业。但这一切都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把市场活力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人代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代会提出的以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奋斗目标单位。回过头看，这些目标几乎都实现了。今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三，改革的实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破除旧的计划体制，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发展改革的历程，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前30年的艰苦探索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现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观察分析。江泽民同志对改革经验的总结说了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必须敏锐判断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注意分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持续、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广大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在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没有上辈人的支持就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这是当时没有想过的。又比如过去只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谁能想到要搞“蓝天保卫战”。而今天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问题。城市工业有污染，农村的污染更难治理，因为农药、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这就是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但他也说过，一定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个主题。从1954年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个原则，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发展解决南北差异，今天提倡互利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西方挑拨，对我们不了解、有很大偏见。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点的，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广泛认同。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万隆会议

西方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掠夺以及不平等规则的制定。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由强者制定规则。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问一些欧洲小国的人士：你们为什么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你们是跟我们商量的，而欧洲大国总是命令我们干这干那。

我们主张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真正贯彻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原则，这不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推翻重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新型国际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先予后取，多予少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希望和美国对话，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争取互利共赢。

我们提出新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不要小兄弟了。作为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担当、责任和风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仍然要广泛和中等国家和小国穷国发展关系。这不仅出于道义原则，也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我连续很多年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总部的会议，美国每次提人权决议提案，都被否决。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对我说：美国怎么对待我们，你们中国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太清楚了。有一位外交部长对我说，中国在60年代帮我们修了坦赞铁路，这样我才有条件上学，我用的书和笔都是你们给的，我有病也是你们治的。今天中非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半个世纪前打下的基础。

在亚信峰会上总书记讲，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各国的事各国自己办，亚洲的事我们亚洲人办。这就是共商。共建就是参与性、包容性，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做、不分民族和阶层，不是富者的慈善，也不是强加于人。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是争取当地人的民心，要尊重当地社会的文化风俗和法律，规则共商，过程共建，成果共享。总书记还讲，对发展中国家要讲正确的义利观，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在共商共建过程中，我们延续了建国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行百里半九十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百年马拉松，这一目标始终不变。

从国际上看，西方经济危机重重，银行破产、债务危机，欧洲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客的结合等。最近，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公然拉出对华全面“对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在抬头，抬出“对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概念，实际上是要挟我们屈从他们的苛刻要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利益多元化，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甚至很不好的事情。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持久的努力。我们要看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我们又有门类齐全的产业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只要有这些在，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总书记说行百里半九十。前面已经过了九十里，这最后十里的爬坡更需要毅力。无论如何，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离民族复兴最近的一步。尽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看见中国的崛起，要跟我们打贸易战，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势不可挡的。

本文来自《经济导刊》12月刊，根据作者2018年11月17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六十二讲上的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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