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大讲堂：也谈谈中国人民银行创建史

作者：郭先伟来源：美篇 2019-01-01 1469

郭先伟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在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人民币诞生七十周年之际，有幸拜读了由央行马林同志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以下简称《纪事》）。我作为一名金融爱好者，首先表示感谢马林同志的辛勤努力，谢谢了。

在我详细阅读之后，本着对金融事业的热爱，谈一些看法。

一、《纪事》共379页，正文125页（中间还有许多插图），大事记与文献辑录占全部篇幅的70%，正文30%。

二、1946年的“庞村会议”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的一次会议，于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无直接关系。

三、《纪事》中多次提到“东北印制人民币”，我有异义。

总之有许多核心内容“纪事”未曾录入，大有敷衍迹象，移录之感，直至文题不符，因此很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和补充。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宣告成立的，是以华北银行为总行，合并北海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组建而成的，而华北银行又是以冀南银行为基础成立的，因此概述主要脉络，最为关键。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使晋冀边区银行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南银行联成一片，但在长期的抗战中，两行均各自发行自己的地方票，很不利于互相流通，直接影响到解放战争的需要，所以率先统一这两个银行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让我们追溯到1947年的3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深入到华北前线，指挥解放军作战，并指令董必武到太行区参加经贸会议。为何刘少奇、朱德刚到西柏坡就发出这样的指令呢？并准备在太行区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呢？

原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初期就驻在太行山深处，一方面以中太行为依托指挥抗战，一方面亲自领导创建了冀南银行，所以对冀南银行了如指掌，而刘少奇也在1942年3月初，从华中回延安途中，专程到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黎城县小寨冀南银行、黎城县南委泉北方局驻地，接见了高捷成行长等银行代表人员，听取了汇报。为此对冀南银行有所了解，所以刘少奇和朱德两人，在途中就发电指示：“华北局财经会议地址就定于太行区邯郸市。”因为邯郸于1945年10月4日解放已快两年，比较稳定。这次会议被定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邯郸会议”，为解放区大合并打下了基础，会议后刘少奇同志曾决定“根据邯郸会议精神，必须统一货币，筹备成立中央银行，统一银行事宜……”

红色金融大讲堂：也谈谈中国人民银行创建史

黎城黄崖洞镇小寨村冀南银行总行旧址

史料记载：1947年9月中旬，南汉宸对董必武说：“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银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解放北平时，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进京），那不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吗？”董必武听了说：“好！我同意，我们可以向中央打一个请示报告，不过在此之前你最好先到山东去一趟，找张、邓二人面谈一下，看看建立中央银行的条件是否成熟，还存在一些什么困难？”

南汉宸第二天就动身，在渤海惠民县见到了张鼎丞和邓子恢，进行了几天的交谈。因为南汉宸原是延安中央财政部长，现在又是西柏坡中央工委派来的，所以华东局与华东军区，还有直属机关和渤海区干部要求他作报告，南汉宸便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结合着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生动实例做了几场报告，很受欢迎，他的报告文章，发表在1947年11月30日，中共华东局《斗争》刊物第四期中，因为他的报告生动地揭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内幕，触动了一大批领导的神经，故封杀至今，今天我把他的讲话内容首次摘出其中一段，供大家参考。

南汉宸说：“……最后我谈一下用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根据分析，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办法，在邯郸会议上，曾研究了各地银行的发展政策，认为山东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的发行路线是正确的，是用以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的，而晋察冀边区银行，却以发行来弥补亏空，当然他们也有苦衷，就是财政不统一，其后果是去年一年的票子发得超过了抗日阶段的13倍，而物价膨胀到10倍以上，今年7月底（指1947年）发行票子30倍，而物价上涨了50倍，我们并不是说票子根本不要发行，而是超过饱和点之后，必然会引起物价的暴涨，当然我们有政权群众不会公开拒绝使用票子，但他们会以物易物，也会用卖了东西，赶集买进东西，而把票子推出去等办法来抵抗。通货膨胀的结果，不仅对我们毫无好处，而对人民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我们曾算了一下，由于庞大的财政赤字，依赖发行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损失超过几倍以上，结果是穷人吃了亏，搞生产的吃了亏，而投机取巧的富有者发了家，这样长久下去，是非垮台不可的……今天财经困难虽很严重，但还希望一定不要走晋察冀过去走的弯路，而用其他的办法来弥补，我想在华东局的正确领导下，一定可以安全渡过的。”

我们今天来揭开尘封70年鲜为人知的史实，终于明白我党中央为何要停印停止发行了边币。为何冀币对边币以1:10成为华北的本位币。为何放着印钞实力雄厚的太行印钞厂不提而一味追求到东北去印新币，等一系列历史疑问，尽在南汉宸讲话中予以揭开：今天在我们共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来还原历史真相，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中，应该以实事求是做的大事吗？

我再多说几句：1947年5月，华北财办就提出：“在战争期间，全部财政开支，军费至少应占85%，地方经费不应超过15%（《纪事》207页）”急需印制大批新币作为军用之需。曾联系东北购纸和印过一批新币，以解战争急需，但结果全部作废。根据《纪事》331页记载：1948年10月21日，《董必武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结束工作的报告》中，董必武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们自己也好检讨一下工作经验，以便能得到若干教训，我们竟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错误的，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种表现，现在愈想愈不对，这错误应由必武个人负责……”

“（七）在准备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时，犯了不小的错误，急性病，官僚主义，自作聪明，结果使流通券不好行驶，应当作废，公家损失很大……”（指过度发行和东北购纸印新币之事）

这件事以董必武向毛主席检讨而结束，不知录入《纪事》，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中，此事占多大比重？

让我们再看当时印刷二局造纸厂的情况：

1945年8月，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将八路军在黎城根据地的石背底纸厂、漳源纸厂、漳北纸厂、茅岭底纸厂合并成立太行造纸总公司，由冀南银行管理。公司总部驻黎城石背底，经理吴藻舟，业务副经理温怀仁。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向太行造纸总公司下达印钞用纸任务，指出，这是政治任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6年4月——5月份，公司董事刘砥中在源庄试制成功钞纸。1946年底，钞纸在4个纸厂正式投产，每厂日产362刀。四个厂合计日产1448刀，每5刀等于1令，折合229.6令，等于四个厂月产6888令，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就能完成10332令纸的生产任务。

1948年春，胡景沄、陈希愈两位行长3次到造纸厂视察。指出，解放军打到那里，我们就要把钞票发行到那里。印钞厂要印出足量的钞票，造纸厂要造出足量优质的钞纸。

1947年7月，公司开展了“支前立功厂际竞赛运动”。年底第二印刷局代表政府颁发给太行造纸总厂“寒天造纸过五关”锦旗一面。1949年10月，总公司完成印制人民币造纸任务，迁出太行大山。

太行造纸总公司为印制发行冀南币、中州币、特别是为印制人民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还原历史，有必要将华北银行是怎样创建的，边、冀两行的形势、资产、人员状况，以及人员去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才是华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基础条件。下边我先讲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创建所在地的中太行黎城县，解放时间为1937年11月18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成为中国解放第一县，成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大本营。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常驻在这里，以太行山为依托，领导了全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斗争，我们所说的钱袋子、枪杆子（指银行和兵工厂）都出在中太行黎城大山里，所以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下面再讲一下晋察冀边区银行：

讲晋察冀边区银行，因以抗战时期的察哈尔省说起，察哈尔省会为张家口，抗战初期被日军占领，1945年8月23日，我军收复，1946年10月11日又被国民党占领，直到1948年11月2日才第二次解放。所以在战争中银行的流动性很大，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才得以稳定。晋察冀边区银行是聂荣臻元帅创建起来的，尤其是在“边接管，边建行”中功不可没。

这两个银行同在朱总司令指挥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怎能有远近之分呢？1948年5-7月，在中央工委与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财委领导下，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时，正值东北激战，为了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朱总司令动员边行多印了许多大面额的票子（详见《晋察冀边区银行》第158页至162页朱德的讲话和《纪事》258页，董必武的报告，全文核心内容是要“多印些票子”）其后果是给边行带来不利，但朱总司令和董必武以“小家保大家”取得了东北解放以及三大战役的胜利，这是朱总司令的英明决策，也是晋察冀边区银行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保证了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业绩。怎能不讲呢？

就在华北银行成立之时，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南汉宸为总经理，在积极搜集各解放区银行的发行指数，筹备足够的准备金同时，还要设计人民币图案版样，选定纸张等一系列政策性和技术性的工作。（见《南汉宸传》第334页），众所周知，成立一个新的银行，是要有足够的准备资金的，南汉宸当时也是这样讲的，但又是怎样兑现的呢？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除冀南银行和北海银行尚有债权外，其他银行不同程度地是负债了，不论怎样，没有准备金是不能完成《金字第四号佈告》中所定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之规定命令的。

众多史料提到：“194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人员培训，准备接管天津、北京的国民党银行，”《南汉宸传》第341页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接管天津金融机构的代表已经在天津附近的胜芳镇，在那里学习接管城市的有关政策，……，1949年1月14日，（一些领导）开到胜芳镇时，金融接管处的人已经离开那里进驻到杨柳青，很快就随着入城了，（1月15日）他们紧随其后追赶，终于在市区里找到金融接管处的负责人胡景沄、何松亭、王尚明等同志，参加接管的干部队伍浩大，共计925人，接收了11家银行……36个单位，被接管职员1019名，工友828人。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南汉宸又组织了以张云天为首的金融接管处，以‘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接收了北平的国民党金融机构。先是在北京郊外的良乡集训，集训人员除晋察冀边区银行全部人员参加外，还吸收了些其他人。”

这篇史实，真实记载了边行人员接管津京两地银行的真实纪录。同时也证实了由华北银行转为中国人民银行过程中，也只有原冀南银行的全体职员。在坚守和履行着大变革中的业务了。

让我们再返回来讲1948年冀南银行的人员在干啥吧。这年冀南银行已拥有880余个网点4630余名职员，印钞工人2324名，专用造纸厂工人1005人，成为华北最大的金融基地，当时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南汉宸均认为太行山安全可靠，有基础，应该主抓生产，为此冀南银行全部人员一直坚持到1950年初，才分批迁到大江南北的各大银行。还有刘少奇亲自拟定的“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华北银行”的指示，又怎能不提呢？

印刷二局局长梁绍彭，由于在印制人民币过程中积劳成疾，南下后病逝于武汉陆军医院，享年仅40岁，他是为印制人民币而累死的第一位领导，难道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着人民币时，不该怀念他吗？

还有我们敬爱的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高捷成烈士，他是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牺牲在日军枪口下的唯一一位银行行长，牺牲时年仅34岁，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崇尚英雄，捍卫英雄，不忘初心。”在纪念央行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都在宣讲高捷成行长英勇不屈，以身献国的伟大情怀和他书写的“家书”。为何《纪事》中只字不提呢？

我们今天讲金融史，就要讲真史。

冀币在华北，指定为本位币，尽管华北银行的存在和冀币的流通时间只有半年多，但是冀币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币的前身，是不容否定的，难道不应写入史册吗？

我细查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记载中，只有坚守在太行山的印刷二局在1948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印制人民币的两种面额准确数为6617.35亿元，这么大的印量，这么重要的大事，怎么就忍心封尘于世呢？甚至在《纪事》中连参考书目也被抛弃在外，那可是一本简称为《中国印钞造币志》呀！

今天我讲的补充史核心是：中国人民银行是以华北银行为主行成立的，而华北银行又是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边区银行而建的，这两个银行在1948年，一个是全力以赴接管国民党银行，一个是以太行山为依托坚持搞生产，在合并成立华北银行中，两行本是同根生，怎能相煎何太急？……这是本不应该发生的短史悲剧，而在她70周年生日时发生了，希望央行领导要重视，不能让错史再蔓延下去，而伤害先烈之初心，所以我赞同2012年10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后记中所述“金融工作的历程，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开创性工作，没有成例可遵，没有样板可循，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决定，为下一步深入研究……（而）摸索思路。”

今天我讲的补充史，也是为央行下一步深入研究，摸索思路，提供一些史实资料，同时也是在按照《纪事》后记中所述的去做的。

为了缩短篇幅，减少文字，下面我用“之最”来概括央行创建的核心历程。

一、“边接管边建行”之最是晋察冀边区银行。

史料记载1948年至1949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全部参加了集训和接管京津两大城市的国民党银行，立下了不可抹灭的丰功伟绩。

二、坚守业务之最是冀南银行。

史料记载：“1948年3月9日，刘少奇指出：“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发行华北新币……”根据这一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二局带领职员2324人，拥有半自动印钞机298台，担负起印制人民币的主要任务。《印钞造币志》中记载：194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印制人民币伍圆劵《帆船图案》金额：1893.05亿元，贰拾元劵（打场图案）金额：4724.3亿元，仅此两项合计：6617.35亿元。并在大合并中，完成了华北银行至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业务工作。

红色金融大讲堂：也谈谈中国人民银行创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