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上空的“红色”电波 ——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中国汉阳、汉口、武昌等地。中共长江局机关的部分领导同志被迫撤离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去重庆。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正式成立，周恩来出任南方局书记主持工作。中共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为了隐蔽工作，党中央把机构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因此中共南方局对外也称“八路军办事处”。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战斗在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长达7年之久，书写了秘密战线“在刀尖上起舞”的传奇故事。

周恩来、董必武在红岩。

在艰苦环境中的工作

中共南方局机要科到达重庆后，重新对工作进行了分工，机要科下设三个科：机要科（科长邱松）、电台科（台长钱松甫）、文书科（科长刘昂），由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分管。机要工作是南方局所有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它像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机要工作者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战斗着。

早在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就派周怡、张玉琴到重庆筹建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工作地点。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在机房街70号建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通讯处，并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活动。后来，又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钱之光任处长，周怡负责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对外称副处长。

中共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一处办公，对外都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此外，在曾家岩50号设立了“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人及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员在此办公。《新华日报》的编辑部最初设在城内，后移到离红岩地区不远的虎头岩。营业部则设在市区繁华区民生路240号。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后，工作人员增多，往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机房街住所的房子渐渐不堪重负，加上地理位置处在闹市区，不利于我党开展秘密工作。周恩来于是指示在重庆另行选址，保证既能在日军飞机轰炸时迅速撤离，又可更隐蔽地开展秘密联络工作。

经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他的妈妈、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女士。饶女士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在红岩嘴有个占地200亩的农场，建有一幢三层的小楼，还有两栋平房、一栋草房。这里利于防空，也有隐蔽性，是个开展工作的理想地方。周怡立即代表“办事处”与饶女士商谈，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要在她的农场建一幢楼房办公，她慨然应允。办事处给她3000元，由她负责修造房屋。饶女士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购买砖瓦、木石，雇用工匠，马不停蹄地开始施工。办公楼建好后，对外称办事处，住三年后租用，但实际上饶国模女士从未收过租金。为了应对敌机的轰炸，在建办公楼时，饶女士让工人在农场的沟里挖了防空洞。

1939年5月3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整个山城变成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同志，当晚全部转移到红岩嘴。5月4日，敌机再次飞来轰炸，把整个机房街炸毁了。当时农场的楼房尚未建好，许多同志分别被安排在饶国模的住宅和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博古、凯丰就住到饶国模腾出的房间里，董必武一家三口则挤住在草房里，工作人员分住在柴草房里。电台、机要科人员住在沟对面的一间破瓦房里，大家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就餐是在“露天饭堂”。敌机一来，大家就钻进防空洞中译电报，从未中断工作。

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加上经常阴雨连绵，南方局的通信联络受到很大的干扰。遇到天气不好、又没有大功率电台时，通信联络工作便更困难。为了摆脱干扰，负责电台的同志们开动脑筋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时间，突击收发工作；电灯不明、电压不稳，他们就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来提升电压；日机轰炸导致停电时，他们就用手摇发电机发电。大家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工作。

封锁和限制阻挡不了与延安的联络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随后连续发动数次反共高潮，制造一系列血案。对解放区进行武装进攻，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方组织进行破坏，对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加强监视和限制。

中共南方局旧址

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取消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而且妄想通过破译密码，截取中共方面的核心机密。周恩来、董必武分析形势，领导全体机要人员凭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湛的专业技术，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包围和各种限制的环境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

为应对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电台的检查，时任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按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登记少数报务员、译电员。而涉及我党的核心秘密的机要人员则以家属名义掩护起来，没有登记。每次国民党方面来检查，他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应付他们。被掩护的机要人员也预先安排好，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孙女”等名义。后来，国民党方面提出要看看电台，机要科的同志就把大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他们看，而那些专门为收发党的机密电报设立的秘密小电台则被藏起来。机要人员们就是采用“以大掩小，以公盖秘”的办法，一次次应付过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因此即便是大电台被破坏，机要科仍能同延安等地保持密切的联络。

国民党特务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设置了侦收台，抄写我方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我机要人员采取了“真假结合”的办法，即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绝密）。遇到电文较长的电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另外，为防国民党当局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还能同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南方局在重庆市内和郊区设立了多部秘密电台。

为进一步加强对办事处的封锁和限制，国民党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购买实行严格的管控，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南方局机要人员就发动身边亲属朋友，进行秘密、大量的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所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必要器材，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童小鹏就曾经通过可靠朋友——重庆民生公司电台台长袁名实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集存了整整两大木箱，利用1943年6月周恩来带100多人乘4辆汽车回延安的机会全部带过去。他还通过袁名实，派报务员刘澄清投考民生公司，被安排在一艘江轮上当电台台长；派钱松甫到鲁自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他的爱人江洪负责译电；派李冠华到莫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家建立预备台。

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南方局在红岩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党中央的最新指示，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和提出的对策。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必须作出改变。他还指示南方局的组织部门立即起草一个文件，并以南方局的名义下发。

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的指示以及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先后下达到南方局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存了党在国统区的力量不被破坏。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们更加危险了。皖南事变前，南方局往来的电报十分频繁，电台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好在周恩来早有预见，他在1940年5月和8月两次从延安到重庆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补充了机要工作力量。同年，为解决摩擦，周恩来多次往返延安、重庆等地，积极努力改善两党的关系。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多方设障，制造分裂，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1941年1月7日，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对此无动于衷。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听后无不震惊、愤慨。这时，会场内的电灯突然熄灭，大家担心是否是特务破坏，警卫副官立即在门口警卫，报馆也派人查看线路。周恩来不动声色，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恢复照明后，他再一次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应对方案。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务必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公开，并准备一系列揭露文章。而后，南方局的领导同志随周恩来和其他部门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局势的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做好牺牲的准备。

童小鹏向机要人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作了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携带外，其他秘密文件都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安排人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第一时间把手头的密码烧掉，决不能落人特务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周恩来离开重庆后,全面负责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

采取应变措施与国民党周旋

1941年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竟然撤销新四军番号，还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处理完事情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当前的紧张局势，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当然反动派突袭我们，并不在于我们几个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了袭击我们的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是周恩来。若再问别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让他去问书记周恩来。”最后，周恩来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都表示了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决心。同时，为避免和减少可能的牺牲，南方局决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安排。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次日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童小鹏和龙潜、袁超俊三位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这时，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向周恩来汇报说，揭露皖南事变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扣压下来，禁止刊登。国民党特务还不放心，整日派人在报社审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里，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他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怒全部凝结在这25个字中。他签上字后把诗和题词装入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让童小鹏立即派人急送报社。

童小鹏派副官岳仁和一名警卫战士从招待所翻山过去把这封信送到报社，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当面交给章汉夫。第二天清早，《新华日报》除报童送报外，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去送报。他们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国民党当局看到周恩来的题词后，立即扣留了报童和报纸。当天下午，周恩来约见国民党代表张冲一同到宪兵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被扣押的报童，发还报纸。他说，你们如不放报童，我和董必武自己上街送报，看你们敢怎样。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只得释放报童。周恩来拿了部分被扣报纸，在返回途中散发给路边行人。18日晨，机要科的同志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开会议，成立保密委员会，由童小鹏、袁超俊、龙潜以及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各派一人组成，由童小鹏牵头。他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详细的保密工作条例，内容包括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还有工作人员在外应付突变的措施。童小鹏把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执行。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条例成为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

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机要科还采取了特别的措施。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要求每人随身备有火柴，遇到突然情况马上将材料焚毁。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实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藏在水泥砖心里，与砖夹在一起，不易察觉。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大家进行了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天书电报”让国民党专家们白费劲

由于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可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妄图闪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当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将情报密报党中央。党中央迅即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戳穿蒋介石的阴谋，并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同时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最终使这一阴谋计划流产，事态因此未进一步扩大。

在这期间，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回到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渝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所有电台都封闭了，还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对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董必武让童小鹏带领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秘密小电台收发，相对不重要的电报，如一般的事务和报纸摘要等电报则送到军政部总台发出，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做好让国民党特务破译的准备。延安来电大都是前方战报或边区消息。为了迷惑特务，我机要人员就在送发的电报中夹杂一些闭着眼睛乱写的“电报”送去，事先与收报方约好，收到后扔掉，而这些比“天书”还难解读的“电报”，可让国民党专家们白费劲了。事实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相当成功的。

1944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又要求检查密电底稿，我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得回信答应“暂时特准免缴电底”。不过机要科还准备他们随时来突袭的，已在保险柜里放着假密码本和假电报底稿备查。与此同时，继续迷惑军政部电台，而办事处的两部秘密小电台，一部使用，一部备用，保证只要不封闭办事处，就能同中央保持电信联络，必要时还可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

抗战时期，我党除了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外，特别重视开展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如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云南的龙云。1942年，刘文辉到重庆，经过进步朋友的介绍，周恩来同刘文辉进行秘密会谈。周恩来希望刘文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并希望他支持民主同盟等进步力量，刘文辉表示同意。刘文辉还主动提出，为了及时了解中共政策和交换意见，希望中共派代表并带秘密电台到雅安住地。经中共中央批准，当年冬季，周恩来派王少春（长期做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为代表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以高级参谋名义，他的夫人秦惠芳和幼女王明明以及报务员杨作爱带上小电台同去。不久，雅安电台就同重庆南方局和延安建立了联络，一直到1949年12月刘文辉在四川起义，王少春才回到北京01943年，云南省主席龙云通过民盟的罗隆基表示要和周恩来见面，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经常联系。不久，周恩来派华岗和报务员杨才带小电台到昆明。龙云把他们安置在他主持的绥靖公署内，架上秘密电台和重庆南方局联络。

为重庆谈判立下汗马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摆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我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国民党蒋介石则以假和平为幌子，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掩盖其发动内战、进行独裁统治的真实目的。经党中央研究，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毅然赴重庆谈判。

8月25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的“AAAA”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长电，告知毛主席将到重庆谈判，办事处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电报中作了详细的部署，从毛泽东在重庆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到每个生活的细节都一一安排。26日凌晨，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按周恩来的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

机要科借重庆谈判之机，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他们不同意。当然，所有机密电报仍继续通过秘密小电台收发。为了掩护，继续送“无字天书”的乱码到军政部总台发电，延安也照此办理来电。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粉碎阎锡山向上党地区的进攻、取得歼敌3.5万人的伟大胜利，以及建议中央向东北迅速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建立东北根据地等重要电报，就是经过秘密小电台发出的。

谈判期间，来往电报多是“AAA”或“AAAA”急电。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告中央。一般的情报由童小鹏摘编成电报稿报周恩来批阅签发。情报来源很广泛，王炳南、吴克坚、张明等都有很多情报关系，民主党派人士也常供给重要情报。许多机密情报是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机要处速记室的我地下党员沈安娜提供的。

1945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和谈判的情况。12月9日，中共中央电告董必武、王若飞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的驻地，南方局接电后立刻着手交涉。3天后，国民党当局将重庆市区中山三路263号中国银行的一排四幢三层小楼交我方使用。

12月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40多人分乘3架美军C47运输机到达重庆。当晚，童小鹏拟了一个代表团已平安到达重庆的电报给党中央，送周恩来批后，即由秘密小电台发到延安。接着，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关于恢复南方局的决定。

王炳南向美军方面交涉借用电台一事进行得很顺利。17日下午，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就派了4名技术人员带上一台400瓦的大电台到了代表团驻地。机要人员很快就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调试。这部电台，美军一直保证器材的供应，代表团迁至南京时仍继续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日，董必武率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的前一天，才交还美军司令部。

机要电台为重庆和延安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为政协会议我党联络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了解会议进行情况、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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