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坦荡的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胸怀坦荡的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陈  阳 穆建春

一代伟人毛泽东已经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有43年之久了，“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泽东。”我们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已经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去取代的位置。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

今天我们又从历史的另一个角度去走近毛泽东和感悟毛泽东，即毛泽东他自己是怎样去谈论和评价自己的？他是怎样在不同的地点、环境与公开场合里去谈论和评价自己的经历、性格、思想、工作方法及理想和志愿的呢？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个很坦诚、很幽默风趣、也很谦虚清醒和对人民有着无限热爱的伟大领袖，尤其是毛泽东那种在政治上勇于担当的精神，令我们这些后人十分地敬仰。

在编写梳理此文时，笔者主要是参阅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一书中的部分文字与章节，并加以去编写和论述的。让毛泽东更贴切、更近距离地走入人民的心里。毛泽东那种毫不掩饰的性格，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感染着、震撼着笔者的心灵……

一、毛泽东说，我没想到成为共产党人

对毛泽东，人们熟悉他身上的许多头衔: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诗人、书法家等等，这些，毛泽东都是当之无愧的。

而毛泽东称自已却只是一个“teacher”（教师）。他说，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而且还成为党的主席，更不用说上面提到的顶顶桂冠了。毛泽东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就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当记者。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式”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3页）

◆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

这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中，郑重地填写上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中，填写上了“教育事业”四个字；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中，则填写上了“教育事业之月薪报酬及文字稿费”；在“备考”一栏中，又填写上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第422页）从这份调查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从事教育事业不仅目标坚定，而且还有着具体的实施计划。

这个志愿对毛泽东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多次谈到自己去当老师的志愿，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仍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所从事过的教员生涯。

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自己有时因睡不好觉大发脾气而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自我批评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去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去当一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事呢。”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224页）

◆1965年1月，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愉快交谈。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与斯诺又一次漫谈时说到，他的生涯是从做小学教员开始的。当时他没有想到去打仗，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我（斯诺自称）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感到奇怪，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的结果——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一次漫谈是在1936年10月，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谈到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一生都在追求未来的伟人，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去停下脚步来回首往事，去关注自己已逝去的岁月。实际上毛泽东从他心里也并不愿意去回忆自己的经历。但人们总是企盼读到伟人的自传，然而，越是伟大的人物，留下的自传越少，似乎注定要让历史去公论，让后人去评说。

因此，斯诺凭着与毛泽东唯一一次的4个夜晚的漫谈，后来写成了轰动中外的《西行漫记》一书。《西行漫记》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毛泽东的经历，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这一章中，斯诺以毛泽东自述的口气，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被国民党称为“匪首”的毛泽东的生平。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该书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看来人生多变，毛泽东也不例外。时势造英雄，是历史把毛泽东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又将他铸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巨人。

二、毛泽东是怎样去谈自己的思想的

毛泽东在谈自己的思想时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尤其是对自己的著作的发表，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主义”的表述一直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在对建国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宣传就更为谨慎。毛泽东深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所以，他对自己著作的发表总是采取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经过实践去检验后再拿出来，他反对对他的著作和思想采取过分吹嘘的态度，主张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方法。

“我这个人本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老将军萧克，也是毛泽东的同乡，他回忆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我这个人的头脑也很复杂，小时候信佛教，跟母亲朝拜南岳，信过孔夫子，后来信进化论，最后才信马克思。” 1936年秋，毛泽东在与秘密到达陕北苏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的经历时也曾谈到自己思想上的复杂性。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地谈到自己思想上的旧东西对他的影响。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又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与我争论一个问题（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一句，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胸怀坦荡的共产党领袖。即使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仍是很清醒的。1970年12月他对斯诺说：“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3册第171页）

对毛泽东关于自己思想中的旧的东西，周恩来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毛主席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就对小孩时的丑事不愿去正视了。”（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第332页)

关于小时候迷信的事，毛泽东也曾以他特有的幽默表达过这一点。在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当他走入他的故居时，对着堂屋正中靠墙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过去在农村里，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神龛前顶礼膜拜。

周恩来的结论则是：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三、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领导方法时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关于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足以去写一部厚厚的书，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有着异于常人的高超之处，有人将其称为领导艺术。而毛泽东则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1965年，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越洋回到祖国怀抱。同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李的机要秘书程思远。谈话中毛泽东问起程思远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后来又谈起美国。程思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去研究中国。程思远又说道，近来一位国民党人对我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似乎对这句话颇为欣赏。突然，毛泽东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脸茫然地回答道：“不知道。”

◆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接见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先生。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程思远:《难忘的一天》）

从一个国民党人口中“调查不够不决策”的一句话中，引发出了毛泽东这一番“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议论，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是一件工作的两个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调查研究于前，总结经验于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综合、判断，总结出经验，这是毛泽东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法宝。毛泽东率领千军万马打江山离不开它，而我们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更加离不开它的。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汲取群众智慧，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

为了使调查研究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1931年4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总政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这是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政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就发展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同时又进一步地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的科学口号。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个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虽然做了调查，但是不做正确的调查与研究，就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真实的情况，因此，他同样也没有获得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发言权。因为他这样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是不可能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认识社会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他同时代的人都难以去与之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有人赞誉毛泽东是“调查研究之父”。

◆毛泽东早期撰写的部分调查报告。

毛泽东还有一句口头禅：“谁要是不愿下去，不搞调查研究，我是拿起石头要打人的。”

在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里，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是不可能写出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教育过来的。”（《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说：“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仍能看到毛泽东当时写的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他非常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特别是他自己感到满意的调查研究成果丢失了，便非常惋惜，一旦重新找回，就像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自己身边一样地高兴。1930年5月在寻乌写的《调查工作》失而复得，就是典型的一例。1964年6月，这个《调查工作》收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后就公开地发表了，毛泽东为它又改写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

今天我们可以去说，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成功和胜利，都是与正确的调查研究，得出的实事求是结论是分不开的。而每一次的失误，又都与忽视调查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客观实际而分不开的，比如像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深深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严酷的现实也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1959年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地自我批评说：“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并未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毛泽东仍一再表示：“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并又说，“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在1961年前后，毛泽东多次倡导全党要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是身体力行地带头去做。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图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会上交流。

1962年1月，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诚恳地向全党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0册第24、29页）

毛泽东还说：“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就是一些蠢人。”

作为一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能站在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任的高度上去认识和看待“大跃进”中的失误，确实展现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

四、毛泽东说，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而且还献出了自己毕生的智慧、心血和个人的一切。毛泽东的志愿早已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壮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的宏伟目标交织在一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但是，作为他个人，也是有他自己爱好的志愿和职业，如青年时期，他的志愿是当教员，还有就是当新闻记者，献身中国革命后他的志愿是与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相一致。但这并不能去说他是没有自己的选择与想法的。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与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又谈起了他的志向。毛泽东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我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去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也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地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所处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所限，毛泽东的三大志愿并没有去实现。毛泽东后来也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但毛泽东对黄河的崇敬与萌发骑马考察黄河的念头从未断过，以至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去提起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43页）  

“我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这是毛泽东继提到的他想搜集中国战争史资料后，在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提到的事情。（《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36页）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毛泽东曾对美国总结尼克松称蒋是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人很感兴趣，曾在一次大会上说要读一读蒋介石的书，话是这样说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一生全身心都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操劳奔波，他始终未能腾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写史心愿。不但是毛泽东自己，也是我们后人深为之而遗憾的事情。

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你常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说法的推崇。毛泽东的爱好兴趣十分广泛，他对自然科学的观点“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已经为世界许多科学家所接受。在1977年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来“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这个提议，表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也是对毛泽东在钻研自然科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结果的肯定。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始终有一种时代的紧迫感。从毛泽东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永无满足的人，他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在收复台湾、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大问题上，毛泽东可谓是费尽了心血与操劳。毛泽东说：“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如果说以1949年为界，把毛泽东的一生划作前半生与后半生两个阶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仅仅前半生，无论是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纬度上去讲，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建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和作出了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建国后，毛泽东又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毛泽东的心中，他日夜思念的是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的日子。除了想办法尽快使人民富起来外，毛泽东还在为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想一个办法”。

毛泽东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时就说，不但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人类自身。毛泽东说，人不应该有自私自利，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都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又说，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制是很难很难的啊，越是难我们就越要去努力做，否则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来干什么！

从西柏坡进城的前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共产党革命性的衰退。当毛泽东发现他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建设的新中国还有些不尽如意之处时，如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时，再如，如何防止中国不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毛泽东则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防修反修”，为此，他老人家那个一直“要想个办法”来的“想法”，可能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缘由之一。也许毛泽东对他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些急躁？或许是他超越了物质条件的允许范围？再或许是说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不能不说毛泽东在晚年时的雄心壮志仍然是非常之大，毛泽东始终是个“壮心不已”的人，这从他一系列许多谈到的志愿中就可以去印证的，使我们这些后来人始终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壮心”仍还在跳动着……

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他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中国革命事业向前推进。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已经苦心操劳了一辈子。正如黄克诚所评价的那样，“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毛泽东的理想始终是伟大而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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