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也谈对知青的“补偿”

作者：葛元仁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9-03-07 2471

也谈对知青的“补偿”

葛元仁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要求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补偿的风，网络、微信上到处传播，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有的知青也给笔者发来这样的信息，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错误地认为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而没有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制定的一项战略措施。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完全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提出者巧妙地利用了追求金钱的社会心态，企图得到广大知青的支持，如果谁反对就会“得罪”广大知青。

是否应该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补偿”，首先要看理由是否成立，然后看是否可行，最后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果理由成立，能够在全国普遍实施，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笔者也会同意。

综合了各种“补偿”说，集中起来是3种理由：一是，右派和知青都是从城市下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右派都被下放到农村的），给右派平反进行了补偿，也应该给知青平反补偿；二是，在我们年龄小的时候让我们承担了不应承担的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过去给以了荣誉，现在应该用金钱补偿的形式继续表示当年的光荣；三是，上山下乡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使得下岗后缺乏竞争力，生活陷于贫困，所以应该“补偿”。

一、理由是否成立

（一）反右斗争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首先，反右斗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在这次斗争中，毛主席在1957年6月29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稿的批示中指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全国大约有四千人。” [《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即便在同年7月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也只是说：“反右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八千人”。[《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但在实际斗争中发生了扩大化，把一大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志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因此，给大批本来不属于敌我矛盾的所谓右派平反补偿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一样了。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的政策，而且始终是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为一种促进农村发展的力量，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法。即便在“文革”中，也没有变化。中央始终在关心知青的成长。从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开始，中共中央1964年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5年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1970年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发[1970]26号），1973年发出了（中发[19731973]21号）印发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等不少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件，国家还拨专款安置知青，及时处理了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花费了大量精力，为鼓励、保护知青做出了一系列批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很多社论和报道。“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周总理的这话集中反映了党中央的态度，很多知青都应该记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对知识青年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管现在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何评价，不抱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在上山下乡中从来没有把知识青年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所以不存在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一样的平反问题，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二）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和知青年龄及荣誉

当时的农业劳动，除了国营农场有机械化耕种条件外，广大农村的农业劳动确实是繁重和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没有疑问。农村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承受着这种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通过这种劳动为国家提供粮食、棉花、蔬菜……，养活着城里人，支持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知识青年是在“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下培养出来的普通劳动者，不是封建贵族，到农村去和农村的同龄青年一起从事着一样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本来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提出年龄问题的人可能忘记了，国家规定16岁就可以去工厂当学徒工，即能够承担一定体力劳动了。而当时批准去插队的年龄要求是16岁及以上。按照当时7岁才能入小学一年级的规定，196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时“老三届”中最小的年龄一般已满16岁（不排除个别小于16岁）因此插队的知青应该能够承受农业劳动，况且农村16岁的孩子早就在地里和大人一样干活了。那种认为农村青年（包括回乡知识青年）应该承担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而城市知识青年不应该承担同样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社会分工中，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一个社会缺了那个产业也无法发展。国家把插队时间计算为工龄，实际上是把大家退回到在学校没有分配时的状况，所有同学都一样，去那个产业都一样计算工龄。以第一产业劳动艰苦要求“补偿”，那首先应该给予“补偿”的是农村的农民，尤其是与下乡知青学业相同，年龄一样的回乡知识青年。

当年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知青极高的荣誉，是因为这批人勇于到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分忧。因此，以过去给以了荣誉，现在就应该用金钱形式给“补偿”。实际上是把当年的奉献视为在市场经济中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是有价格的，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但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荣誉”就是其中之一。

（三）学业中断和下岗生活贫困

我们不否认，插队中断了一些知青的学业。但成才之路不仅仅是必须在学校读书，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靠自学成才者比比皆是。而且下岗后生活贫困并不是插队造成的。1982年初中央宣布上山下乡结束后，几乎给所有知青都安排了工作，捧上了“铁饭碗”，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自谋生路的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国企改革是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是在90年代中期，其中就有部分曾经插过队又分配到工矿企业的知青。但下岗职工总数是多少，曾经的知青在其中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的生活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陷入贫困，目前未见有统计资料。希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拿出具体数据来证明这点。如果拿不出来，那这种说法的煽动性远远大于其实质性。如果真有这样曾经的知青，也应该和其他下岗后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没有插过队的职工一样，纳入社会救济体系中加以解决。

从回城到下岗之间有10年以上的时间，远大于一般知青插队的时间。不少知青在这段时间里根据自己工作需要或社会发展的情况，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弥补了自己知识的不足，提高了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发扬了知青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拼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自己没有做到？把下岗后缺乏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怎么也说不过去。

二、“补偿”能否在全国知青中普遍实行？

（一）如何界定范围

提出“补偿”的人要求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补偿”。那么“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不给？1976年“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以至1980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不给？回乡知识青年给不给？大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农村从事相同的劳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标准

上山下乡的知青遍布中国大地。其中一部分是去了国营农场（建设兵团），一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在国营农场的知青拿的是固定工资，旱涝保收，属于国家农业工人。插队知青靠挣工分，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收成好了工分值高一些，收成不好工分值很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个知青的月工资是32元（当时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8元，三年后升为二级工，工资38.87元），而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有的地方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即便都是去农村插队，由于自然环境不同，有的地方一个劳动日能够达到1元甚至以上，有的地方只有几角或者几分钱。“补偿”标准怎么定才合理？对回乡知青的“补偿”标准又怎么定？

用给所有知青“补偿”这个看似平等的口号，实际上是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三）如何在全国实施

即便合理的确定了“补偿”标准，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地方财政具备支出能力，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具备支出能力吗？如果有些地方能够支付，有些地方不能够支付，或支付标准不一样，那会造成什么情况？

三、造成的后果

（一）撕裂知青群体

这种做法将“文革”前、中、后的知青分别对待，将国营农场和农村插队的知青混为一谈，把回乡知青排除在外，也不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必将撕裂整个知青群体，造成知青之间不应有的矛盾。

（二）撕裂下岗职工群体

知青本来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体制改革中下岗的不仅仅是曾经插过队的知青，还有大量没有插过队的职工。只给插过队的下岗知青补偿，不给没有插过队的下岗职工补偿，必将撕裂整个下岗职工群体，产生新的矛盾。

（三）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新华网2015年1月23日源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城乡收入差3倍。只给曾经当过几年“临时农民”的插队知青“补偿”，而无视与知青同龄，而且至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补偿”，无疑将加大城乡收入的差别，引起农民的不满。

（四）干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治国理政。这个时候提出所谓补偿问题，如前所述必将产生新的矛盾，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破坏、干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