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过的一场舆论战
薛 琳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自己掌握国家机器的优势，长期进行反动宣传，对我们党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前后，这种诽谤和造谣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妄图抹黑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抹黑共产党的领导人、抹黑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进行舆论攻击，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各种手段，不仅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势，更是通过这次斗争教育了党员、唤醒了民众，使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党的正面形象得到很好提升。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的舆论攻势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中共中央也作出决定，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报道
5月22日前后，国民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会议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解散”，并强调：“在宣传中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独立存在的基础。”
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发动了一轮轮舆论攻势。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召开了仅有九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竟然要求毛泽东“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在“座谈会”的鼓噪下，“皖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爱国协会”“桂林新闻记者公会”“洛阳文化界”等所谓“民众团体”纷纷要求“解散中共”，更有一个自称“长沙乡村研究会”的团体，要求毛泽东解散共产党及边区政府，回老家作乡村自治员。
除了这些所谓“民意”之外，从5月份开始，国民党阵营《益世报》《大公报》《商务日报》《国民党公报》等报刊发表了以“从共产国际的解散说道中共的未来”“论第三国际解散”“由第三国际解散说起”等为题的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有极强攻击性的文章。
6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苏联领导的英断》的社论，称赞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英断”，宣称“中国的共产党人应该赶快有这同样的觉悟”。
8月7日、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两天刊登了“促解散中共”专论，讲到：“兹国际共产组织解散之际，深望自动解散中共组织，归政中央，服从命令。”
如此种种……
中国共产党应对之一：及时预判，早做准备
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挑衅，共产党早有预见。5月26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国民党将在三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权和政权。为免于被动，他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同日，据多方信息综合，毛泽东也已判定：国民党顽固派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开展宣传运动，夺取共产党在特区的军权和政权”，而且，“这场运动在国民党组织中和无线电广播中已经开始”。他预判：“这样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并会有所加强。”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5月30日，周恩来又致电毛泽东：共产国际解散后，蒋有幻想，可能对我们又要采取组织上的溶共政策。正是有了充分准备，中共领导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中国共产党应对之二：利用权威媒体，阐述中国革命真实情况
共产国际解散伊始，中共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和《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的立场、态度，并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中共前进的方向：
【“共产国际底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责任感，更大的自信心，更大的创造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先锋岗位上来更好地更有成效的工作。”】
为应对和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6月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
【“在重庆积极宣传抗战，用各种方法宣传我方抗战及建设成绩，宣传我方坚持团结与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7月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表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指示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动员当地舆论，以“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质问国民党》的檄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进攻边区、发动内战的行径和散布各类破坏团结的言论是完全错误的，他说：
【“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
除《解放日报》外，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群众》也刊载了大量文章，回击国民党宣传攻势，揭露其阴谋。
中国共产党应对之三：积极开展舆论攻势，争取国际正义呼声
在苏联《真理报》发表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当晚，周恩来会见外国记者，亮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国际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问题”。
就在延安各界三万群众召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的7月9日，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朱德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要求停止进攻；致电董必武要求将揭露国民党反共真相的材料，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并指出“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以任弼时名义致电在西安工作的周子健，指示其将各种材料“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特别告之“此种工作甚为重要”，等等。
通过这些材料，中共明确告知国际社会：
【“蒋介石若遂发动内战，……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非常有效，让世人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也引起了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8月11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专门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勿用武力”。
8月12日，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文件抄送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及英、美、苏各使馆”。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
中国共产党应对之四：掌握斗争主动权，突出策略灵活性
斗争环境瞬息万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或主动进攻或暂时撤退，我们党的斗争也展现出高度灵活性。
面对恶意宣传，中共组织力量逐条批驳。在被国民党顽固派新闻封锁后，南方局将文章印制成册向进步人士和外国使馆大量发放。
在国民党恶意宣传渐渐平息后，10月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解放日报》暂停刊发批评国民党的文章，但地方报纸仍可批评。毛泽东致电在重庆斗争第一线的董必武，指出：“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中央宣传部也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发出指示：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言论。到了10月16日，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也停发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稿件。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轮舆论攻势，以失败而告终。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反击，成功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同时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始终高举团结抗战大旗，最终赢得了这场舆论战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直至取得抗战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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