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旧乱：一座小县城里的民国范儿

新安旧乱：一座小县城里的民国范儿

党人碑

新安县在哪儿？

熟悉杜甫的朋友不会陌生，“三吏三别”里就有个《新安吏》；熟悉秦汉史的朋友也不会陌生，项羽在河北打败章邯后，押着秦军做先锋，回师河南，准备沿崤函古道，进军关中，走到新安，基于“维稳”的需要，坑杀二十余万秦军。“诗史”杜诗中，正好也有一首《楚坑》：“项氏何残忍，秦兵此处坑；愁云终古在，鬼灿至今明。”

这个新安县在河南西部，地扼崤函古塞，当关洛孔道，西连长安，东邻洛阳，北横黄河，南障秦岭。得名在秦始皇元年（前221），也就是一统六国那年，这种古县在河南比比皆是。

“新安”是个好名字，寓意新治安宁的好彩头。

新安县在豫西，既是洛阳门户，也是崤函古道上的重镇

然而到了近代，准确的说，就是民国，新安作为豫西匪患严重的一个县，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最初土匪还属于传统类型，武器装备很差，主要是刀枪，危害不算太严重。穷乡僻壤的山沟里面，做小买卖的都不爱去，土匪也觉得油水不大，懒得折腾。这样的地方，遭土匪，往往一年也就春节里面来一趟，而且是大半夜的。

老百姓也敢反抗，吆喝着周围邻居，拿着家伙就敢跟土匪干起来，偶尔还能打死个把土匪，县官老爷还会坐轿子来验看，夸奖村民骁勇，维护治安有功。

可等入了民国，军阀混战，枪支流散，原本正规军才能用上的武器，成了土匪的标配，别说你乡下了，土匪闲得无聊，还会骑马进城，对着县衙门开几枪，顺手拉张肉票，老百姓自然成了鱼肉，任人宰割。

饶是如此，还算盗亦有道，讲究个脸面上过得去，抢钱要搞个“仁义借款”的形式。

先选几家富裕的大户，给你家下片子，或称下票子、下叶子、飞叶子，就是用红纸帖一张，中间写上匪首的姓名，抬首恭恭敬敬，写着楷体字“某先生阁下：请借银元若干千元，限某日送到某某地方，嗣后一奉二还。倘若逾期不送，莫说对不起你！”落款还要写“鞠躬，某年某月某日”。

汉代的新安函谷关，结合今天的国道、铁路与黄河，也难看出战略地位之重要

换言之，我是跟你借钱，不是明抢，当然您要不借，我就那啥了，而且还表明借一还二，不过你信吗？

如果你真犯浑不给，人家也不会立马来抢，还要托关系，找人来说合，大家别撕破面子，我们坐地起价，您也可以就地还钱。

比如有家觉得要价太高，接下片子后，找七舅姥爷的二大姑的三表弟的五表叔，找老架子（匪首）转圜一下，然后刚炸的油馍头，买上两斤，再送去了几双鞋袜，带几十块银元，由中间人拿着就去了。

老驾杆也很客气，看到来人，先道歉，说没想到劳动您了，然后吐苦水，说干这行也属无奈，“我们被人叫牌子，叫得在家呆不住了，才出来干这。”

两天好吃好喝，临走还给了几块钱跑腿钱酬谢。

但这样的土匪，在进入二十年代，就很少见了，特别是陕西的国民二军和本省的镇嵩军“深耕”豫西，规矩就彻底坏了！

坏规矩的原因，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在进入民国之后，更趋严重。

外媒对临城劫车案的报道

简单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得整个中国社会都喘不过气，除了极少数人活得逍遥自在外，多数人看不到希望，甚至活不下去。革命之路，又太过艰险，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有些人只好自暴自弃，参加土匪。

不仅河南如此，隔壁山东也一样。

著名的临城劫车案，其主谋孙桂芝、孙美瑶叔侄，就是当地富户，都读过七八年书，粗通文墨。甚至他们的匪帮中，不少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过颇为辉煌的过去。或留学国外，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是在军事院校内得以深造，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们曾是政府官员、军官和乡村小学校长，但在1920年代，都毅然决然，当了土匪。

要说民国内卷化，河南绝对是个最佳标本，本该作为大粮仓，又是中华文明摇篮的地方，在1920年代开始，因为水旱蝗兵的接踵而至，几乎成了人间地狱。

有朋友说，不是水旱蝗汤吗？这个我们得实事求是，汤恩伯，那时候还没来河南呢，可兵燹却是河南人民要持续经受的灾难，谁让你中国的十字路口，南北东西的军阀都得蹂躏你，至少两遍，进出各一次！

老百姓活不下去，有的就移民东北，这个我前面讲过，可移民东北就好了？

我再讲个悲催的。

奉军

有个姓李的农民，满怀憧憬来到东北，刚把地种起了，有点盼头，就被奉军征了兵，1928年派到关内去打仗，在山西大同打晋军。

接连败仗，主力撤走，老李负伤被扔下，好不容易养好了伤，想租地种粮食，他是农民，在河南和东北，都是种地的行家，他相信靠力气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要肯掏力气干活，还愁没有好日子？

可就是没有好日子，他是外地人，跟本地人口音不同，受尽歧视，想租地都没人租给他，而且他没钱，唯一的衣服就是军装，当地人也怕他。

不能种地，那只能另谋他路了，除了种地，他还会打仗，虽然没钱，却有枪，枪杆子只有两个地方用得上：军队或者土匪。

老李既当不上兵，就只有当匪，祸害大同老百姓了！

咱不移民，也不当土匪，老老实实种粮食行吗？

连祸害河南人民的老陕，河南督办岳维峻都会告诉你，别做白日梦了！

1925年.岳维峻在考察地方政治后，指出全省“无民权而有绅权，各县局所，大都为劣绅把持”。豫西尤甚，豪绅就是土皇帝，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其实要说扫黑除恶，民国时代最需要了，那时的基层政权，往往沦为土豪劣绅和土匪的命运共同体，起核心作用的是土豪劣绅，谁碍着他们的事儿，他们就搞掉谁。

你流官来我这一亩三分地做官，不想混就给我捣乱，我分分钟让土匪进县城抓走你；你土匪敢学“中州大侠”王天纵，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分分钟下帖子，组织几路土匪和县里的警察队、武警队和民团，联合围剿你！

在这种环境下，别说农民群众活不下去，一般的中产家庭，也是动辄得咎，逆淘汰和内卷化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当时人就说了：

【“连大声都不敢出，连大气都不敢哈。一出声，一哈气，那军阀和他们的走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就都起来咬我们，枪毙的枪毙，下狱的下狱，哪里许我们动一动呢？”】

千万别以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只欺负穷人，民国时代，河南的中产阶级，也就是稍微有点钱，却没什么势力的家庭，如果生活在农村，那基本就是存栏的猪仔，杀不杀你，就看土豪劣绅心情如何，手头紧不紧。

你敢跟他们打官司，那更是死得快，夺了你的产业，把你弄进去那都是轻的，搞不好性命难保。

穷困潦倒的豫西人民

在鄂豫边苏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张旺午，是泌阳人，他就说当地在民国时代：

【“狱卒舞弊很严重，可以拿钱把犯人赎出来，还可以花钱把仇人整死。整的方法很简单，叫‘贴鬼脸’，就是把人捆在大杠上，用皮纸沾水往脸上贴，使他很快停止呼吸，死了说是病死的。”】

想求生，无非出去求活路，最直接的就是闹革命，砸烂旧社会，把这帮家伙一勺烩！

但问题是闹革命，哪有那么容易？好像你虎躯一震，人家就纳头便拜，殊不知这条路上，多少牺牲者？

我讲过李大钊和王若飞在河南亲手抓起来的农协，就在今天郑州西南郊，贾峪镇和洞林湖之间的几个村子，农协委员长还兼着贾峪镇的镇长，群众威信极高。可土豪劣绅结合红枪会，还有土匪，分分钟就把农协委员长全家十来口杀绝户，顺带脚扫荡我们的基层政权、党组织和农协，让你几十年都恢复不起来组织。

再恢复就是抗战中期了。

同样在本省的信阳，我们的信阳县委枪毙了24个土豪劣绅，人家就组织一千多人的队伍，红枪会和土匪，都来反扑，拔除我们的四望山根据地，农协、党组织干部，能杀的都杀掉。

灾后大量的流民

二十八画生同志指出：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

咱们继续以河南的新安县为例，清末即便豫西社会秩序乱了，羊山十兄弟这样“嵩山大学”的各色毕业生源源不绝，但浅山丘陵地带的这个县，基本秩序尚在。

可到了民国，几番兵匪结合之后，新安的秩序就动荡起来。县里面再无精力管乡村治安，高平寨、后窑村等几个村子，社会治安就得完全由农民自己安排办理了。

平时护秋护麦，就成立个守望社，并写张公约：“时值秋令，禾稼将成。不由严禁，势必横行。合牌公议，遂立章程。”

冬防春防，就成立刀矛队，设立打更庵，也写个公约：“时值冬（春）令，宵小蠢动，不由严防，势必横行，合牌公议，遂立章程。”

有钱有势的高墙厚门，财力不够的用麦秸糊上泥筑个看家楼；再穷的，也在窑洞高处打个“天窑”，准备随时逃出生天，别被土匪瓮中捉鳖。

原先还有所谓的侠盗义匪，遮遮掩掩、扭扭捏捏，随着社会内卷化，资源匮乏，你不作恶就得饿死，规矩慢慢就没了。

拉了肉票，扔在红薯窖里，看你有点油水，还能按时往下系饭，有的干脆叫票子“就地取材”，啃生红薯。

原来不拉女票，后来也拉了，最初不隔夜就得赎回去，叫做赎快票，到民穷财尽时，快票也不快了。这时候就需要细分市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看，洛宁张寡妇那样专吃快票的经营团队就出现了。

还有的杆子拉去女人作老婆，拉去小孩作儿子，赎也赎不回来。

这才是民国的农村，公知和两面人不会告诉你的残酷，他们只会说那是个盛世，是好日子好年景。

如果仅是土匪作恶，也就罢了，偏偏河南是中国交通的十字路口，各路兵爷轮流蹂躏。

臭名昭著的刘镇华

陕西的国民二军入豫，短短一年零三个月里，从最初一个师二个混成旅猛，增至十一个师和十八个混成旅，人数达二十五万之众，这多出来的二十多万人从哪来？养活这么多兵将，河南这样的穷地方，不掘地三尺，怎么办？

所以陕军和河南老百姓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这里，广告下，陕西人糟践河南人，因为镇嵩军；可陕军祸害河南人，如今河南基本没几个人知道了。写这些不是要地域黑谁，特别是还有因为愤恨于此，却无能为力，最后咬牙跺脚，参加革命而牺牲的史可轩烈士。说到底的根子是军阀，是民国社会的黑暗。

陕军并非在河南搞臭名气的第一家，当然也不是最后一家。

在新安，陕军祸害老百姓，搞得民穷财尽，可土匪却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再不是当年那么讲究面子的路数。

1925年5月7日，新安县城西十几里的杏树沟，被土匪围困，不少人躲到地道里，土匪为了拉票，不惜用烟熏的办法，一次就熏死了69人！

新安的老百姓穷，土匪也穷，拉票也只能拉到“穷票”，也就是每个仨瓜俩枣的穷人。饶是如此，还是要拉，集腋成裘，你懂的。

电影《白鹿原》中的镇嵩军

一边拉，一边骂：

【“你不值半斤红薯钱，一盒纸烟钱，想赚一颗子弹是不能的，老子的枪里只有三粒！”】

土匪也饿急了，就到城边的村子抢，国民二军的怂货，也不敢出城，士绅们跪求他们带来的陕西籍县长，说您是父母官，求求你们老乡，救救老百姓，平日拿了那么多，吆五喝六那么厉害，不能关键时刻装熊啊！

可人家就装了，你能怎么样？

走了陕军，来了本乡本土，豫西老乡的子弟兵镇嵩军。对这帮家伙，本地人最知根知底，跟陕军是一根藤上结的瓜，都是绿林大学毕业，大哥别笑话二哥。

镇嵩军多是豫西老乡，可欺负起本乡本土的老百姓，那水平堪称精准，找各种借口，敲诈勒索。今天说听说你家有枪，明天说你通匪，要不就是听说你吸大烟，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抓走的农民，就拘留在兵营里，这些官兵本身就是土匪出身，溜叶子，也就是拷打肉票，让其快点，且拿出最大限额赎金的本领，相当熟练。新安老百姓就说，镇嵩军的残暴甚于土匪。

原本基于反对陕军而兴起的枪会，又重新组织起来，反对豫西老乡镇嵩军。

镇嵩军调集重兵，血洗各村，新安、洛阳到偃师一带54个村庄遭到血洗，被杀2000余人。

冯玉祥

还好这时候冯玉祥来了，打垮了张治公，躲在山里的新安老百姓，终于可以回家收麦了！

在我党我军来河南之前，河南老百姓评价最高的军队就是冯玉祥的军队了，最差的就是奉军了，当然豫西则是镇嵩军。

新安的老百姓，原本对出潼关的军队，绝无任何期望值，就是觉得他们必然跟国民二军一样坏，可谁知道，还真不一样！

镇嵩军临走前，把老百姓家能抢走的都抢走了，连妇女纺粗布的棉线都抢走，真是囊括而去。所以听说西边又来军队，大家吓坏了。

冯军初来，找不到吃的，曾到老乡们住的地方采购，态度和蔼，说话和气。不让农民叫他们“老总”，让互称“乡亲”、“老乡”，见到柿糠馍也说好。一小会儿，竹篮子满了，堆着笑脸，打个招呼，说声“再见”走了。

大家都说冯玉祥的军队好，铁门小学的老师朱光远慨叹：“古来王者之师，也不过如此！”

当然中原大战前，冯玉祥在河南整军备战，征粮征兵的力度一大，老百姓就明白过来，新军阀的蜕变，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不过新安县在整个民国，经历了北洋、冯玉祥和蒋记三个时代，历任县长、县知事里面，得到最高评价的，是冯玉祥派来的山东人束清汶老先生。

新安县长束清汶立的《冯玉祥告谕碑》

其人有学问，有才能，道德好，有威严也有精神，常常在县城和农村跑来跑去，不坐轿，也不坐车，远者骑马，近者步行。

在那个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的时代，束清汶到农村检查工作，做调研，既不带护兵，也不带枪支，常跟一个勤务员。

为啥呢？

原因很简单，大家知道他是个好官，给老百姓办事的，家里又穷。山东汶上县老家遭灾，儿子来要钱救荒，他都没钱，儿子回去的路费，都是借的。你抢他干啥，榨不出油水，反而搞得全县老百姓恨死你！

那时候是真的小政府，司法行政不分，民、财、建、教一切事务，统由县长一人负贵，也没副县长，就束清汶一个老头儿全管。每天早起他还去查门牌，谁家大门没开，他以为尚未起床，就敲敲门喊一声。下大雪了，他拿着扫帚，领着在大街扫雪。为了剪辫子，他领着人，自己拿剪子，堵着城门给没剪辫子的剪，顺便说这已经是20年代中后期了。

他也常到铁门镇的铁门小学，召集民众开会，普及冯玉祥的新政策，比如征兵征粮，孩子要受教育，妇女要读书，要放脚。学生和老师都认为束清汶很虚心，因为他总怕自己的山东腔，新安本地人听不懂，还要找个口齿清晰的学生上台，给大家重说一遍。

新安铁门镇，张钫的老家

当然这有个问题，县政完善是个必然，不可能总是小政府，更不能所有的事儿，都是县长一个人来搞，否则这个县也就没任何发展了。但束清汶的清廉和事必躬亲的认真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河南是个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地方，说白了老顽固。

洛阳隔壁，豫西新安县，1920年代中后期，留辫子和裹脚的还有大把存在，这也包括当时的省会开封。更别说一到县衙门告状，噗通跪地，咚咚磕头的了。

冯玉祥派来的这位束清汶县长，很可能有前清功名，不然冯玉祥也不会请他做家庭教师，但冯军在民国新旧军阀中，都是个异类，有人骂他装那啥，有人说他是信洋教，破坏我中华传统文明，可人家执行破四旧的力度，可是杠杠的，包括这位老秀才一个人到新安。

过去打官司，见官得叫大老爷，下跪磕头，可束清汶说跪是骂人的，不让跪，也不让叫大老爷，说那是不平等。

从此，新安见官拜跪的礼节废了。

束清汶处理官司，一般愿罚不愿打，罚了钱，直接叫小学或平民学校的校长来拿，自己绝不经手。罚款的掏出钱，直接给校长，拿回去当办学经费。他说，新安老百姓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必入库。

关于司法，这老爷子很有趣，他让学生替他宣传给左邻右舍，只要在城里，每天下午就在大堂口等着接状子，白绵纸也可以，不会写也没啥，你讲给我听也算。因而“代书”失业了，印刷好的状子纸没人买了。

新安县城里，第一个开理发店的师傅叫白章子，理发技术好，还吹得好唢呐，这人急公近义，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请他吹响器，绝不含糊，有求必应。可在那年月，理发是下九流的活儿，虽然也是新安人，但当地人并不尊重他，老家的村子甚至把他逐出宗谱，祖坟都不让去烧纸。

束清汶知道后，当即叫人牵来两匹大马，与白章子各乘一匹，并辔来到白氏祖坟。你给你祖宗烧纸、磕头、吹唢呐，我写篇祭文，在旁致祭诵读，看他们还敢瞧不起你？

从此，白章子在村里名声大振，白氏家族，每至清明祭祖，白章子不到场不能开祭。

而且更为难的是，这位老先生不是糊涂虫，支持农会，支持打倒土豪劣绅，支持我党和国民党左派。

可惜好人没好报，束清汶身体不好，1929年他就病逝了。

进入三十年代，新安继续各种“乱”，有多乱呢？正好有个标本。

真实状况下民国范的河南女性

有家新安的大户人家，过得一代不如一代，原本积攒的产业，到祖父这代都成了累赘，因为土匪和陕军、镇嵩军都骚扰你，最后老太爷被土匪绑票后撕票。

第二代一咬牙一跺脚，不当地主，我好好读书做学问，当个老师好不好？师范回来之后，造福桑梓，当过多年小学教员、校长，没人不挑大拇哥，说是大好人的，穷孩子上学没钱，他还拿自己家的钱支持，可结果呢？

被土匪拉票下叶子，要家里赎，几千大洋出去，还是被撕票！

这家的第三代李一民是学霸，为了人身安全，出去读书。先上的在当时河南最好的中学，省会开封的省立一高，后读的老北京名校弘达中学，接着考上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

“南东吴，北朝阳”，东吴出法学家，朝阳出法官，堪称法学摇篮，民国第一法学学府。可你学法律，上名校，有啥用？明知道父亲被那路土匪所害，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方上不是怕土匪，就是跟土匪勾结。

朝阳大学校舍大门

眼看家破人亡，马上连学费都交不起了，使他深刻体会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认识到不革命，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没有出路。

一咬牙一跺脚，参加我党闹革命去着，虽经历敌人的监狱和酷刑，也被自己的同志误解，解放后又被整肃，从县长一撸到底，成了办事员，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从无怨言，踏踏实实一辈子，在基层无私奉献，直到去世。

1949年春，河南全境基本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把剿匪作为下半年的全省中心工作，动员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开展剿匪斗争，终结百年匪患，还河南人民一个朗朗乾坤。

新安周边的豫西地区，包括洛阳和陕州两个专区，为重点清剿区，我地方武装结合四野42军，26天时间，即将豫西报上号的股匪，如国民党西北绥署豫西分区所辖的新一师、新二师和新三师，黄河支队、绥远支队及陕西保六旅，基本全歼。共毙、俘及投降、登记匪首140名，歼匪9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万余支。

剩下的小股土匪，约70多股，从7月25日到12月中旬，也被彻底清理干净，这又包括了19783人，缴获各种枪支2.43万余支。

而剿匪结束后的42军，越打越勇，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上了朝鲜战场，在黄草岭硬顶美军陆战1师13昼夜，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另：说到新安，有河北的朋友说，我们有个安新，其实后者历史上本叫新安，此外广东也有个新安，明清时代，三家还同期存在。

据说黄山要改回“徽州”，于是想起甘肃有个徽县，历史上也叫过“徽州”，更别说南通州、北通州了。江苏盐城的大丰，作为县的时候，历史还叫过“台北县”，明清的“太平县”就有4个，叫“新城县”的明清也有4个，到了民国更增加到6个！明孝宗的时候，就有朝鲜人发现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懵圈了！但明朝人却表示情绪稳定，你们少见多怪，它们分属不同的布政使司，不会乱的。其实古人也有办法，搞个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内外新旧就好了嘛，俺们大荷兰就是地名活化石，比如有“内黄”，有“上蔡”和“新蔡”，当然还有“新郑”。

杜甫《新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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