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五四百年的思想史意义

五四百年的思想史意义

方克立

关键词：五四百年；思想史；五四运动；张岱年；五四精神

方克立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张岱年先生是五四精神的重要传承者和发扬者，他的110周年诞辰是5月23日。河北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把这两个纪念活动合在一起来举办，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其中颇有深意，在我看来主要是思想史的意义。我想从五四以来百年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几个问题来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一）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到底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还是救亡、启蒙与社会主义的三重变奏？百年后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五四？

在考虑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观点的影响很大，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我们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毫无疑问，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都是五四运动的重大主题。如果没有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欺负，把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就不会引爆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亦即思想启蒙运动，从1915年就开始了，到五四运动时期不但达到了高潮，而且发展到了一个质的新阶段。因为近代以来一直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尝到了先生欺负学生的苦涩滋味，不能不对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打一个问号了。而且就在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的特权，这就促使中国人民在鲜明的对比中重新思考应该以谁为师，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不仅表现为“对传统求解放”，而且也表现为“对西方求解放”，与初期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在一个认识层次上了。

说五四运动既是爱国救亡运动，也是思想启蒙运动，这都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赞成那种“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事实上爱国救亡与思想启蒙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不但没有压倒思想启蒙，而且还帮助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伪善和侵略的本质，提高了思想启蒙的水平和层次。把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两个东西完全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当然是不对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接着“救亡压倒启蒙”论的思路往下讲，合乎逻辑地就会提出“告别革命”论，提出“回到康有为”，走到与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

“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论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五四运动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因而是有很大片面性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我的想法是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它既是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爱国救亡运动；二，它又是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自私性和欺骗性，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图新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三，它还是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促使这种新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从此中华民族才发生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巨变，它是这么一个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只看到前两个方面，将五四定性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而看不到第三个方面，即中国人民通过五四运动，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解决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问题的正确方向与道路，认识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看不到五四运动的这个更具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的方面，那么，只见当下的救亡和启蒙问题就显得比较表面和片面，未能把握住五四运动的深层本质了。所以我提出了“救亡、启蒙与社会主义的三重变奏”论，认为至少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三重变奏论与双重变奏论的区别，主要在是否承认第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第三个方面的意义特别重要，不能忽视呢？关键在于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它又催生了两年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世界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所以五四运动与中国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道理，已经被百年历史实践所证实。所以我认为，讲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只讲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而不讲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至少是有片面性的。所以说“三重变奏”论要比“双重变奏”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二）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什么是五四精神？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准确把握其实质与核心？

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一般表述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我过去也做过这样的表述[1]。现在觉得列举出来的这几项内容，还是“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思路。如果按照“三重变奏”的思路，五四精神的内涵还应该加上一个“社会主义”，才比较全面、完整、准确。因为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取得成功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了。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已在中国蓬勃兴起，虽然其中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流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以后酝酿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也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百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我认为五四精神应该包括社会主义。而且在我看来，五四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有动力，有方向，那么发展科学，发展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都是必由之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构成了五四精神的完整内涵，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我们今天教育青年要把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五四精神传统。

（三）五四运动留下了一些什么思想遗产？它对此后百年中国思想史有什么影响？

应该说，五四运动留下的思想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正面的遗产和负面的遗产。上面提到的这个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包括五四精神，基本上都是从正面来说的。其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参与人民群众、社会阶层、发动城市和地域的广泛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五四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初步结合等特点，都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五四遗产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的一些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还指出了这种负面影响在此后百年中国思想史中的几种主要表现：“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2]无论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还是向左的发展，都背叛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五四精神。

研究五四的遗产及其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五四时期还有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新道德、新文学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他们也留下了自己的思想遗产。这些遗产对五四后百年思想史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大家都知道，批判五四、否定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咒骂五四的声音，一百年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要注意到五四思想遗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四）为什么说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论争的中心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五四前后两个时期的“新文化”，性质有什么不同？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在中国社会史上的重要转折意义，人们不难理解。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转折意义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3]五四以前的思想文化论争，人们通常概括为古今中西之争。对于“五四以前”这个时间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以前”到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80年；二是“以前”到16世纪末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最早来华时间是1582年，到五四运动已经有330多年。应该说古今中西之争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中国人先是用“西学中源”说，鸦片战争后主要是用“中体西用”论，来应对古今中西之争。主张者的心态很不一样，所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这里面情况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4]。

五四以前，“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么五四以后呢？时代的中心问题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在这一百年中，古今中西之争依然存在，但是，考虑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道路问题，除了中学（旧学）、西学（新学）这两个维度之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不能不考慮的一个重要维度了，而且在这一百年中，它在中、西、马的关系中实际上是起决定作用和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说，五四以后，只关注和讨论古今中西问题已经不够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已经转换为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后者已经把前者包含于其中。从古今中西之争到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时代中心问题的转换，这是五四前后思想史之显著的不同。

毛泽东指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实有性质的不同：“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5]也就是说，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新文化”，还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在中、西、马关系中的“新文化”，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了。

（五）为什么说对中、西、马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五四后中国思想史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贯彻于百年思想史之始终，今天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还是这样，因此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对中、西、马关系问题的看法和回答必然是不同的，这样就形成了五四时期和此后一百年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三足鼎立”，或者说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他们对中学、西学、马学三种文化资源的不同选择和不同态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自由主义西化派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看成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希望中国也走上这条道路；文化保守派否认“现代化即等于西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一样，走上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派则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且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三派既互相对立、互相竞争（主要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互相论战，又互相渗透、互相吸摄、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对立互动的关系。

这种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贯彻于五四以来百年思想史之始终。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梁漱溟、李大钊就是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三个典型代表人物。此后百年中国思想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论战，从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经过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到马克思主义对新理学和新心学的批评，以及对民主个人主义的批评等，都是在三大思潮之间展开的，最后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而结束了这个阶段，转换了历史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摆脱了三座大山重压的新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虽然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他曾经批评过的“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的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在“文革”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也是不少的，“大批判”的形式并不能掩盖底下的思想暗流涌动。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比较宽松，各种思潮蜂起，主要还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而且三大思潮内部都有左、中、右的分化，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事实上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也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斗争。到新世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右翼都走到了极端，拿出了他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抗。比如“零八宪章”（2008）和《中国必须再儒化》（2016）就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两个纲领性文本。陈先达先生在《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一文中，把当今中国的道路之争概括为“西化”、“儒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化”之争，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6]。经过近百年锤炼的中国共产党，不惧国际风云变幻，亦不为国内各种错误思潮所动，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五四已百年，这一段思想史内容丰富，阵线分明，跌宕起伏，精彩纷陈，而且现实性非常强，是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非常迫切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学术界许多同志都意识到，研究这段思想史，“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是一个很好的认识框架，或者说是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我举两个例子：比如在座的洪晓楠教授，他在200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一书，就是以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为基本框架来写的；还有湖南师大唐凯麟、王泽应教授2003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一书，是一本高校教材，也主要论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派的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现当代思想史，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已形成共识。

（六）为什么说百年中国思想史和百年历史实践都证明，“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对中、西、马关系问题最正确的解决，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唯一现实道路，它与我们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完全一致，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的正确文化方针和发展道路？

在五四以来的三大思潮中，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百年探索与发展。

对中、西、马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从思维方式来说，毛泽东讲的“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典型代表是“全盘西化”论、“儒化中国”论，还有他批评的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胡锦涛、习近平批评的“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折中主义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典型代表是“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在中、西、马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提倡张岱年先生倡导的“兼和”辩证法。“兼和”的涵义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兼取众长而相资互益”。它不是搞折中主义，而是坚持“一元主导”与“兼容多元”的统一。“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同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地位，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地位。这样才能把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优长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坐集天下之智”，创造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理论，就是“兼和”辩证法的具体生动体现。

从文化研究来说，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17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张岱年先生坚持用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早年曾提出过“创造的综合”、“文化的创造主义”等概念，但是没有流行起来。他在1987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这个概念，在众声喧哗的文化热中就被大家普遍接受，成为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最重要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具有很大的涵盖性。我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曾以“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综合创新”三个标识性概念来代表五四以来文化论争中的三派主要观点，这也是三面文化旗帜[7]。还有张申府先生早就提出过“三流合一”这个概念，他讲“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就是中、西、马“三流合一”。“马魂中体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关系结构的标识性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杨承训先生于2004年提出来的。我受到三位前辈的启发，从2006年开始接着他们讲，把“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看作是五四后百年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和指导方针，十多年来，一直在对它作理论阐释、概念解析、史实说明和意义探讨。比如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在学理上何以可能，在客观现实中有什么根据，就需要作一些说明。除了与其他各种文化主张比较，这种文化理论有明显的优越性之外，我还着重注意了三个方面：一，它与我们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邓、江、胡、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都坚持了“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方针。二，注意考察一些卓有成就的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大学问和真学问来，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走的一条“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道路。三，现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其中的学术体系建设，凡是做得比较好的学科，都自觉认同和践行了“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因为它是最适合今天中国时代需要的。一百年来的大量事实都在支持这种文化理论，现实也需要这种文化理论，所以它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要感谢谢青松同志，他把学术界研究、讨论“马魂中体西用”的论文汇集起来，编辑出版了两本书[8]，方便大家了解这种文化理论，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上面几个问题，在这里都只能简要地、粗线条地讲一下。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9]我关注的主要还是思想史问题，总书记的视野更宽阔，要求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角度一起来聚焦这个问题，共同说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分紧迫的一项研究任务，期盼两年后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能够读到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教授；本文是作者2019年5月11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暨张岱年先生诞辰110周年“百年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回顾、总结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参考文献：

[1] 参见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1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

[4]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采取了“学术传教”的方针，他们试图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以及西方的哲学、文艺等来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主要采取了两种应对策略：前期主要是“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等科技知识均来源于《墨子》等中国古籍，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主要是“中体西用”论，认为船坚炮利固然是西方的好，但纲常名教、文物制度则远不及中国。前者是“末”，后者才是“本”，所以只能“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主张“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人，其实心态并不一样，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人是不承认中国已经落后的事实，反而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虚骄之气，以此来满足所谓“爱国的自大”心理；另一些人则是试图通过寻找中西文化之“同”，来减少在中国传播西学的阻力，进一步促进西学的中国化。徐光启、魏源等人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是中国人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6]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光明日报》2016年9月7日。

[7]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8] 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9] 参见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