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党代会为何要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中央委员？

作者：陈述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19-07-04 687

陈述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党的十九大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历多次极其严峻的考验，但总能够排除风险、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勇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查找差距不足，勇于自我纠正错误，并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党。

这主要体现在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从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到伟大工程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查找差距与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创造了通过党内巡视、全党整风等查找差距、自我纠错的形式；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查找差距的优良作风。

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1944年9月，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因公殉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参加了这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

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队伍，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深情地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随后毛泽东强调：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改正错误。

这次党代会为何要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中央委员？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查找差距，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半年后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科学地总结了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的路线、纲领和任务，并从党的宗旨高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他说：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他又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可以说，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实实在在地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引导全党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全面提高了全党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全党解决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工作、文化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能力。

1937年，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并亲自在抗大讲哲学课，他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他还从哲学高度指出教条主义的要害：

【“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

毛泽东得出结论说：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党把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作为党的任务。

1939年毛泽东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如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强调的：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形成通过党的重要会议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

在明确了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委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基本制度，也包括具体的如党内巡视、报告等经常性工作方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通过重要会议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这首先体现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起到了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作用。

如中共三大陈独秀在会上作主旨报告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他中央委员，如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批评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陈独秀还批评上海、北京和湖北党组织的工作差距。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策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大发展。

又如中共七大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确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在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全面报告，总结成绩查找差距。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如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批评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纪律。还实际上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会议充分认识到党要领导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存在着本领恐慌等差距，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全党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

又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全党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全会对自己的查找差距，对错误进行彻底纠正，并取得成效的典型案例。

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会议纠正错误也取得积极成效。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党通过会议纠正错误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还有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也是通过会议找差距和纠正党内错误的重要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发现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差距，再次号召全党开展新的大学习，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着力推进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具体制度建设

为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着重进行基本制度建设同时，还认真地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以增强自我修正、自我提高的能力。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会发现：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通过巡视来了解和指导地方工作，纠正出现的错误。特别是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强调应当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1928年10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这个条例对为什么要巡视、巡视员的设置、巡视时间、巡视任务范围、巡视方式方法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任弼时、李维汉等都担任过中央巡视员，对上海、顺直、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党的工作进行过巡视指导，找出差距，起到纠正党内错误的作用。

1931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党内巡视条例》，对巡视员的条件、巡视员的基本任务、巡视员的工作方法、巡视员的职权、教育与纪律作了明确规定。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巡视制度，加强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指导监督和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差距和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时期内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组织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随着党本身的不断成熟，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党曾在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上作出了党内报告和通报情况的规定，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为争取革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1948年1月起中央正式建立了严格规范的报告制度。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下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按时间和程序规定向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报告，特别是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二是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针对报告内容及时地对下级进行指示。

历史证明，这个报告制度不仅对党内互通情况，互相监督，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说，党内实行的“报告制度”，起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用，提供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制度保障，这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

创造了全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查找差距自我提高的方式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针对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以及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破坏党的纪律的宗派主义作风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良作风，以增强党性和党的纪律。

这次党代会为何要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中央委员？

延安时期红军战士在学习，以补知识上之贫乏、思想上之不足，进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使全党在思想、作风和纪律上提高了一大步，增强了党性，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高度团结统一同心同德夺取民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种集中整风的党内教育和整顿的方式，为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成功的样板。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整党、中共十二大后的整党、“三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又积累了集中进行党的教育活动的新鲜经验。

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找差距加强修养自我提高

中国共产党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优良传统。在查找差距、修正错误这方面，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政治局的同志都写了几万字的笔记，都在会议上发言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他在整风运动中真诚地作了全面总结，作了五天的报告，与同志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以下他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上，人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周恩来会赢得全党的尊敬。

周恩来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种领导带头找差距，自我完善的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给今天的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早在1929年形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并作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党内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在整风过程中总结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并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