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前完成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劫难前完成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黄 天

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歌曲在抗日战争中传唱，字字铿锵有力，句句震动心弦，成为国歌歌词的不二之选。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九一八事变”之后仅一年半，热河又告失守。日寇继续向长城各军事要地进攻。国民党的守军激于爱国，奋起抵抗，曾在喜峰口痛击敌人。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但坚持不抵抗，更不许别人抗日。在这种近乎“开门揖盗”的政策下，如何能守得住？1933年5月，长城各口弃的弃、败的败。日军长驱直下，将战火烧至平津一带。

朱庆澜将军不忘义勇军的抗日精神，于1934年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一部以义勇军抗日卫国为题材的电影。经过上海文委的安排，由田汉撰写剧本。是年冬天，田汉赶写出十数页纸的剧本梗概来，题名为《凤凰的再生》。可冬天还没有走，田汉便被抓走了。据田申的记述，田汉于2月19日参加完讨论梅兰芳赴苏联演出的一个晚宴，刚回家，“即被英国巡捕房的十几个人抄家逮捕，这是因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特务盯梢之故。当晚林维中妈妈和小妹妹玛璃（田野），也一起被带走了……”。

同一天，阳翰笙、朱镜我、赵铭彝等三十多名地下党员也被捕。后来，田汉和阳翰笙被转押至南京拘禁。

幸好田汉的《凤凰的再生》手稿没有留在家中，而是交给了时任电通影业公司的编剧孙师毅。虽然田汉被抓走，但使命不能就此完结，电影还是要开拍的。夏衍决定亲自动手，将田汉那十多页纸的剧本稿改写成电影台本，并征得在囚禁中的田汉同意，改名为《风云儿女》。《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歌词是田汉写在最后一页纸上的。田汉后来回忆当时是很想写得长一点，却因为没有时间而煞笔。

《风云儿女》在荆州路405号电通公司的摄影棚内拍摄

田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笔舌之战，他知道随时会被逮捕，所以又是改名换姓，又是不停转移，然后赶紧地写，但终归还是被捕。正因为这样，他那《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一直流传很多种版本；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仍然传得沸沸扬扬。如最近香港大学中国音乐史博士周光蓁为《亚洲周刊》（2018年3月25日）撰文说：

【《义勇军进行曲》在狱中成孕，诞生时是个遗腹子，词作者田汉在狱中把首稿写在香烟盒包装纸上，让该曲用作配乐的电影《风云儿女》拍摄人员探监时传出去。】

黑狱偷光撰曲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问世再添几分哀感！实情是否如此？田汉的二弟田洪却有另一番说法。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兄弟搬到上海法租界，在联华公司做音乐的聂耳常去田家谈论国事。有一天，田汉从外面回来，十分气愤地说，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人在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民会成亡国奴。田汉对聂耳说：“我俩合作一首战胜《桃花江》的歌，怎样？”聂耳当即答：“好！”几天后，田汉将写好的《风云儿女》主题歌词交给聂耳，聂耳很快谱好了曲。田汉听了，感觉气势还不够强烈。第二天，聂耳又在歌曲前加了前奏，用小号吹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有气势。田汉建议取个抗日杀敌的歌名《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右）和聂耳合创《义勇军进行曲》

田洪这篇谈话稿，最初见刊于《湖北日报》。其时正当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有歌词为国歌歌词，所以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于是《文摘报》也摘录田洪的文章。由于田洪是田汉的亲弟，一般认为可信性甚高。刚巧《北京晚报》也于12月27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读者感到和田洪所说的差异很大，便去信《北京晚报》寻求事实答案。最后，《北京晚报》编辑部致函夏衍，请他翻开记忆箱，再说前尘旧事。

夏衍直接参与和领导《风云儿女》的制作，影片中《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谱曲者都是由他委派：一位是他多年的战友田汉，一位是他提携栽培的爱将聂耳。所以如果要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非夏衍莫属。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将夏衍的来信刊出，标题是《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夏衍这封复函，如同打开地下密室，将当年秘制《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公开，无疑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重要文献。但可能是在晚报发表，未能广为流传。同时，一些谈论国歌的著述，也只摘引或者是转引夏衍文章的几句话。我非常渴望能够读到《北京晚报》的全文，但在香港不易寻得，几经拜托，最后不但看到全文，而且还得以购入当日那份《北京晚报》，真是喜出望外。这样贵重的文献资料，很值得全文转录于此：

【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北京晚报》编辑部：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来历的介绍，贵报去年12月27日所载及过去各报种种记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传讹之处，特别是《文摘报》所记田洪同志的谈话记录为甚。事实上，一、当时田汉同志住上海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并非“法租界”；二、这个曲子是聂耳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当时田汉已被捕，绝无谱好了曲，再用小号吹给他听的可能。现将此事的经过简述如下：

1934年电通公司成立时，就请田汉同志写一个剧本。到这一年冬，电通公司催稿甚急，田汉同志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剧本），交给电通的孙师毅同志。田汉同志在他的《影事追怀录》中写道：“在一次（电通公司的）会议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在此书的另一篇悼念聂耳的文章中，田汉同志写过：“他在日本学习中也没有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就是从日本寄回来的。”（见《影事追怀录》43页、76页）

田汉同志的被捕是在1935年2月，这时剧本还在孙师毅同志处，原名《凤凰的再生》，后由作者改题为《风云儿女》。为了尽快开拍，电通公司决定由我将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由许幸之同志导演。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正在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我“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我和孙师毅、许幸之都非常高兴。聂耳拿到我写的文学剧本及主题歌后，曾和导演许幸之讨论过，但没有谱成曲子，就到日本去了。我和师毅、慧敏为他送行时，他还表示这支歌曲定稿后一定尽快寄回，不会延误影片的摄制。

长期以来，还有一种传说，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所作，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红的衬纸上，托人带出来交给我和孙师毅的。

   这种说法，传得很广，后来连田汉本人也说：“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影事追怀录》45页）事实是许多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田汉同志的一首狱中诗稿混淆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是田汉被捕前写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题歌留到被捕后再写呢？但他的确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这首诗写后，他要林维中交给了孙师毅和我，现已搜集在戏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田汉全集》中，原件一直由孙师毅保存，可惜的是，现已经无法找到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为我国国歌，因此，关于它的产生经过，希望不要以讹传讹。以上所述，直接经手此事的司徒慧敏、许幸之等同志都可以作证。

此致

敬礼！

夏衍

一月十七日】

1983年2月14日的《北京晚报》刊出《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夏衍这封书函，显然没有广为流布，所以未能扩大影响。到了1989年他接受文艺工作者范正明采访时，老人家非常不满地谈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一事。二十年后，范正明提笔忆述夏老的谈话：

【夏老似乎有些忿然，说：“现在有些人不负责任，误传《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词是田汉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纸衬纸上的。这不是事实，写在衬纸上的是他被捕入狱后写的那首《七律》。这首歌词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剧名为《凤凰涅槃图》。《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他被捕后，由我接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歌词只动了一句，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另一方面，孙师毅也曾作过一些回忆，他说：

【《风云儿女》原先是田汉写的故事，很简单，终由夏衍分幕，许幸之写成剧本。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我转给聂耳。这曲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手稿遗失），当时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改。】

孙师毅的谈话是在1959年4月，但只是一篇记录稿，而且声言未经孙师毅本人审阅，所以不能轻率引用。

尽管田汉的剧本和曲词不是在黑狱中写就，而是刚完成剧本的梗概便被抓走，“剧情”也是相当惊险。虽然田汉曾经想把歌词写得长一点，结果无法如愿。但后来歌曲在抗日战争中传唱，字字铿锵有力，句句震动心弦，证明简短易记、便于上口齐唱的绝好歌词，可以成为国歌歌词的不二之选。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主持表决国歌的时刻

1949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旗、国歌及纪年均已议决通过的消息

再说当年的夏衍，他在忧愤中接手田汉的未竟之业，把《凤凰的再生》改写成电影台本，同时又赶忙找了许幸之，请他为《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当导演。

这个时候，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员来说，俨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夜。上海地下党已侦悉聂耳是在缉捕的黑名单内，为保护和培育聂耳，党的领导正安排他出国赴日，然后寻找机会前往欧洲，再转往苏联学习。热情的聂耳早已打听到《风云儿女》有主题歌要写，马上又去“抢工作”，向孙师毅和许幸之提请将作曲任务交给他。孙师毅便将歌词清抄一遍，交给了聂耳。

聂耳为创作《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这是许幸之回忆聂耳交付曲稿时跟他谈到的创作痴迷的情况。聂耳为此还要向房东老太太赔不是。

许幸之还清楚记得，一大清早，聂耳来拍门，把赶拍片熬了夜的许幸之吵醒，兴奋地说：曲子谱好了。接着，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书桌上重重地打着拍子，大声唱了起来。他一连唱了几遍，然后停下来，问许幸之意见。许幸之有些顾虑，不敢直言。后经聂耳再三恳请，许幸之才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静心思索，跟着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他们两人按修改后的乐谱合唱，果然比原来的激昂多了。末尾句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聂耳加上了叠句，成为：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样，田汉的歌词经过孙师毅和聂耳的一些修改，便成为今天国歌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风声愈来愈紧，聂耳不得不走，但他仍然想将谱子锤炼一下，便约定到日本后，尽快将谱子定好，寄回上海。

聂耳即将出国赴日，大家闻悉都不尽依依，纷纷为他饯行。4月的一个晚上，郑君里、贺绿汀、赵丹、袁牧之、唐纳、孙师毅等，相约在长江饭店为聂耳饯别。  1935年4月15日，聂耳要握别战友，离开祖国，夏衍和司徒慧敏等人也前来话别，语多珍重和鼓励。为免惹人注目，大伙儿尽可能不到码头送行。但赵丹、郑君里、袁牧之几个好友，在早上来到黄浦江畔的汇山码头，亲送聂耳登船。二十年后，在纪念聂耳的电影中扮演聂耳的赵丹，执笔写出这难忘的片断：

我们看着聂子意气风发地上了船。船缓缓地离开江岸，远了，远了，系在船岸之间的彩带断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在擦眼泪。离开了伙伴们，离开了多难的祖国，离开了战斗的地方，他，流泪了！这是我见到他第一次流泪，也是仅有的一次！

4月18日聂耳抵达东京，因早已和云南同乡、挚友张鹤（天虚，左联作家）联系上，可以到他租赁的民家一起暂住。聂耳没有过了海便把谱曲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是时刻惦记。不消半个月，他再审音定调，终将曲子定了谱，火速寄回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收件人是孙师毅、司徒慧敏。

聂耳最后审音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活泼开朗的聂耳到了东京并没有闲下来，他在张鹤的介绍下，先后结识了一批左翼留日学生，如杨士谷、杜宣、蒲风、陈学书、伊文、林蒂、侯风、黄冈等人。聂耳多次出席中国留日学生星期聚餐会、艺术聚餐会、诗人诗歌座谈会和戏剧座谈会等。他又如饥似渴地观赏了许多日本的歌剧和舞蹈，欣赏了一些高水平的音乐会：从著名的日本交响乐团到新协剧团、宝冢剧团和业余的儿童歌剧等，其中还观摩了“日本新人演奏会”和欢乐的“儿童歌舞晚会”。他还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艺界人士。

诚然，聂耳的才名亦已传到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之中。6月2日，在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第五届艺术聚餐会”时，他应邀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讲演。16月16日，聂耳又参加了留日诗人的诗歌座谈会，在席上提倡诗人和音乐家更加紧密合作。其后，他接受新协剧团的邀请，参加7月下旬在京都、大阪、神户的巡回演出。

其时正值7月初，距演出集合时间还有十多天，而东京开始踏入夏季，暑热难当。刚巧聂耳与新结识的新协剧团照明主任李相南（朝鲜人）颇为投缘。李相南建议先前往神奈川县藤泽市避暑，并到海边弄潮。度假完毕，再继续西行至关西。

藤泽市位处东京都的西南方，今天从新宿乘搭小田急线快车，约一个小时便可抵达。藤泽市南临相模湾，近海是湘南海岸，沙滩、海滨一个连一个，早已成为滑浪海浴的胜地。藤泽市东接文化古都镰仓，古刹名寺散落市内，环境清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化名士卜居于此，如夏目潄石、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正冈子规、川端康成等。而电车“江之电”，早在明治末年已通车，穿行于镰仓、江之岛、湘南海岸和藤泽市一带，这些都是挤住东京的都市人喜爱的度假胜地。

根据聂耳7月15日的日记，他原定是7月16日离开藤泽市的，但因为日本友人特意请了两天假来作陪，“后来一想，在人情上实在有些过不去，于是决定多延一天”。

但一天的延迟，就是聂耳一生的大误。因为7月17日，聂耳再到鹄沼海滩游泳，竟成为不归之客。

1935年8月4日，中国留日学生在千叶县北条举行聂耳追悼大会

聂耳不幸遇溺的消息传出后，文化艺术界和爱国人士都大为悲痛，有人甚至不相信遇溺，质疑是否另有内情。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出席者坐满大剧院，同声痛悼聂耳早逝。其后，发表悼念文章的音乐家、文学家、诗人等有近百位，报章杂志亦纷纷刊出纪念文稿。其中《明星》杂志的悼言对聂耳作了高度评价：

【聂耳在出国以前，虽然对电影界和音乐界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贡献，但显然，这还不过是他的音乐生活的开端，更大的造就还在将来，他正如初升的太阳，前途是孕育着无限光明的。可是现在，聂氏却不幸被神奈川藤泽町鹄沼的海浪卷没了。……认识他的朋友，恐怕没有不为他感动的。然而这年青人却带着灿烂辉煌的生命去了……】

关押在南京的田汉，惊闻战友在日本遇难，当然悲痛万分。二十多年后，他撰文忆述：

这一年7月，我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出来的那天，听到聂耳去世的消息，真是无比震悼。党失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音乐干部，我失去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这痛惜是双重的。当时我曾写了一首诗寄给在上海举行的聂耳追悼会：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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