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翻身做主，当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就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走向前方”。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农业上有“大寨精神”，工业上有“大庆精神”，解放军中有“雷锋精神”，干部队伍中有“焦裕禄精神”，科研战线有“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来的。这些精神体现出来的是他们内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价值观。这种精神能够鼓舞斗志，增强意志，激励上进，他可以传导和继承，超越生命的。

“两弹一星精神”就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用革命热情和无私奉献行为铸成的，是他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程中，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7页]决策中形成的。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培养了出一支不讲条件，不讲报酬，不为名利，因陋就简，开展工作，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强盛、为军队强大默默耕耘、艰苦奋斗的科研技术队伍；涌现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坚守，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64年10月16日，在众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决定破例举办一个庆功宴。宴会开始后，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

毛主席专门写了《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在罗布泊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1996年4月第二版]

张爱萍上将写了《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戈壁滩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父亲也写了七言诗一首庆贺

如果不是毛主席决策，周总理亲自抓，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现在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第一次核试验“大脑”的研制

1963年夏，一天雨后的夜晚，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能见度格外好，正在北京休假的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楼顶平台散步。突然，他指着满天繁星中一颗快速移动的亮点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就是人造卫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天空中的人造卫星。

父亲说：“现在天空中几乎都是美国、苏联的卫星，我们国家还没有。毛主席58年就说过，‘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1页]。以后，我们国家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人造卫星。”“毛主席还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3页]”就在这次和我们谈话不久，父亲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回到位于石家庄的研究所接受新任务。

这个“新任务”就是第一次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也正是这个任务的完成，他又承担了导弹和人造卫星的遥控遥测工作。

党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将遥控遥测任务下达给了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党委根据每个科研人员历年来完成的科研成果，指定由我父亲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华北地区下大雨，北京－石家庄段铁路被大水冲坏，第二天总参派直升飞机将父亲和另一个同志送回石家庄。

后接到归队命令的同志，有的人因为火车不通，绕道张家口，饿着肚子赶回了部队。

研究所组建第十二研究室，由父亲担任室主任。今年76岁的崔国义是当时研究室最年轻的技术员，他回忆说：“我到设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报到时，什么也没有。葛叔平主任已经到位，另有六名大学生也已经报到，加上我们六名军校学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们打扫卫生，搬桌椅、试验台、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公用品。几天后，各工作间、实验室已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具备了工作条件。”以后几个月又从所里各有关单位陆续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专家、行政人员，开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队伍年轻，白手起家。

研究所领导让父亲带助手李振魁到院里接受具体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俄文的，当时让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为苏联专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资料，要我去翻译。但那些资料根本没有用。”院领导交代任务后，要求他们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务的内容，到国防科委接受具体安排。国防科委要求我父亲，每周直接向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上将汇报工作进度。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也没有人员接触过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作为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父亲当时就在国防科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作为我军第一个侦查干扰（电子对抗）研究室主任，他的底气来源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务完成积累的经验，尤其是研究外国设备与外国专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们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用自己的行动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

确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父亲作为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亲自挂帅总体组，组织研讨总体方案。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传统。讨论会上，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尊卑之分，大家畅所欲言。今年77岁的蒋文修说：“63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参加‘四清’一年刚回来，看到葛主任为了技术方案，同所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争论的面红耳赤，真把我吓坏了。”

最后，根据可靠、可行的原则，父亲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获得通过，成为第一实施方案。[王昌主编《峥嵘岁月稠》花山文艺出版社第90页]

他带领研究室全体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行着实验，在七个月时间内将它研制出来。该套遥控遥测系统在核试验中100％的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核试验的成功。

今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时间紧迫，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十院的副院长唐士杰，还亲自到食堂品尝给研究人员提供的晚上加班面条的味道。

当时担任课题组长的樊子麟回忆说：“加班者要组长一个一个地往外赶。记得有一次，我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照例检查过工作台门窗后骑车回家，夜深、无人、天黑，我连人带车摔进了院内临时施工的沟里，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挣扎回家，刚上床，起床号就吹响了”[王昌主编《峥嵘岁月稠》花山文艺出版社第90页]

“人心齐，泰山移”，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的攻关热情却是斗志昂扬。76岁的崔国义说：“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时间最长，一起参与的核试验遥控遥测任务，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葛主任对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实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的每个细节，以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因为葛主任对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当时研究室的小伙子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严格把关的同时，葛主任与大家相处起来又非常平易近人，会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悉心教导技术。”崔国义至今仍然感慨，“与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王昌主编《峥嵘岁月稠》花山文艺出版社第91页]

1961年2月毕业于西军电的余佩生回忆说：“我到室里报道后，葛主任率领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从被作为废弃配件的螺丝堆里翻找螺丝钉，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装配机箱。葛主任说，别小看找螺丝钉，这就是‘科研实践’你们在学校理论学多了，现在开始要学会做具体事了。”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一个人的爱国情怀更应该在行动中体现。

在父亲的带领下，中国这群年轻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他的这些助手，后来都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我国的遥控遥测系统研发工作是从零开始，周总理考虑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设备的短缺情况，因此特批了父亲的外汇使用权，但是父亲根据周总理在有关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负担。”[《周恩来总理的“两弹一星”情结》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国防部网作者亓创乔楠楠]的指示，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他呆板木讷，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装备一下研究所。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父亲离休后，我问起此事，他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还很穷，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二、第一次核试验“大脑”进场执行任务

（第三排右起第六人为葛叔平）

1964年6月初，父亲（为了安全不让他坐飞机）带队乘坐专列到试验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专列经过四天四夜的行程，到达吐鲁番车站，第二天乘汽车向基地进发。随队的蒋文修说：“汽车经过天山时，由于山高气压低耳朵嗡嗡响，像坐飞机似的，到马兰后休息了两天，就直接向试验处开去，因为基地刚建设，还没有正规的道路，在戈壁滩上推土机推出一条路来行车，经过几天行车后，这条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车上人员就等于作了低频冲击和震动试验，而且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蒋文修说，我们刚一到场区的感觉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凉。那里没有水，没有植物，除了参试人员没有其它生物。天气炎热，空气干燥，我们在场区时正值夏季，气温在中午时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备设备就是水壶，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难挺得过去，但是总觉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当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脸、好像矾沙，但仔细一看却是细盐粒，水蒸发了流下了盐份，喝的水盐碱含量极高，如果喝过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滩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车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龙头滴水，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地面有一个拳头大的盐包。水份蒸发了，留下盐份。所以全体参试人员都拉肚子。

在64年8月份他和叶良发同志到一个站联试，那天刮十一级沙尘暴，他们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飞沙走石，打的车窗玻璃啪啪作响（纪录电影有此镜头）。中午吃饭伙房给他们送的饭，饭桶用布包的很严实，但是打开布包，馒头和稀饭表面全是沙土，没有办法也只好去掉外层吃了。试验场区离城市几百公里，所以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吃鱼干、海带、各种罐头。因为场区缺水，也没有地方和设备，在场区五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这还是基地领导想了好多办法，在一个大帐篷内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纪和我们一样住帐篷，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他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

这套系统要对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对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遥控。遥控按可调整变更的程序，自动或手动发出若干遥控指令，对整个试验场包括原子弹及围绕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内无人值守的各种测试设备进行全过程遥控。还要求各被控站对遥控指令的执行情况向主控站回答显示，特别是对原子弹本身除了进行控制、回答显示外还要对其某些参数进行遥测，并将测得的结果送回主控站显示出来。主控站能够根据遥控指令的发出、执行、回答显示和遥测结果，适时了解全场工作情况，从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动进行下去，还是作出适时必要的人工干预、补充甚至中止试验的进行。

父亲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为了保证可靠性，要求设备双套同时运行。能在原子弹爆中、爆后产生各种影响下正常工作。[王昌主编《峥嵘岁月稠》花山文艺出版社第89页]

父亲作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控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总控站，本来可以待在那里，但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经常前往分布在罗布泊无人区中的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说：“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他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脑子里全是各被控站应该达到的技术数据，是如何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没有感觉到颠簸。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利用到分站检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滩上发现化石时候的心情；他告诉我们，炊事班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敦湖中用手榴弹炸鱼，把鱼震昏了，一片一片的浮在水面，战士们兴高采烈的下湖捞鱼的场面；晚上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遇到黄羊，大灯一开，黄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张爱萍上将作为现场总指挥，也经常深入现场到各单位检查工作，他和所有参试人员一样，一个挎包一个水壶坐着吉普车到处跑。

因为各被控站的控制对象、单位有几百家，设备上千套，要求各异。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都对遥控提出自己的测量设备接口要求，从进场联试直到临试验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

在系统联调到一百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很多同志检查后都没有能够发现那里出了问题。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父亲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凌晨二点多，一条一条线路的捡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的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控制团队与基地领导的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葛叔平）

他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说：“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主任的构思和他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还说：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12室记集体一等功。经他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周总理宣布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举国欢腾，基地也举办了庆祝文艺汇演

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周总理指示：“主要研制人员，不得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

我国的这次核试验成功“比美国科学家预料的要早5年，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讲的提前了10年”[《伟人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56页]

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的该项目在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设计师和第一完成人。

三、第二次核试验，卫星回收及其他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这时我正陪着他在基地商讨明年空投核试验适宜，以及视察地下核试验施工现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不久国防部长直接签署命令，任命他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五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当年跟随父亲去青海的参加这次任务的崔国义回忆：“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

警车开道，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

因为第一次核试验是对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进行控制、引爆。这次空中核试验是对轰炸机上的弹仓进行控制，让原子弹能够自动脱钩，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轰炸机脱离爆区，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从对固定目标的控制到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进行控制，从有线控制到无线控制，改进后的设备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对他们研制工作的检验，所以父亲坚持马上进行联试。如果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改进，以保证按时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任务。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毛主席决定尽快实现原子弹武器化。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一枚带着核弹头的导弹，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在894公里罗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这一试验的圆满成功，使一贯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再次受到巨大震惊。他们深知，从这天起，中国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伟人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57页]

“两弹结合”成功后，毛主席又提出新的任务“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伟人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57]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

“文革”初期，父亲并没有停止工作。1966年夏应钱学森邀请，来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1967年秋参加由钱学森主持的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某返回型卫星的监测和回收的大总体协调会。

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1968年夏冲击我父亲后，周总理立即把父亲保护起来，送到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干校领导让他们这些老同志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过去他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在干校的这段时间，他认为是自己压力最小的时期，是休息的时间。

父亲暂时离开科研岗位的这段时间，他的助手们依然按照他设计的技术方案，“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遥控系统。

“9.13”事件后，父亲一回到岗位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因为我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当时也没有远洋测量船，就把洲际导弹发射到预定高度，再由地面发指令让其落回我国的领土的指定范围之内，检测其性能。

长征1号（发射高弹道导弹）

后来有了“向阳红”远洋测量船，1978年12月改装后,父亲又指挥助手们到船上进行遥控遥测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了对发射的洲际导弹弹道和性能测试。

向阳红5号海洋调查船参加执行发射洲际导弹任务。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这颗返回式卫星为可见光遥感卫星，它携带一台全景扫描相机，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并用一台星相机同时对天空摄影，以测定对地摄影时刻的姿态精度。卫星完成预定摄影任务后，将存放胶片的再入舱，在预定的地区回收。其控制信号（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最担心的是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不断的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卫星按预定计划11月29日返回地面时，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照相舱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由于回收指令晚发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卫星照相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飘落到了中越边境。部队和当地民兵接到任务：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照相舱找到。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

卫星是根据遥控指令进行动作的，这次的偏差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离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对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作为“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尖兵一号”的总体负责人和接收机的第一完成人。

发射回收式卫星的长征2号和回收式卫星

回收的照相舱

核武器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遥控遥测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

四、我们的家风

我们的父母从小对我们要求就很严格，绝不许占公家的便宜，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

我家从华东军区调到总参通信兵部后，大院正在基建。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基建结束了。我和小朋友们就到搬走了的木工房里捡大一点的料头，准备刻木头手枪，钉小板凳。母亲下班回来看到后问，哪里来的？我们照实说了。母亲立刻让我和大弟弟送回营房科。我们辩解说，其他小朋友都捡了。母亲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许往家拿。逼着我和大弟弟送回了营房科。

母亲当时被部队送去学习苏联的幼儿教育，回来后担任了幼儿园教导主任。小弟弟很小就被送到育儿园乳婴班全托。为了让小弟弟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母亲要求幼儿园所有老师，不许告诉他自己是他的母亲。小弟弟在幼儿园一直叫母亲“赵老师”，周日回家也习惯性地叫“赵老师”。直到大班毕业上小学了，才改过口来叫妈妈。

而对那些父母外出执行任务或家境困难的孩子，母亲总是给予特别的照顾，经常给他们讲故事，买东西。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担任了什么职务，一说起母亲当时对他们的照顾，仍然激动不已。

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时，部队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年轻战士作勤务员。母亲几次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组织上都没有同意。于是每当这个战士要帮助家里干活时，母亲就让我和大弟弟去做。并且告诉我们：“你们的年龄和这个战士差不多大，凡是他能够干的活，你们都应该能干”，不让我们有任何特权思想。这个战士在我们家待了三、四个月，实在无事可干，就回了部队。

为了使我们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每个月分别给我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弟弟五角和二角钱买书。到我五、六年级后，母亲给我和弟弟的买书钱成为一元和五角。这些钱只许买书，不许买别的东西。书买回来后要第一时间报告母亲，让她检查。到我高三的时候，我和大弟弟有了满满两书架的书。

大弟弟上初二的时候，要母亲给他买一双跑刀滑冰鞋。母亲对他说，滑冰场能够租，不要自己买。大弟弟闹情绪，母亲气的说，你看看工人家的孩子，能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吗？全国能够有5%的家庭过上我们家的日子就不错了，不要不知足！生活上多和工人家的孩子比比。

我去农村插队，母亲怕我思想不通，就对我说，社会上每项工作都要有人去做，要你去农村，就是工作需要。后勤那么多农村来的小战士，和你岁数差不多，你到农村去就是壮劳力，农村孩子能干的活，你都要能干，不要叫苦叫累。我在农村插队7年间积极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使得小麦产量由历史最高亩产273斤提高到412斤。

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勇敢，有正义感，平等待人，热心助人，在困难面前要顽强不屈，要求我们生活能够自理。“好男儿要志在四方”，是她对我们三兄弟说的最多的话。

8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负责生产计划调度，不少煤矿急等设计图纸施工。一天中午我一进家，来看我的母亲就对我说，刚才一个什么煤矿的同志，给你送来了一个大蛋糕，两条烟和一兜水果，说把他们的图纸往前排排。我当时就让他拿走，说：“我儿子就值这几个钱？”他放下东西就跑了。“你把蛋糕和水果送给育儿园，把烟交给办公室，留着招待客人。”下午一上班，我就把这些东西送走了。

80年代末，我过年回上海探家。看到澡缸里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地上还有鸡鸭等农产品。我问哪里来的？早就退休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当“星期六工程师”的乡镇企业送的。让他们拿走，硬是不拿走。紧接着问我：“你小弟弟会不会犯错误？毛主席早就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估计是小弟弟给人家帮忙，从不拿钱，过年了，人家过意不去送的。等小弟弟回来一问果然如此。母亲要求小弟弟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钱，给人家。

我的名字是母亲起的。原来以为只是笔划少，容易书写。一次，母亲告诉我，之所以叫“元仁”，因为“元”既是“首”，第一的意思。“仁”，是“仁爱”、“仁慈”、“仁义”的意思。要你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首先要有善良的心，爱人民，坚持正义，百折不挠。

母亲最爱看鲁迅的书，这可能和她与鲁迅是同乡有关。受鲁迅思想的熏陶，母亲疾恶如仇，主持公道，热心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各方面的知识。我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复述课文，父亲看到我总是记住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就教我在记后一段的时候将前一段的再默念一遍的循环记忆法；北京天文馆刚落成，他就带我们去参观，给我们讲天文知识；在一个冬季的晚上，父亲带我们去洗澡，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大操场时，他让我走斜线，他和大弟弟走操场的直角边，用事实告诉我们“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对母亲说：“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连中国字都写不好，还不如咱们家老大写的字。”原来，是留学生们写的转正技术报告，就像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写的字。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好，他特别重视文字的书写。可能是这件事引起了父亲的思考，这年暑假，他规定我必须每天写四篇大字。可惜我玩心太重，总是用“描红”的方法应付差使，至今也没有把字练好。

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从部队图书馆为我借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让我看，了解革命历史。上初中后，父亲专门为我们订阅了苏联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他在我们耳边说的最多的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而他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父亲在解放前就懂得英语和德语，解放后，为了能够看懂俄文资料，他又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俄语，而且很快就掌握了。我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告诉我：“学外语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多读，多写，多练，多背”。我按照父亲的教导，在中学的俄语学习中，每天早早就起床，背诵俄语课文。并且将俄语课文默写出来后，再翻译成中文，按照中文再翻译成俄文和原文对照，纠正其中的错误。这种方法，使得我在初中升入高中的俄语考试中获得了满分。

高中时看到外国有资源卫星，我就问父亲：“卫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够探测到地底下的资源呢？”

记得父亲告诉我：“卫星在高空发射电磁波对地球进行扫描，由于各种矿产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信号不同，卫星接收到不同的反射信号后再将其发回地球接收站。地面上的接收站根据已经获得的各种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情况绘制出图谱，就能判断出各种资源的面积、位置。”

“为什么不同矿产资源会对电磁波的反射不一样呢？”我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各种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不一样，运动频率、轨道也不一样，所以反射的电磁波也不一样。你在高中化学、物理里都学到了这些知识，这点你应该能够想到。”父亲有点不高兴了。

他还说：“你的各科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一定要学会综合利用各种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否则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父亲的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

他实际上告诉了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

当六六年我即将高考时，父亲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在学校名声怎么样，关键是自己要钻研。”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针对各大学反映的前两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水平太差，提出了“考试加推荐”的高校录取方针。这年秋天，父亲在解决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问题后，专程驱车来到了我插队的农村。进村后，他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真实表现。父亲怕队干部看到我在，不讲真话，就把我赶了出去。那次他还带了部队对他的最新的政治结论和部队党委给县委的信，并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社党委和县革委会。那年，尽管我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一，但是因为不正之风，把已经写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我的名字被勾掉由别人顶替了。我气的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并将这一情况在信中对父亲诉说。父亲勉励我不要灰心，告诉我，国家的建设、发展不能没有知识，有机会还是要念大学。

一九七七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当时，我已经是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的团委书记（代）了，组织部门征求我个人意见，是转干，当团委书记，担任党委委员，还是上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我选择了上学。由于当时插队不算工龄，我的工龄不够三年，学费需要自己负担。又是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使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在父亲的支持和影响下，我们三个兄弟都是通过和其他人进行平等竞争的考试，被大学录取，脱产学习，受到了高等教育。现在两个是高级工程师，一个是经济师。

我女儿考上西安单子科技大学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今后要踏入工程师的队伍了，30岁之前是“充电”的阶段，不要分心。可以到国外看看人家怎么搞科研的。并且用毛笔给她写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女儿按照爷爷的要求，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工程师资格,回国参加了工作。

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爱做书摘卡片。很多次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让我到部队资料室去找父亲。每次我都看到父亲在资料室看书，查资料，做资料卡片。父亲经常在书房里整理和查阅他的几大盒的书摘卡片。一次我问父亲，与其这么辛苦的做书摘卡片，不如把书买回来看。他告诉我：“每本书里其实只有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做摘录卡片，不仅加深记忆，也知道了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以后要用的时候，一查卡片就知道了。”父亲很注意他专业领域内的国外先进技术，但是又不迷信洋人。

父亲的书房永远是整整齐齐的，文件，资料都井井有条的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次他到我和大弟弟的卧室，看到我们书桌上的东西摆放凌乱，就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个样子，今后怎么搞科研工作？到时候，找什么都找不到。所有东西都要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摆放整齐。”

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坐同一次列车去上海看望父母。因为带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品，上车前就给父亲打电话，请他按对离休干部规定，派单位的小车来接站。

我和大弟弟费劲的把东西拿出站后，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出站口。我问：“车呢？”父亲说：“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车？打车！”

我临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发愁买的不少东西怎么拿到火车站。父母住的小区不通公共汽车，要走很远一段路。我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对父亲说，下雨，公共汽车站离得远，总不能让孩子冒雨在路边打车吧？，你给小车队打个电话，要一下车吧。父亲坐在那里不说话。我看着母亲。母亲说，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说着拿起了电话。父亲见状说，还是我来吧。过了一会儿，车来了停在楼下，父亲见我放好了东西，先坐进了车里。我对他说：“下雨，你就别去了。”父亲说：“车是给老干部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我不去，群众会有什么反映！”他考虑的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破坏了。

1993年我根据政策调回北京时，为了工作安排，想请父亲给张爱萍或钱学森写封信，帮助我安排一下。父亲不同意，他说，不能动用工作关系办私事。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的爷爷是工人，父亲完全靠自学和党的培养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他在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

父亲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国家有关部委发给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询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以“机要”文件邮寄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保密条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们，教育我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

（正文完）

媒体的报道

一、

忆“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与第一次核试验

长城网2019-04-21 11:44浏览量1.4万

1964年10月16日，是亿万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一天，也是永远镌刻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天。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多次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在经济困难的时期，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55年前，为了在罗布泊上升起这朵蘑菇云，一群年轻人在茫茫戈壁滩上默默奉献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与报国热血；55年之后，这群年轻人已经老去，有些人已经随着岁月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他们所做出的卓越功绩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已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高级工程师葛叔平，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与“原子弹”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葛叔平的工作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1963年初，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下达到了葛叔平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今年86岁的李振魁与葛叔平一起去北京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至今回忆起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有严密的技术封锁，在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上级要求我们在一年内完成任务。”李振魁说，他俩当时就向国防科委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为此，十九所专门成立了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十二室，葛叔平任主任。

“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十二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一两点。”作为十二室的科研人员之一，今年83岁的李雄飞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不仅科研攻关面临的困难重重，而且由于条件有限，所有人几乎是在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当时夜晚加班人员能够吃上一碗面条，都觉得格外幸福。”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葛叔平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的攻关热情却是斗志昂扬。“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时间最长，一起参与的核试验遥控遥测任务，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年76岁的崔国义是当时研究室最年轻的技术员，“葛主任对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实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的每个细节，以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因为葛叔平对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当时研究室的小伙子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严格把关的同时，葛主任与大家相处起来又非常平易近人，会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悉心教导技术。”崔国义至今仍然感慨，“与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小弟弟葛如山（左二）与父亲的老同事回忆当年。记者于仕越摄

在葛叔平的带领下，十二室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员经过七个月夜以继日的刻苦攻关，终于把原子弹的遥控遥测系统研制了出来，并在核试验中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葛叔平当年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说，“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就是葛主任的构思和我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那时候的父亲很神秘，我们都是在军功章里了解他”

“其实从我记事开始，到参加工作，一直不知道父亲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只知道他在搞国防科研。对他工作情况的有限了解，也都是在他离休后断断续续地聊天中逐步知晓的。”葛叔平的长子葛元仁告诉记者，直到父亲去世，他才从父亲所属研究所的悼词中知道，父亲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其中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和《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个人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

虽然葛叔平的一生获得了诸多让人足以仰望的荣誉，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些耀眼的光环从未在人前显露，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都不曾知晓，“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工作特别忙，有时候会到外地出差，具休到哪里工作，连母亲都不知道。”据葛元仁回忆，1964年初夏，父亲葛叔平匆匆忙忙地回了一趟家，对母亲说要到新疆去执行任务，估计年底才能回来。就在这年的10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刊登了我国在新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当时我去家属院的同学家玩，同学父亲见了我就说你们家有事了，我当时懵懵懂懂地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葛元仁说，后来父亲年底回来，才知道他到新疆去是参加第一次核试验，还立了一等功。

葛元仁为记者讲述父亲的故事。记者于仕越摄

“1964春节期间，和父亲一起去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助手们集体到家里来拜年。从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我了解到了一些父亲在核试验基地的工作、生活的片断。”葛元仁告诉记者，“记得当时他们说，葛主任身体真好，在戈壁那么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还要到各被控站检查工作。吉普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我们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就跟没事一样，脚一落地就开始工作。”

“现在我才知道，当时在核试验基地的被控站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内。父亲作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虽然是在总控站负责全面工作，但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跑遍了戈壁滩上所有的被控站，亲自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试验时整个系统稳妥可靠。”葛叔平一贯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也一直影响着同为高级工程师的葛元仁。

葛叔平有三个儿子，两位都是高级工程师，一位是经济师，在职业选择上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对工作的严谨和科研事业的热爱也是源于父亲的培养。葛叔平的三儿子葛如山说，“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对我们的功课很关心，他再忙都会抽出时间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情况，还会时不时的给我们留科研小作业。”

受葛叔平影响，现在葛元仁的女儿也在从事电子科研工作，“当父亲得知孙女也要搞科研，非常高兴，还特意写了几句话勉励她：‘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责任编辑：冯慧文

二、2019年5月31日《河北工人报》

三、2009年9月19日《环球时报》

四、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背后的峥嵘岁月|70年·那些人

中国电科五十四所6月18日

70年砥砺奋进，70年同心筑梦，70年，中国人用勤劳和智慧，让中华大地旧貌换新颜。

54所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电信技术研究所，是我国军事电子技术研发的摇篮。建所以来，她初心不改，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伴随着新中国一路成长，攻克无数科研难关，不畏困难为国争光，敢于拼搏为国造重器，沉淀了雄厚的科研实力，也沉淀了以创新、奋进和奉献为主色调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

本号特别开辟“70年·那些人”专栏，讲述那些峥嵘岁月里，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强盛、为军队强大默默耕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的54所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听葛叔平的后代讲述父辈的故事

罗布泊上空升腾的蘑菇云背后的峥嵘岁月

追忆“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及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抚今忆昔，回溯“两弹一星”研发背后的点滴故事，还原尘封许久的历史遗存，那些特殊的日子，那些特殊的人物将永远被铭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当喜讯传遍千家万户，在河北石家庄，一群为核试验成功贡献了青春岁月的人，他们相拥着喜极而泣，他们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发科研团队。在这些国防科研领域专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的葛叔平高级工程师，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7个月研发出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相关讯息，很多内容都是对爆炸现场等内容的描写，关于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以及起爆前的“内幕”揭秘，国人都知之甚少。随着国家解密，55年后的今天，当葛叔平家人及老同事们回忆起往事来，当年那些细节才逐一面世。

1963年初，我国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下达到了葛叔平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前身的一部分），他和同事李振魁一起去北京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和葛主任当时就向国防科委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回来后，十九所抽调精兵强将专门成立了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十二室，葛叔平任主任。

研制开始后，葛叔平亲自挂帅，组织研讨总体方案，他每周都要亲自向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进展情况。经过反复思考、论证，最终提出了分频制遥控方案。他带领研究室全体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行着实验。今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人心齐，泰山移”，中国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

葛叔平长子葛元仁告诉记者：“遥控遥测设备研制之初，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批准并授权父亲，可以直接申请和使用紧缺的国家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仪器和设备，用于开展研发工作。但是，父亲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当时有些人觉得他呆板木讷，不懂用国家给的钱给研究所增添新设备，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

多年后，葛叔平暮年之际与家人聊天时，才揭晓了当年不用外汇买仪器设备的缘由，他说，当时国家经济贫弱，人们生活困苦，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为什么非要买国外产品呢？父亲告诉儿女，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爱国情怀不单体现在语言上，更应付诸于行动中。那一刻，家人深刻感受到老人对国家的爱之深、情之切。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葛叔平带领着他的研发团队，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当遥控系统安装到寂寥空旷的罗布泊，以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几十公里范围内时，所有参与者内心都充满喜悦。夜晚，皓月的余晖倾泻到设备上，折射出凄冷却迷人的清光，这时，人们都无比热切盼望着，核试验启动时刻的到来。

奋战11个小时排除原子弹爆炸前的故障

1964年10月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试验基地，人们愈加忙碌，紧张的氛围弥漫于基地上空。

核试验整个遥控遥测系统由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葛叔平负责主控站，他的助手樊子麟和另外两名同事负责被控站，被控站全部分布在罗布泊的无人区中。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成败的关键组成，相当于人体的神经中枢。葛叔平作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每天前往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每天要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他后来告诉孩子们，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是顽强的革命意志，是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坚定信仰。

基地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共待原子弹爆炸的激动时刻。“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樊子麟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葛叔平主任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可以说，基地每个人都像呵护新生命一样对待核试验中的机器设备，不敢有丝毫闪失。

但即使这样，原子弹起爆前夕，还是出了段“小插曲”。人们已对系统进行了多次联调，一次出现了被控站接不到主控站信号的情况。经初步分析、判断，是主控站的问题。但是大家认真检查了各自负责的设备，都没发现异样。原子弹爆炸在即，故障始终未解，大家心急如焚。就在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时，葛叔平主任亲自对设备展开了每一条线路、每一个元器件的地毯式排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1个小时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使得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外皮，造成短路，导致信号发不出去。症结寻到后，故障立刻被排除，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举国欢庆。负责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上将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决定当场给两家单位记功。他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第二家他只提条件，那就是“关系全局，成绩突出”，让委员们推荐。几十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在场的葛叔平和助手樊子麟当时愣住了。

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于是，以国防部的名义，给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十二室记集体一等功，葛叔平荣立个人一等功，樊子麟荣立个人二等功，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都记个人三等功。樊子麟在文章中写道：“这是至高荣誉，无上荣光，是全所的成绩。更令人自豪的是，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毛主席提出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话很快都实现了。”但参加任务的同志们胜利归来后，却严守保密纪律，只对热切等待的同事和领导们说：“核爆炸成功了。”

就连葛叔平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功绩，“从1963年夏天到1964年5月，全家人都未见过父亲的面，就连春节，父亲也未归家。而他离家时，只对妻子说，要去新疆执行任务。去多久，什么任务，他只字未提。”直到首次核试验成功后，长子葛元仁去同学家玩，同学父亲告诉他，“你们家有喜事了。”他联想到自己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懵懂地猜测喜事应该和核试验、父亲有关。直到父亲离休后，当年这个谜才彻底解开。家人说，这就是父亲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品格，国家利益至上永远是他们心中不变的理念和信仰。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功臣代表设宴庆贺，葛叔平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这份请柬就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里。时隔多年，说起未参加庆功宴的原因，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到现场准备新的测控工作，那时人已经在外地，所以没能参加。问他是否心存遗憾，他说“没有”，在他心里，祖国的需要比什么都重要。

从1965年起，葛叔平又两次前往青藏高原，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控遥测工作做准备，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这次，他又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随他参加这次任务的同事崔国义回忆：“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事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因其在这次核试验中的卓越功绩，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荣誉称号。

改进遥控系统，让卫星落地点小于100米误差

除了一次次在核试验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外，葛叔平还参与了某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监测和回收工作。某返回型卫星回收当天，他和助手们守在电话旁彻夜未眠，直到获知卫星已平安回收的消息后，众人才回去睡觉。这次卫星成功回收，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根据第一次卫星回收的测控数据，葛叔平团队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等到另一颗卫星回收时，卫星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米的误差，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这是让老一辈遥控研制人员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国防科工委针对葛叔平团队在卫星发射及回收过程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葛叔平一生先后参与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他的一生都围绕着国防科研事业奋斗着，无怨无悔。

把科研精神作为“家风”传承下去

葛叔平工人出身，完全靠自学和党的培养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他就像一株翠竹，坚韧顽强、品格高洁。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

当年和他一起参与核试验工作的同事崔国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葛主任对待工作的精益求精态度，他要求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纰漏。十二室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对他既尊重又害怕，生怕自己疏忽出了差错，会挨批评。但他在工作以外又很平易近人，愿意听取年轻人的建议，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意见，他都会接受。”崔国义说：“与葛主任一起工作的日子终身难忘，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葛书平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国家有关部委发给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询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以“机要”文件邮寄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征询方要求，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他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求孩子们，教育他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他有三个儿子，有两位都是高级工程师，一位是经济师，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受父亲的影响很大。

作为国内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在离休后，出门办事可享配车待遇，他却从不使用。葛元仁一次回家探亲，给父母买了很多土特产，希望父亲能要辆车去火车站接站，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他说，“车是用来给老干部办公事用的，不是给家属办私事的。”

子女们都知道，“父亲在工作、生活中，始终是个讲原则和规矩的人。因为他的工作有保密制度，所以，我们兄弟的成长记忆中，很长时间不知道父亲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他每次出差去了哪儿，更不知道每一个年节父亲能不能按时回家。生活中，父亲给我们传递的生活理念就是不要奢望他人的帮助，要靠自我奋斗赢得未来。”他的这种家风传承，影响了儿孙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懂得，成功没有捷径，唯有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

如今，葛叔平老人已经故去，但家人们每每提及他将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光辉历程，都感觉无比自豪。三个儿子都说：“正是有了众多像父亲一样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无悔付出、甘于奉献，才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夯实了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基础，他们的故事不该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应被人民铭记。”

五、70年·那些事|五十四人为你讲述：中国首枚原子弹的“大脑”如何诞生

中国电科五十四所9月19日

首颗原子弹爆炸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

——毛泽东《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张爱萍《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55年前的旧事，随着国家解密慢慢从黑白变成彩色，生动而豪迈。在这波澜壮阔的惊世之作中，中国电科54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背后的故事，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卷。

9月19日，环球时报第13版刊登了54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背后的故事。

立下军令状：7个月研发出核试验遥控遥测样机

1963年初，一项神秘而艰巨的任务下达到了当时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中国电科54所前身之一）：一年内为核试验研制出遥控遥测装备。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葛叔平与同事李振魁一起领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和葛主任当时就向国防科委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美国、西欧等有核国家对我国施行严密的技术封锁，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后也带走了所有的相关技术资料。在几无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知难而进，是新中国的骨气。十九所抽调精兵强将专门成立了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12室，葛叔平任主任。12室下辖总体组、工程组、结构设计组等多个组。总体组由葛叔平亲自挂帅，组织研讨技术方案。他每周都会亲自向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进展情况。程序装置是自动遥控遥测系统的心脏，整个系统靠它发号施令来工作。总体组成员樊子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分别交由三个工程小组研制。最终，葛叔平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成为第一实施方案。现在，我们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叔平的构思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时间紧迫，加班加点成为12室的常态。今年83岁的李雄飞感慨地说：“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没人叫苦，没人喊累，都是自觉的。”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怕长此以往大家身体吃不消，组长在凌晨会一个个把加班的同志“赶回家”。有一次，他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例行检查后骑车回家，夜深天黑，一不小心竟连人带车摔进临时施工的沟里。长期的费心耗神，让他“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暂缓精神，恢复过来后挣扎回家，刚上床就听到了起床号。所领导对核试验任务高度重视，知道同志们深夜“饿着肚子”搞科研，要求食堂每晚12点做好面条送去。这碗面条，在当时很是珍贵。然而，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心灵却充实而高尚。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供应人人定量，有些同志甚至因为自己粮食供应关系在家里而不好意思吃这碗“爱心面条”。

艰苦的攻关激昂了大家的科研热情。当时，葛叔平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专家，却每天和大家一样加班到深夜。

樊子麟回忆，“我们既尊重他，也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焊虚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事后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能不能过得了葛主任那一关”自然也成了大家做完工作后自我反省的一个“标准”。在这高涨的激情面前，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被拿下。经过7个月的艰苦鏖战，葛叔平带领他的研发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第一套试样。样机测试通过！按照“遥控系统设备一式双套”的要求马不停蹄完成数量庞大的生产任务和维修备件任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

原子弹爆炸前夕：紧急故障面前，方显英雄本色

1964年6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进入紧张的测试、联试阶段。葛叔平主任带队、樊子麟任组长的七人小组受命进场保障。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原子弹地面遥控设备遥控遥测系统由一个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在寂寥空旷的罗布泊，以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几十公里范围内。其时，葛叔平被任命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负责主控站，樊子麟为副总指导，负责对各被控站巡回指导。被控站全部安装在无人区，樊子麟每天都要乘汽车往返于各个被控站之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戈壁滩上的颠簸：“人在车上颠得心都要跳出来。车上还有些不安分的家伙，就是装在包里的安装工具，车一跑起来，常常自动跑出包外，满车叮叮当当又跳又叫。”

更可怕的是，试验场上本无路，戈壁滩难辨方向，上站回来经常找不着营地，直到晚上营地亮起灯光，才算找着回营的方向。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成败的关键组成，相当于人体的神经中枢。葛叔平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可以说，基地每个人都像呵护新生命一样对待核试验中的机器设备，不敢有丝毫闪失。时间到了1964年10月初，基地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共待原子弹爆炸的激动时刻。就在这时，故障出现！在联调中，被控站接不到主控站的信号！经分析判断是主控站的问题。然而，大家认真检查了各自负责的设备，都没发现异样。爆炸在即，故障不明，大家心急如焚。此时，葛叔平亲自对设备每一条线路、每一个元器件展开了地毯式排查。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1个小时！葛叔平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由于不断联试，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使得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外皮，造成短路，导致信号发不出去。症结寻到后，故障立刻被排除，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现场评功：几十位专家异口同声“给遥控”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樊子麟跟着张爱萍上将到距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站在岗顶，遥望架着原子弹的铁塔，樊子麟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经过。随着“起爆”命令下达，“一个巨大的火球由内向外激烈翻腾，滚动出各种颜色的火带，逐渐形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大蘑菇云……”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负责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上将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决定当场给两家单位记功。他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第二家他只提条件，那就是“关系全局，成绩突出”，让委员们推荐。几十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给遥控！”樊子麟后来回忆说，当时，同为委员的他和葛叔平都愣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集体一等功，葛叔平荣立个人一等功，樊子麟荣立个人二等功，其他同志三等功。面对如此骄人的荣誉，参加任务的同志们胜利归来，却严守保密纪律，只对热切等待的同事和领导们说：“核爆炸成功了！”他们的家人，更是无从知道他们的功绩，只知道他们秘密执行任务，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葛叔平直到离休后、国家逐渐解禁，才跟孩子们谈起参加核试验的往事；樊子麟去现场归来，家已搬入新分的住房，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不闻不问以至找不到家……这就是“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的品格和情怀。

核武器试验遥控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葛叔平、樊子麟和他的同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1987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55年前的旧事虽已逐渐远去，但是“两弹一星”精神却内化成了中国电科五十四所人的精神内核。国家利益至上，在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薪火传承中，沉淀成了永恒的信仰。

六、侯立虹：致敬！铸就新中国科技丰碑的无名英雄——国庆70周年有感之八

2019-10-14 09:32:07来源：红歌会网

新中国70大庆，有一个特殊的场面，有一个极其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景象，就是没有高高在上的大腕明星，没有颐指气使的商业大佬，彰显的尽是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军事专家，大庆所有活动，宣扬的全都是革命先烈和平凡的普通大众，讴歌的全都是人民英雄和人民功臣，授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全都是共和国的脊梁，一扫过去崇尚明星，跪拜财富，献媚西方的歪风邪气，形成敬仰英雄、学习英雄，忠诚担当、砥砺前行的时尚，进一步凝聚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巨大力量。

忆昔范明星荣获“国家精神造就荣誉大奖”的闹剧，谁能想到一个制造轰动全国偷税案，需要连补带罚要缴纳8.8个亿才能避免牢狱之灾的人，居然成为堂堂国家精神造就者，是多么的滑稽，多么的令人匪夷所思，于是一篇《国庆日再见了!娘炮!》迅速走红。尽管我们不能因演艺圈大量的鄙俗肮脏烂事一概抹杀其存在的价值，不能戴有色眼镜刻意贬低歧视他们，但他们与袁隆平、钟南山等科学大家相比，犹如莹莹之火与皓月之光，难以拥有“同框并列”的资格;尽管我们肯定大批“资深演员”为人民群众带来乐趣，也有不少反映奋斗者精神风貌的好作品，但绝对不能拔高甚至神化，既不能容忍肆意“戏说”红色经典、随意“亵渎”英雄人物，也不能容忍他们压过共和国脊梁的主次颠倒。因为他们扭不出核弹，也唱不出和平，不是国家精神所在，千千万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工农兵，大批让新中国挺起胸膛的人民科学家，才能真正造就“中国精神”!所以，“人民万岁”的余音尚在宇宙上空回荡之际，人们仍沉浸在70大庆大阅兵激动之时，特别推介为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作出特别贡献，又长期鲜为人知的葛叔平团队无名英雄，希冀人们铭记无名英雄铸就的新中国科技丰碑。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是新中国科学家的惊世杰作，也是无数隐姓埋名科学家铸就的新中国科技丰碑。虽然经过国家解密，人们知道了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元勋的感天动地事迹，但仍有不为人们所知的功臣，而中国电科54所研制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的杰出贡献，就是其中的代表。直至《环球时报》2019年9月19日报道，人们方才知晓54所的了不起，方才知晓我国第一套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总设计师葛叔平及其团队的特殊功勋。他们不为自己出名而为国家扬威，不谋个人私利而谋民族千秋之利的高风亮节，与那些为出名委身资本，为挣大钱不惜出卖肉体的大腕明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就是人们对共和国勋章授予人民科学家和人民功臣而激动地奔走相告根本原因。

据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当时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中国电科54所前身之一)1963年初接受了一项神秘而艰巨的任务，即一年内为核试验研制出遥控遥测装备，而领命并立下“保证完成任务”军令状的，正是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葛叔平与他。那时美国等有核国家对我国施行严密的技术封锁，苏联撤离专家又带走了所有相关技术资料，54所在几无参考和借鉴的情况下知难而进，成立了由葛叔平为主任的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12室)，组织技术攻关，每周向张爱萍上将汇报进展情况。没有工艺图纸，就大胆摸索，反复比对，有时为研发一个新部件反复试验，反复修改设计，每次修改都要在例行实验室做24小时温度试验，以及“震动”、“电磁干扰”等多项试验，由于程序装置是自动遥控遥测系统的心脏，为了万无一失他们提出三个方案交由三个工程小组研制，现在我们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优选的葛叔平之构思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的方案。

那时加班加点是12室的常态，都是干到凌晨一两点，每天睡眠只有五个小时，没人叫苦，没人喊累，以致经常发生累病累倒的情形。所领导不仅对12室极其重视，调哪个单位的人，不讲条件，一律放行，到所里任何一个机关办事，畅通无阻，一律开绿灯，而且得知同志们深夜饿着肚子加班，要求食堂每晚12点做好面条送去，可那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大多同志因粮食供应不在单位拒绝吃这碗“爱心面条”，领导就“强迫”他们吃，留下了面条珍贵、科学家精神更宝贵的佳话。领导对大家长期加班和身体透支很着急，总是强行把同志们“赶走”，可同志们总是说“马上就好”，迟迟不肯动身回家，经常发生监督与被监督“矛盾”的感人场景。大家众志成城，经过7个月的艰苦鏖战，成功研制出了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第一套试样，而且样机测试通过!有些人不明白新中国科学家为什么那么“玩命”，甚至有些昧着良心的公知污蔑他们受了“洗脑”，这就是典型的“惊蛙不可语天”，“夏虫不可语冰”，“曲士不可语道”。他们不理解受尽屈辱的科学家在“科学救国”到处碰壁，无用武之地的绝望，是新中国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他们才会有为国家豁出命的激情!那些公知只知舔洋人的腚子不知道翻身做了新中国主人的科学家，是多么视名利如粪土，是多么甘心情愿为祖国奉献自己的才华!那些拜倒在金钱脚下的所谓明星，不知道艺人也应有骨气，以为金钱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价，也就难以知悉钱学森、华罗庚、李世光等科学家甘于放弃优厚待遇执着奉献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情怀，葛叔平们不图名利的作为。所以，人们欢欣鼓舞告别“娘炮”，满腔热忱的拥抱竭诚奉献的新中国科学家!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曾说“胜利就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葛叔平他们虽然完成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样机，还需要最终接受服务核试验的考验，正如“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对参与联试的樊子麟所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所以葛叔平带队、樊子麟任组长的七人小组受命至新疆21基地核试验场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测试、联试保障。核试验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如同月球表面的荒凉，没有水，没有植物，除了参试人员没有其他生物，水壶是每人的必备，如果一天不喝水就很难挺得过去，而且戈壁滩的水和海水差不多，盐含量很高，参试人员都拉肚子。又常遇沙尘瀑，飞沙走石，送饭的饭桶虽然包的很严实，但馒头和稀饭表面全是沙土。实验场离城市几百公里，严重缺水也没有新鲜蔬菜吃，基地领导想了好多办法才让参试五个多月的同志在大帐棚洗过一次澡，但从来没有人叫苦，更没有人发牢骚。遥控遥测系统由一个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以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罗布泊几十公里范围内，他们每天都要乘汽车往返于各个被控站之间，常常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找不着营地的情形，却没有出现过丝毫闪失。葛叔平负责的总控站，更是整个核试验成败的关键，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他身，生怕设备出现损坏的情况，天气冷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每个人都像呵护新生命一样对待核试验中的机器设备。张爱萍上将是试验场总指挥，和大家一样每天揹着一个行军水壶，坐着一辆北京吉普，整个场区各个站点都跑，保证研制设备的质量和进度。

革命理想高于天，官兵一致，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想想核试验那些无名英雄的工作环境，想想他们所吃的苦，想想他们无怨无悔的奉献，再看看大腕明星穷奢极欲的派头，斗阔比富的排场，动辄百万千万的待遇，谁是国家精神创造者不是显而易见吗?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原子弹爆炸极为重视，毛主席专门做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批示，周恩来总理亲任中央核试验协调小组组长，要求“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所有参试人员全都一丝不苟，研制程序和环节严格遵循“科研14条”，保证一次成功。可就在原子弹即将爆炸关键时刻，却出现联调中被控站接不到主控站信号的故障!所有人心急如焚，尽管分析判断是主控站的问题，但大家认真都检查了各自负责的设备却没发现异样，最终还是葛叔平亲自对设备每一条线路、每一个元器件展开地毯式排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1个小时发现问题所在，由于不断联试，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使得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外皮，造成短路，导致信号发不出去，故障立刻被排除，1964年10月16日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张爱萍上将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决定给两家单位记功，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第二家只提“关系全局，成绩突出”的条件，让委员们推荐，几十位专家异口同声“给遥控”。就这样遥控遥测研究室(代号12室)荣立集体一等功，葛叔平、樊子麟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和二等功，其他同志均为三等功。面对如此骄人的荣誉，参加任务的同志们胜利归来，只对热切等待的同事和领导们说：“核爆炸成功了!”他们的家人只知道他们秘密执行任务，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更是无从知道他们的功绩。而他们又马上投入由飞机携带，用空投方式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遥控系统(代号1202)的研制工作。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葛叔平、樊子麟和他的同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1987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众所周知，大腕明星出道时为了出名采取一切令人鄙夷的不折手段，甚至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少廉寡耻，而人民的科学家却长期默默奉献，干着惊天动地大事还要不让大家知道，隐瞒同事，隐瞒家里人，二者相比还能同日而语吗?

关于保密还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充满正能量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连续剧，但其中有一个情节，两位同志携带控制箱送去进行联试，却离奇地被台湾特务雇佣的小偷窃走，以致惊动公安部长罗瑞卿组织破案。实际情况是，由于他们所带控制箱是绝密设备，国防科委专门安排两个软包厢并进行严格安检，吃饭都是由餐车人员送到包厢，包房门口有安保人员站岗，到达西宁车站由专车接至宾馆，第二天警车开道送往基地。为此健在的当事人质问编导人员“我们同处在一个时期，且共同执行同一个任务，怎么能这样不重视保密工作?不知电视剧的编导是根据什么如此编导的!”(崔国义《我所经历的我国核爆炸遥控系统的研制与试验——见证我所遥控专业的起步与发展》)。因为“参与核试验的所有人员，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周恩来总理是核试验协调小组组长，我国要试验原子弹，他连邓颖超都没有告诉。我们进行试验的参试人员，五个多月，都没有写过一封信和打过一次电话。12室的大部分同志,在看到新闻电影后，才知道1201工程，是搞原子弹试验的”(蒋文修《我参加遥控工程的回忆录》)。葛叔平直到离休后和国家逐渐解禁，才跟孩子们谈起参加核试验的往事。

什么叫伟大?他们才是真正的伟大，明明是居功至伟的国家功臣和人民英雄，却要隐姓埋名，明明付出了比常人百倍的艰辛，铸就了无比的辉煌，却长期不让人知道。人们为什么对70大庆弘扬毛主席时代科学家的伟大精神，再现新中国科学家的无私奉献激动不已，让整个社会欢欣鼓舞?正是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蔑视洋人的创新精神，不为艰险的攀登精神，感动了所有人，感动了整个社会!人们又为什么对大资本操控国家精神造就大奖义愤填膺，从心底迸发出告别娘炮的时代强音?也是因为大资本耍弄戏子造就国家精神大奖的把戏，实则是西方势力企图操控中国的未来，要按照他们的精神“造就”另一个中国，明星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曾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当时的较量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出光明的新中国，结束黑暗的旧中国而告终。谁能想到21世纪又出现了两个中国的较量，卷土重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竟来势汹汹，与国内汉奸戏子、汉奸戏子等西化渗透的帮凶遥相呼应，自以为胜利在望。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在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面前，他们貌似强大，不过是蚍蜉撼树，这次国庆大表彰，国庆大阅兵，国庆大联欢，尽展人民当家的主题，尽显人民功臣、人民英雄、人民科学家的风采，就使他们一枕梦黄粱。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那些敌对势力与国内西化渗透的帮凶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那些绞尽脑汁侮辱革命先烈初心的跳梁小丑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还会以新的伎俩垂死挣扎。但“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大势不可逆转，“美帝怕人民”的洪流也不可阻挡，任何“颜色革命”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借70大庆的东风，深入反思制造明星戏子热与新时代正能量较劲的逆流，彻底根除把明星戏子捧得比人民英雄、比人民科学家还高的反常现象，真正高奏“人民万岁”的主旋律。文章将要完稿之时，看到一篇《谁才是真正的明星?》与《国庆日再见了!娘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助于本文主题，故转录如下：

谁是真正的明星?谁是过眼烟云?

这个问题，时时在我心中扣问。

前一阵，前一阵，甚至再前一阵，

我们的媒体上一直充斥着许多"明星″

他们浓妆艳抹，他们无病呻吟，

他们不男不女，他们名牌裹身。

他们高傲地从红地毯上走过，后面跟着许多小年轻。

他们日进斗金，他们酒绿灯红，

他们香车宝马，他们保镖成群，

他们豪宅別墅，他们吸毒鬼混。

他们何德何能?

只在影视里演几个角色，只有舞台上哼哼唧唧的几句歌声。

他们在国内吸金，他们在国外存银。

他们改变国籍，他们阳奉阴违。

他们大把赚着人民币，却不愿作中国公民。

这样的"明星″，却让我们的媒体奉若神明，

却让许多年轻人颠倒了神魂!

这是谁之过?我们的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的镜头成天将演艺人追寻，他们的文章津津乐道于这些人的逸事绯闻。

这些年媒体集体卖萌，拍马溜须，树碑立传，

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数典忘祖，贪天之功。

然而他们，对共和国英雄，对伟大领袖，对两弹元勋，

对辛劳的民工，对科学巨匠的创造发明，却视而不见，却置若罔闻。

在他们眼中，这些人似乎轻若浮尘。

即使有一点报道，他们也惜字如金。

他们是睁着眼的瞎子，黑白颠倒，摧眉折腰，美丑不分。

他们是有文化的白痴，抑善扬恶，卖身求荣，别有用心!

今天，云飞雾散，拨乱反正，领袖复生，英雄还魂，

科学家、英雄、百姓大步流星。

他们英姿勃发，他们气宇轩昂。

他们浩然正气，他们雷霆万钧。

他们获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他们嬴得了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大中华的核心价值，

在他们身上，彪炳着民族伟大精神。

他们作惊天动地事，他们是隐姓埋名人。

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他们在民族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沖锋陷阵。

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是正能量的化身。

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他们才是共和国的图腾!

其中“他们是做惊天动地事，他们是隐姓埋名人”，正是葛叔平们的写照，“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虽然“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已成往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但他们让中国人民真正挺起腰杆站起来的历史功勋，却永远大放光芒，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拼搏奉献的顽强意志，却永远鼓舞着一代代科研人员和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必须大力弘扬他们那种忘我奉献、知难而进、奋力拼搏的革命精神，尽情讴歌他们那种心系人民、情满祖国、放眼世界的胸怀，倾心学习他们那种与难以想象困难斗、与生命极限斗、与西方技术封锁斗的“玩命”劲头，永远发扬他们那种严谨务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让不畏艰险勇于攀登铸的创新旗帜高高飘扬!

共和国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人民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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