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指引我出安源

作者：丁秋生来源：解放军报 2020-07-10 607

毛委员指引我出安源

丁秋生

毛委员指引我出安源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先后多次到安源组织工人团体，维护工人利益，向工人传播革命真理，为工人指明光明大道，引导工人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觉悟起来。1930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其间召开了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组织干部的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出指示；出席安源群众欢迎大会，号召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本文记述了毛泽东亲临安源宣传革命理想，发动工人群众，征召新战士的鲜活场景，描写了作者瞒着亲人毅然报名参军、满怀对未来美好憧憬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投身民族革命运动的伟大创举。

一九一三年，我出生在湖南湘乡县莲花桥一个穷人的家庭。听母亲讲，我还没有出世，父亲就外出谋生，从此下落不明。七八岁时我跟着母亲、哥哥和嫂嫂逃荒到了安源。母亲给人当用人。哥哥先在安源三合桥车站当搬运工，后来到炼焦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北伐军，从此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自己则跟着一帮小孩子到处拾煤渣，还不满十一岁，就到贾家冲一个姓贾的煤厂做小工；十三岁时我进了安源煤矿六方井当了童工。

当时，我们一起拾煤渣的小伙伴，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大多数都当了童工。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和生活，是非常苦的，童工的活主要是下矿拖煤。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双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就被煤块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我们住的是几十个人一间的工房，睡的是五层床，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臭虫、蚊子咬得人整夜都睡不着。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饥半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的。当时做工，最使人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的死活，安全设备极差，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我当童工时就亲眼看到过六方井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工友们的家人不顾一切地朝井口拥去，挤得人山人海，母亲哭着儿子，妻子呼喊着丈夫，孩子跟着大人大哭大叫，人们挤来挤去地寻找自己的亲人。事故过后，资本家又是怎么处理呢？对死者发寥寥几个钱，就算是打发了。对失去劳动力的伤残者，则一脚踢出矿外，这些人从此流落街头。我还听一些老工人讲，民国六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东平巷也发生过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资本家只顾救井，不管工人的死活，竟残忍地下令封井，以致许多工人在井下被活活烧死、闷死。第二年拆开封口时，就发现了近百具尸骨。

那时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我们不懂得关于阶级的道理，不懂得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童工们在一起，劳动之后总是埋怨自己天生命苦。当时在矿上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身；茫茫煤海苦无边，童工日夜盼天晴。”

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先后多次到安源，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真理，为工人们指明了光明大道，组织了工人自己的团体——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使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炭古佬”，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一天天觉悟起来。当时，我虽然不是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参加过夜校活动，但是，我们党领导的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许多活动，许多为了维护工人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传闻，在像我这样的童工幼小的心灵里影响是很深的。当时尽管我们年幼无知，但我们知道工人俱乐部是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好！

一九三○年农历八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毛委员到了安源！”“毛委员要向工人们讲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源路矿的井上井下，街头巷尾，工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下午，几千工人聚集在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用木板搭起的台子上，摆着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台子的两边挂着两幅长长的红布，听人说上面写的是“打倒资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建立苏维埃”。几个人走上台子，在场的人们顿时情绪沸腾了，纷纷站起来，有的摇动着三角形纸旗，有的呼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为了看清这一切，我和几个小伙伴爬上了紧靠台子一侧的柳树上，把所有的场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多的人聚会，那么热烈的场面，特别是毛委员讲话时洪钟般的声调和不时挥动着手臂的身姿，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尽管我不识字，但是毛委员讲话通俗易懂，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记得毛委员讲，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做主人。是啊，多少年来我们许多工友总是想不明白的问题，让毛委员的几句话，一下子就给捅破了、点明了。毛委员向工人们讲了许多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后，号召工人、农民参加工农红军。正是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和号召，我和一千多名安源路矿的工人弟兄一起，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

工友们报名参军的情景是十分热烈感人的。记得毛委员动员后，红军各部队在俱乐部广场上设立了许多“扩红点”，每个点都挤满了踊跃报名参军的工人和附近乡村来的农友们。有父子俩、兄弟俩同时报名的，有光脚赤身的小伢子缠着红军干部要求批准他们参军的，还有小妹子因为没有被批准而在一旁哭泣的。红军干部则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交谈着，详细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当红军，打白狗子，谋解放，求翻身，几乎是路矿工人的共同心愿。在这股参军热潮中，我也在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的报名点报了名。一位姓高的干部询问了我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边问边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他才表示欢迎，接着把我们十几个人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房子里。连党代表说了欢迎我们的话，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情况，最后告诉我们，部队还要在这里驻几天，我们可以利用关系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还嘱咐我们回家要做好亲属的工作，再三强调参加红军要自觉自愿。

我满怀喜悦地回家对母亲讲了。母亲担心我年小体弱，想到我走后家境更困难，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走。当我表示坚决要参军时，她哭得十分痛心，并随即把我反锁在屋里。这真把我急死了，我知道要说服她老人家同意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瞒骗母亲说，我听你的话，我不去当红军了，这样才稳住了母亲的心。第二天我照常去矿上做工，其实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红军队伍里了。在那个短短的几天里，真是度日如年地难熬啊！就这样又过了几天，部队的同志通知了我出发的时间和集中的地点。那一天，我以上工为名，默默地告别了母亲，告别了安源路矿，提前赶到集合地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显然，如果没有党在安源路矿的影响，没有毛委员的谆谆教诲，我哪有今天啊！

参加红军后，那种挣脱了资本家、工头的霸道，那种解放感、光荣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从安源出发到宜春，我们当上红军后第一次行军时那种互相帮助、亲密无间、倾吐着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到了宜春，我们参加了打土豪的斗争。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形象生动的阶级教育，也正是这次打土豪斗争胜利后，姓任的党代表代表党支部给了我六块银圆，并亲切地告诉我，要我托安源来的人捎回去给我母亲，以暂时解决家里的一些困难。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红军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如此关心战士、熟悉战士的家庭情况，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注意解决实际困难的做法，至今我回忆起来印象还是很深的。

安源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是我开始接触社会的地方，也是我参加工农红军的出发地。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前后几批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四五千人，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绝大多数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与我同时参军一起分配在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四排的三十几位安源工人兄弟，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因为那时我们互相叫小名，江西籍的叫什么“大股子”“小股子”，湖南籍的叫什么“二伢子”“三伢子”，所以，他们的真名实姓我都记不清了，但这些曾是工友和战友的阶级兄弟一直让人深深地怀念，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丁秋生出生于1913年，湖南湘乡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3师特务连4排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