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为抗战殉国的学术名家
姚名达：为抗战殉国的学术名家
全根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冲突与学术发展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勇于担当的学术名家。一方面，他们教书育人，专心学问，成绩斐然；另一方面，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楷模。在无数的志士仁人当中，就有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尽管他英年早逝，以身殉国，然而他在目录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足以令后人敬仰，名垂史册！
盛年绩学，以身殉国
姚名达（1905－1942），又名显微，字达人，江西兴国人。祖父姚德源，以种菜、撑船为业。其父姚芳权，字舜生，通经史，工诗文，光绪年间庠生，曾任中小学教员及县政府秘书。家有田产数亩，并有古籍数百部。受父亲影响，他自幼识字断文，八岁入私塾，十岁就读于兴国达德学堂，1918年进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学习。然因家境贫寒，毕业后遵父命从医，后又考入公费的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科。192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学术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深得梁启超赏识。梁启超主讲历史学研究，必指定姚名达为记录，并指导他整理讲稿。1926年6月，姚名达以优等成绩完成毕业论文《邵念鲁年谱》。由于他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其间发表了《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年谱》《章实斋遗书叙目》等论著。
1929年，姚名达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来到上海，从事编辑和特约撰述工作，参与编辑《万有文库》。正当他醉心于学术研究之时，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将他的家付之一炬，他的藏书及十几部手稿均荡然无存。战事结束后，他又重新购买数千卷藏书，并重新撰写书稿。1933年，他与夫人黄心勉创办女子书店，并编印了《女子月刊》《女子文库》，致力于妇女平民教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其中《女子月刊》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刊物，他也成为党的统战对象。同时，他还兼任暨南、复旦等校历史系教授。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战火很快烧到上海，女子书店被毁。他回到江西，先后流浪于兴国、赣州、武宁等地。
1940年9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成立战时学校，姚名达被聘为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兼导师，生活得到短暂的安定。国立中正大学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创办的。1934年夏，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游览庐山，望着眼前一片苍天寂地，蒋介石脱口而出：“此处最宜讲学，是办大学的好处所。”熊式辉当即建议，由江西省政府负责筹办一所大学，并定名为“中正大学”。后来，国民政府拨款100万元，作为中正大学创办基金。1940年6月，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江西省泰和县正式成立，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任校长。1942年夏天，日寇进犯江西，由于战局紧张，中正大学奉命撤退。
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种种暴行，他切齿痛恨，立志报国。“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及其个人藏书、书稿被毁。他在重新撰写的《目录学》序中写道：“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炬而竭业关门，作者也不因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在，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1]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当请长缨。”表达了他杀敌报国的决心。
面对日军的进犯，姚名达愤然投笔，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他说：“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抗战，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嚆矢乎！”他还说：“唯能致力抗战，方能建国。若畏葸不前，何以励士卒？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2]随即，他在中正大学与爱国师生组成“抗日战地服务团”，并亲任团长，率师生数十人，奔赴前线，“宣传民众，慰劳将士”。7月7日夜，在新干县石口村，突遭日寇包围，师生赤手空拳与敌搏斗，他不幸壮烈牺牲。姚名达牺牲后，胡先骕校长亲自撰写挽联：“盛年绩学，识贯古今，黉序获良师，平日读尽陈编，早有鸿文垂宇宙；溽暑遄征，志吞胡羯，荒村斗强寇，此日迎归忠榇，永留浩气壮山河！”
姚名达留下的遗著颇多，成书的有三十多种，其中十二种正式出版印行。主要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中国史学丛书》《史学家传谱丛书》《史理释义》《中国民族来自北方考》等。其中以目录学方面的著作较为重要。姚名达之所以对目录学感兴趣，与他对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章学诚史学的研究密切相关。章学诚说：“欲研文史，先究校雠”，“为学之要，贯于知类”。[3]这些观点，对姚名达影响很大，使他感到要治学必须通目录学，“目录学是最有用的工具”。他说：“图书馆若没有目录，比没有钥匙更苦。”[4]况且，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业师梁启超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目录学家。
姚名达《目录学》一书，开始创作于1929年，书稿毁于日军的炮火，战后重写，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万有文库》的《国学小丛书》之第一种出版。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共三篇、二十章。原理篇探讨目录学的定义、目的、功用、目录的种类、目录学与各种科学的关系、目录学与图书馆、目录的派别与目录学的派别等问题；历史篇讨论目录的起源，从七略到四部、佛经目录、道藏目录、人物、西学输入与中西合流和目录学发展趋势等问题；方法篇讨论分类方法，编目规则和方法，标题方法和检字法的进步等。全书以内容全面广泛、简明扼要见长，是目录学史上全面系统地论述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之一，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新的目录学著作。
《中国目录学史》第一稿写成于1929年，与《目录学》同毁于日寇轰炸，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再版。为撰写此书，姚名达“博搜精考”，利用北京、杭州、上海多所图书馆的藏书，编写成多种有关的文献资料，经过两次改写而最终定稿。他认为，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5]因而此书不以时代为纲，采用主题法撰写，共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和结论十个主题，全面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客观评价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目录学理论、观点和方法。此书是姚名达目录学的代表作，也是国内目录学界的代表作。
《中国目录学年表》出版于1939年，是姚名达撰写《中国目录学史》时将目录学史事从千百种古籍中钩稽出来，以时间为序，上起秦代，下至民国，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图籍文化发展变迁情况作了全面记录，专成一书，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主题分写之不足。作者于此曾用功多年，易稿三次，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故每事皆注出处”。[6]
穷究历史，考辨精详
任何学科都的自己的历史，目录学也不例外。目录学在中国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一样，目录学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又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在历史上，目录学是人类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形式，凭借相应的方法获得新的知识，成为传承学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目录学史的目的，不仅是描写和叙述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的历史事件，更要揭示目录学发展的规律，进而推动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目录学家在创建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究目录学的发展，评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民国时期是我国理论目录学的创建时期，在此过程中，对于目录学历史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姚名达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批判与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目录学史》和《目录学·历史篇》中。《中国目录学史》是姚名达的代表作。此书以专题为纲，详细叙述了古代以来至抗日战争我国目录学的历史。姚名达在书中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疏通源流，考证得失，辨别真伪，评价得失，对目录学史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论述，真实地再现了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尽管姚名达的研究受到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是其基本精神却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对于《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7]下面本文以此书为中心，对其有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
目录学之渊源
姚名达认为，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可以追溯到汉代刘向、刘歆时期。在《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中，他对刘向、刘歆的校书活动及其编撰《别录》《七略》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认为，刘向父子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校雠整理图书并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即：“校书之先，广罗异本，以相校雠，不拘一家，择善而从”；“整理错乱，除去重复，互相补充，定著篇章”；“条别篇章，定著目次”；“雠校讹文脱简，写定正本”；“命定书名”。他说：“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时所不可少之过程。”因此，这不但是“目录学史所应大书特书者”，而且也表明目录学与校雠学之密不可分。从校雠学诞生之日起，目录学也就孕育在其中了。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接着，他对《别录》与《七略》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他看来，《别录》是各书“叙录”的总集，是刘向等人在写“叙录”时又另撰一份，集为一书，随时增益，类似于书本式解题目录。而“叙录”则是在一书校雠完毕之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完全记载于本书。至于《七略》的命名，他引证《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义，几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此外，由于是“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他指出：从目录学研究的角度看，《别录》的编撰标志着“目录之学亦由校雠之学脱化而形成一部分矣”，即《别录》是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渊源。
至于《七略》为什么是分类目录，而《别录》却不是呢？姚名达认为，这可从《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中的“种别”二字得知有关信息。所谓“种别”，就是根据图书种类进行分类编目。刘向等人校书时，就已根据校书人的分工而隐约区分图书类别。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实际就体现了他们当初对图书类别的判断，只是没有形成和编制为固定的目录。到了校雠完毕，要把图书收藏于天禄府时，为使群书插架有序，不至于杂乱无章，刘歆才根据其父当初分工的界域，摘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旨要，编成了《七略》这一分类目录。这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关于图书分类的起源。
继刘向、刘歆父子编写《别录》《七略》之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另一高峰。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姚名达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溯源篇》中，他指出：“《别录》者，刘向等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论谬’之录，无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刘歆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种别’而成也。《汉志》者，班固取《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对于《七略》，只下‘删其要’之功夫，纵有差异，亦不过‘入几家，出几家’而已，自注甚明，别无增改也。故由《汉志》可以想见《七略》之原状，由《战国策》、《孙卿书》等书之叙录，可以想见《别录》之原状。明乎《汉志》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辑略为《七略》所有，《别录》所无，则《录》《略》之别灼灼然矣。”从而将三者之联系与区别做了清楚的叙述。
在《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中，姚名达说：“世之言目录者，辄喜欢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在他看来，《七略》本来并无七类，取法仿效于《七略》的《七志》《七录》《七林》等亦没有拘泥于《七略》之部类，晋代荀勖的四部并非仅仅四部，因为《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另有佛经类目录一部。他指出：“荀勖、李充之四部并无小类，不同于后世之四部，《隋志》之四十种原无大异于《七录》四十六部（佛道九部除外）。”他总结说：《隋书·经籍志》“实则上箴《七略》《七录》，下讥《崇文总目》《四库总目》……李充之四部，单纯之四分法也。《隋志》之四部，只可谓之四十分法。《隋志》者，固《七录》之子，《七志》之孙，而《七略》之曾孙也”。
对于《隋志》以后的目录，姚名达根据其分类体系，将其归纳为“正统派”“闯出四部牢笼派”“修正派”三类。他说：“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种后，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实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亦即分类史之正统派。”“闯出四部牢笼派”则又分为十几种，“溯自北宋李淑另创八分法以来，迄于孙星衍之十二分法，七百六十年间，作者十数人，背四部而骋驰，独适意而草创，其间不管良法美意，足资启发；所惜诸家著录，聊备检录，原无深入研究之志，随意分合，未必一一合乎分类之原理。”至于“修正派”，他说：“尚有仅守四部之大纲，而大改其类目者，其风亦始于明代……对于正统派而言，可称修正派，盖异乎正统派之固守不变，亦不似别派之背驰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发展变化。
关于目录学家
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姚名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涉及到中国目录学史的一些重要目录学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通过对中外目录学家的研究，他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成为其目录学思想的重要源泉。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姚名达认为，在古代目录学史上，郑樵是《隋志》之后能突破四部分类法窠臼的目录学家之一。他说：“其《通志·艺文略》尽列古今目录所收之书于一篇，分为十二类，一百五十五小类，小类之下，更分为二百八十四目”，从而突破了四部四十类之成法，“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他还指出，郑樵《校雠略》中的关于分类的理论，值得后人重视。然而，郑樵攻击刘向、班固“胸中元无伦类”，“初无独断之学”，却有失公允。对此，姚名达批评说：“语多武断，不堪尽录。”[8]
姚名达十分推崇清代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认为“其所述种种，在目录学上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称赞他是“刘、郑以来之第一人”。他说：章学诚“旷识宏图，气包千古，殊足钦佩，而其‘扩史部而通之’之意见，尤为修正《七略》《七录》以来最大错误之必要措置。”[9]这个最大错误，指的是是把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在章学诚看来，仅仅史部的书籍作为史料对待是不够的，因为其他部中的很多书都具有史料价值，故应“扩史部而通之”。但是，“通之”并非“同之”，即不能简单地去等同划一，所以“六经皆史”的说法也有不完备之处。对此，姚名达指出，章学诚的本旨是指凡有时间性之人事皆为史料，那些无时间性的书籍仅为各学料的记录，只有将这些单独零散的事物原始记录加工整理成有系统的片断或整部的记录，才能算作历史资料，从而纠正了一些人在史学方面对章学诚的误解。同时，他还指出，章学诚由于“拘守郑樵不甚通道之旧名，致使人误认目录学为狭义校史学之校勘学”。章学诚还不承认有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姚名达说，章学诚所说的校雠学，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目录学，而他所鄙薄的目录学，相当于狭义之校雠学即校勘学。
梁启超既是姚名达所尊敬的老师，也是近代重要的目录学家，对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然而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姚名达对他仍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编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两本推荐目录，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者宗焉”。梁启超认为，他在其中所列举的“四书”“五经”“五子”“七史”“七集”二十八种书，是所附录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若此并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对此，姚名达不敢苟同。他说：“梁先生之论，亦有过于主观者。”[10]并指出这两本书的优点不是在所列举的书目，而是在指导读书的方法。
近代以来，西方图书馆学、目录学思想与方法也传入中国，其中以美国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对我国目录学界影响最大。对于《杜威十进分类法》，姚名达指出其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使用号码，适合活动排列”。此法“将一切图书分为十部……每部十类，每类各分十目，每目仍可再各分十，直可分至无穷……”。[11]《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优点：一是可以应付日出翻新的科学，略无拥挤慌乱之苦；二是利于检索图书；三是便于新书上架管理和编制目录；四是易懂、易记、易找。同时，他也指出：“各种学术之领域，或宽或窄，极非一致，杜威统用十进之例，瓜分每种学科为十类，俨若学术皆依算学之级数而进展者，其不合理可知。且社会科学与历史关系甚密，言语学与文学尤相表里，而杜威竟分隔于悬远之地，不使相邻，无怪传入我国之后，起而变更其部次者多过于恪守不动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后，才出现了许多修改此法的分类研究。姚名达的这一观点，无疑是中肯的。
编目理论，多有创新
分类与编目是目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他特设“分类”“体质”二篇，并说：“此二篇者，在全书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在他看来，图书分类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目录学》一书中，他说：“中国从前为什么是七分法、四分法，而现在须十分法？因为分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乎能适应当时的著作界。”“分类应根据著作者的‘义’”，“分类一如学术分类”，“类名应具有明显突出的意义。”他认为，图书分类应适应社会的进步、学术的发展，而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拘泥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他指出：“欲自立于现代，亟宜于求知识于世界，而不应抱骷髅以求欢也。”“如果今人治目录学者，对于新兴的学科贸然不加注意，仍然颠倒于经、史、子、集四部中，则一生一世不能发现新事物，不能跳出古人已做好的圈中，因此，在现在研究目录学，舍古人已经指示出的途径外，尚自己找途径。”[12]
在对我国古代目录分类、近代新分类法和西方近代分类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姚名达在《目录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因为没有一个分类法可以兼包内外，容纳中西，因此其分类往往有两个模型，一个是杜氏的十进分类法，一个是四库分类法。结果两者的标准就不容易一致，以版本为标准呢？还是以内容为标准呢？迷乎中道，不知所向。”他认为，“理想的分类法，不但能适用在中国，并且能适用到美国，甚至于全宇宙。在学术世界化的现在，一方面应求其学术之本身世界化，一方面并应求已有的学术的贯通。一方面应该发扬固有的学术，一方面并应研究新兴的学术。在这种观念下，目录学的世界性，尤其显得切要。分类法就是目录学中最先应世界性的先决问题。”[13]这是他描绘的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方向。此外，他还对分类的原理、分类的源流、分类的具体方法等进行了探讨。
姚名达所处的时代，西方近代的编目理论与方法已经传入中国，并在目录学界、图书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西方近代编目理论较为发达，如1841年英国博物馆（1973年改称为英国图书馆）出版了由潘尼滋(Anthony Panizzi，1797-1879)编制的《目录编制规则》（简称为《91条规则》，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编目条例》），美国人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1837-1903）于1876年编制了《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1883年美国《图书馆杂志》首次出版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编目规则《著者和题名目录简明规则》，1893年英国图书馆协会也出版了编目规则。后来，在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建议下，英美两国开始合作编制英美条例，1908年第一次国际编目规则以美国版本《目录规则,著者和题名款目》(Catalog Rules,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和英国版本《编目规则,著者和题名款目》(Cataloguing Rules,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的形式出版。英美编目条例的产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图书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中说：“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其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他批评一些目录学家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而将解题这一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弄丢了，“古代之缺点未及尽祛，而其优点且已丧失矣。”姚名达认为，编目应当重视解题（即提要)，并主张编制提要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他还设立《解题之有无及其派别》专题进行研究，论述自刘向撰《别录》对于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校书之曲折，开解题风气之先，后世有完全接受者、撮取精华者和偏举局部者几派。言下之意，对于编撰解题十分赞赏。对于解题最为详细的佛教目录《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他称赞道：“皆能契要提纲，明法会旨。”“允推为至高无上之解题杰作。”用“此种解题工作，功效甚巨”。而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也认为“其提要所示确实能指出一书的大意，虽有不少武断主观的，但大部分均甚精确”。[15]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目录学著作。
姚名达认为，除了有好的解题，编制目录还应注意其他几个原则：一是编目的宗旨在于为读者提供方便，以实用为准，容易查检，使人一见目录即知其大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要的图书；二是编目时应将同一著者的书籍汇于一处，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著者，也利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三是编目时应注意目录的局部和全部相一致，编目者应对所编的目录与书籍全面把握，做到前后照应；四是要根据藏书单位的实际进行编目，如是小图书馆，应多采用分析目录；五是编目时态度应当审慎，实事求是，避免主观，力求准确，决不可草率武断，出现一书两名、一书两入之事；六是目录应有考证，且要有存目的制度，以利于后人考证，这是他作为史学家求证求实作风的体现；七是编目应力求艺术化，不可粗糙，换言之，必须在“真、善、美”方面下功夫。由此看来，姚名达对于编目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可以说是要达到最高的境界——艺术化。他对编目工作提出的要求，其实也是他治学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中，对于主题法没有专门探讨，类似于主题法的概念萌生于类书之中。古代的类书是采辑各种古籍中若干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成语典故、名词解释等)，它不是按学科分类来组织资料，一般是按事物分类(如天、地、人、事、物)或按韵编纂。在类书中一个标目下集中了有关事物的全部文献资料，如唐代颜真卿所编的《韵海镜源》就是按类编排的类书，它是采用声韵字顺的排检方法，来编排、组织和查检，即以事物、对象和问题的名称作为标题。这种编制方法，与近代主题法较为接近。[16]现代意义上的主题法是由英国人布朗（James Duff Brown，1862－1914）所创，到20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只是使用者并不多。
在《目录学》一书中，姚名达还对主题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姚名达意识到主题法的先进性。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他说：“与其依学术而十进，不若依事物而标题。”“盖分类之道，有时而穷。惟以事物为主题，汇列参考资料于主题之下，使学者一目了然，尽获其欲见之书。此其功用较分类目录为进一步。”他所理解的主题词，“是在将图书的内容，全部或一部的，用醒括的字句表现出来。换言之，即系采一名词或短语作成的句子，做为标目，以表现一书的内容，所讨论的是什么？体裁是什么?”因此，每书应有几个显明的主题，使读者从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书。他认为，“图书馆只有书名和著者目录，而无主题目录，亦可说尚不能称作现代的图书馆。”这一观点，颇具前瞻性，主题法事实上后来也广为图书馆所采用。不过，他又认为“有好的标题，分类差不多等于没有用”，就有失偏颇，也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对于主题法，姚名达还提出了两个原则：“一要有标准，二要能明确。”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标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学识，对于各门学科均有一定的了解。他说：“研究其他科学在乎精，而在目录学上则在乎博。”二是要有耐劳善静之性情。他说：“标题不是一蹴能就的，它是非常繁复的一层工作，如没有耐劳善静的性情，就不能有完满的结果。”[17]即是甘于寂寞，克服浮躁心理。三是要有远大的眼光、广博的闻见，因为编制主题时，不仅要着眼于目前之书，还应为将来着想，使其在将来继续有效。四是要有周详的思索、精密的观察，“不能过于偏狭，也不能过于广泛；不能过于陈腐，也不能过于新奇；总要求适得其中。”五是要有迅速的了解、精确的去取。他说：“眼光必须求迅速，要能以最短的时间，明了全书的大意。但必定要有精确的去取，才能不陷于谬误。因为一书的内容，不能有一贯的纯净材料；在这种场合必定须加以拣选，否则舍精华而取糟粕，结果将与动因相反。”[18]姚名达对标题者所提出的这几条要求，其实也适用于其他目录工作，并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意义。
（本文原载全根先编著：《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此处有删节修订。）
参考文献：
1、13 姚名达：《目录学》， 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
2、兴国县志编委会：《兴国县志》，兴国县印刷厂, 1988年，第789页。
3、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4、姚名达：《章实斋遗书叙目》，见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5、8、9、10、11、12、15、1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年表》，商务印书馆, 1939年版。
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后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
14、刘静一：《英美编目条例(AACR)发展简史》，《重庆图情研究》，2009年第2期。
16、陈守福：《我国主题法史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7年第1期。
18、张春菊：《论姚名达的编目思想》，《晋图学刊》，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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