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历史上的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属山东冠县)的一个乞丐。他乞讨筹款兴办义学，兴办了柳林的“崇贤义塾”、杨各庄的“育英堂”、临清的“御史巷”三处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事在清末就开始产生影响。当时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宣付国史馆立传;各级官府、各界名流开始采用种种办法，彰扬其“孝义、节行、克己好义”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启超亲自为武训立传。[3]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汪精卫等军政界要人，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文教界人士，争相表彰。

《武训传》原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正剧，在1948年11月初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停拍，1949年，私营制片厂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当昆仑公司决定重拍该片时，孙瑜本人也没有多大把握，当时，“脑海里总飘浮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武训其人其事怎么样?在北京的全国文代大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4]1949年7月26日，孙瑜在文代会期间的一个晚宴上向周恩来谈到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时，周在短暂时间里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5]周恩来的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发生了疑问，据此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6]

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7]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8]这说明在重拍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疑问的。

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后修订的电影《武训传》剧情如下：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武训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见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唱歌卖艺、装疯卖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120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片尾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9]

孙瑜在《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中说：《武训传》摄制组所有的工作同志们希望，“能够反映旧时代的劳苦大众在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灾难和反抗。并从这一电影激励今天的广大观众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行动”。[10]这反映了解放初期艺术家欢迎新政权，努力追随新时代的真诚，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担负不了创作者赋予的使命。影片的主题是兴学救穷人。影片前半部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文化特权残酷地剥削穷人的行为，暴露封建地主张举人等人的阶级压迫，在后半部则是行乞多年后的武训拿着积攒的钱，来到当地的著名士绅杨树坊进士家，跪请杨答应帮他办义学，于是，被感动的杨进士召集三四十位士绅商量如何共襄义举，进行阶级合作。编导努力把依附封建宗法社会的武训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物，并在戏的主线外添加的车夫周大与官府恶霸们英勇斗争这条支线，让“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互相衬托。用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形象来说明武训兴学与农民起义者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典型，为的是穷苦人民的翻身。如此演绎武训与周大，混淆了革命与改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把武训兴学如此拔高，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有违客观真实。影片中周大的形象也很苍白，客观上，革命失败的周大成了个人奋斗的武训的反衬。影片中还多次出现武训对主张斗争的周大发出的“杀几个人，行吗?”诸如此类的疑问，用烧杀两字来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这违反历史的真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但剧中所刻画的武训为了乞讨办学的费用，耍把戏、被人骑、磕响头、喝脏水、挨打甚至给地主豪绅长跪不起、哀求等，影片演绎的这种自轻自贱受辱的受苦人形象，是消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主流。最后，武训兴学兴的是封建文化，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自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失去生机，片中武训自己也对兴义学产生疑惑，因此，很难担当起创作者赋予的“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当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阶级斗争尖锐，正在开展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摧毁封建制度;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面对强大的敌人，需要中国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需要发挥先进文化团结、教育和鼓舞人民，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电影歌颂一个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因此，虽然影片使用了大量的革命词汇，但由于创作者对革命陌生，不了解革命的本质，加上修改的《武训传》是在一个半成品基础上加工的，潜意识流露的仍然是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把改良与革命嫁接，逻辑混乱，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模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是弄巧成拙。

因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这就是“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批判《武训传》的原因。毛泽东在社论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11]他强调，应当“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12]原则性问题。因此，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13]，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14]更不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董渭川发表的观影文章，在肯定影片的同时也谈到对生硬嫁接后所产生的混乱及表现手法的质疑。文章指出：“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反倒使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15]他反问道，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文章的质疑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电影对武训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不成功的。在7月份的检查中，董渭川说明当时是应邀观影并座谈，看这部片子时即“感到极大的不满，因为东拉西扯，有武侠、有神怪、有爱情、有教育、有……铺张成一部《电影大观》了。

我感到这是海派作风与赚钱目的的结果。要我表示意见时，我提了三点：一是不必如此铺张，希望剪裁为一卷;二是武训的幻游地府，传播迷信，应该删去;三是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使观者莫明其妙。”[16]之后被邀请写影评文章，考虑着一开始就批评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训的教育价值大事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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