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就不允许有“天灾”？

毛泽东时代就不允许有“天灾”？

秦  明

　　笔者老家河南省省会郑州一带突发的洪涝灾害，让笔者彻夜难眠。昨晚一边查看新闻报道，一边询问在郑州的老同学们的安全状况。

　　昨日，郑州一小时降雨达到了201.9毫米，单日降雨量达到了552.5毫米，均超过了郑州当地的历史记录，而郑州平均年降雨量才600毫米。这样的雨量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型内陆城市，它的排水系统也很难抗住。

　　在灾害发生后，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是谣言接踵而至。笔者支持“质疑”，救灾完成之后的质疑、检讨和改进都是必要的；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救灾、救人、组织群众自救。

　　洪灾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人民子弟兵、武警、消防官兵的身影。

消防员救援被困群众

消防员凌晨蹚水搭绳桥，救援被洪水逼停的郑州地铁五号线中被困的群众

　　“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是人民领袖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定海神针。

　　宵小之辈在造谣郑州内涝的同时，又搬出了46年前发生在河南省驻马店的“75·8”石漫滩和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进行炒作，念念不忘地污蔑毛泽东时代、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摘录《南方都市报》2010年的一篇长篇“报道”——那正是一个南方系兴风作浪，舆论界一片漆黑的时代。这篇所谓的“纪实”完全违背了新闻报道应遵循的“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与美国的资本媒体口径一致地将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描述成所谓的“人祸”，那个极右派“出口转内销”的凤凰卫视也随即跟进炒作。

　　到底死了多少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中，将“75·8”溃坝事件列为所谓的“十大人为灾害之首”，攻击新中国的治淮工程和水利建设，并首次将2.6万人死亡夸大为直逼唐山大地震的“24万人死亡”——“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这些歪曲的手法，给南方系和凤凰系提供了灵感。

　　“Discovery”的节目播出后的2005年8月，《南方周末》刊登了南周前常务副主编钱钢的报道《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这篇报道在死亡人数上延续了“2.6万人”的官方统计，其具体死亡人数及致死原因的统计，反而佐证了这一数字本身的可靠性；但与之同时，这篇报道将溃坝事故同样描述成了“治淮工程和大跃进”造成的人祸。

　　到2010年，《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江华、喻尘撰写的那篇至今被广泛传播的“纪实”（原题是《水墓：那些正被遗忘的残酷记忆》），连死亡数字都也要按照“Discovery”的口径进行质疑和夸大。

　　关于真实的死亡数字，笔者宁肯采信钱钢的报道，至少他引用的统计资料甚至精确到了大队一级；而《南方都市报》的质疑，只有子虚乌有的所谓“内参清样”和某某人的口头说法，南都的两位记者编起故事来，连自己前辈的文章都懒得读了。

钱钢文章截图

　　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横行，阿猫阿狗都敢跳出来随便编造历史，“某某说”再常见不过了，“三千万”不就是这么编造出来的吗？就连1987年板桥水库复建时的纪念碑碑文都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痕迹：

　　“正值十年浩劫，救援不力”——1975年8月是谁在主持日常工作？你们这是在抹黑谁呢？！

　　不过，即便是2.6万人的死亡，这仍然是一起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特大自然灾害，仍然是一段值得我们铭记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惨痛历史。

　　“天灾”还是“人祸”？

　　把“天灾”说成“人祸”，这是反毛分子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贯手法，包括那个恶毒的“三千万”谣言，它们甚至完全罔顾事实地说那三年“没有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稍微查询一下气象历史资料，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南方都市报》那篇被广泛传播的报道，将“75·8溃坝”的主要责任归结为了所谓的“人为原因”，也就是“人祸”。笔者概括了一下，大致有几方面的论述：

　　我们再来看看真实的历史。

　　1975年8月4日，超强台风莲娜（“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他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集水区到方城一带，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上游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洲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凌晨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水库失事的主要原因，是超强暴雨造成的洪水洪峰流量分别为设计标准的4及2.6倍，而导致漫顶溃坝，并非由于工程质量差造成的。石漫滩和板桥水库是治淮工程早期修建了两座大型水库，建成于1952年，建筑质量较好，在1956年还特别经过加固，号称 “ 铁壳坝 ”。

　　如果真要是“工程质量差”，水库早就该在漫堤之前就溃坝了。事实证明，毛泽东时代同一时期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一直被使用至今，并未出现所谓的工程质量事故。

　　2020年7月，浙江杭州新安江水库史上首次9孔全开泄洪的视频还在网络上被刷屏，新安江水库就是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大跃进时期才完工并开始蓄水。对新安江水库这个名字很多人比较陌生，实际上它就是现在的著名的国家5A级景区——千岛湖。这个水库至今不仅供应着周边2000万人的饮水，产出大量水产品，还承担着华东地区电网调峰和下游灌溉、蓄洪功能，仅旅游收入再2015年就突破百亿。事实上，今天数得上名字的“xx湖景区”，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库。

　　就世界范围有记载的历史而言，还没有哪个国家下过当年中国河南驻马店那样的特大暴雨。然而，水库垮坝事件又出了多少？不仅仅是苏联，就连“发达”的美国、法国、意大利……都出现过类似事故。所谓的“参照苏联标准”、“没有参考美国”，纯属扯淡！

　　而所谓的“以蓄为主”的争论更是无稽之谈了。治淮工程的起因就是1950年的淮河大水，治淮工程的目的就是疏导泄洪，为此兴建了大量的河道；在疏导河道的过程中，兴建了大量的水库和引淮灌溉工程。

　　75·8溃坝事件发生以后，河南驻马店地区的村庄、田舍被浸泡在水中，洪水久久不能退去，原因就是下游河南与安徽交界的阻水工程班台闸阻挡了洪水下泄，此时仅仅通过泄洪闸根本无法快速让上游洪水褪去。

　　负责救灾的水利专家立刻请示上级要求炸开班台闸，但班台闸不是想炸就能炸的，洪水下泄，意味着下游的安徽就要被淹没，为此安徽有群众守在班台闸阻止爆破。在上级的协调指挥和说服教育之下，深明大义的安徽群众才主动疏散，班台闸爆破得以实施。

　　而板桥水库的溃坝也面临着类似问题，泄洪不是水库管理方拍着脑门就能单方面决定的，需要统一的协调指挥，需要提前安排下游群众疏散。《南都》的“纪实”只有拍脑门的臆测，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

　　因为暴雨导致机房倒塌，当时的通讯已经中断，请示电报根本无法传到上级；在水库水位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水库管理方已经打开17个泄洪闸中的五个，先行少量泄洪。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暴雨，这样做只是杯水车薪，最终漫堤溃坝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如果水库能够提前泄洪，也许就不会发生溃坝，但在“千年一遇”的暴雨面前，严重的内涝仍将难以避免；如果泄洪之时，群众得以疏散，伤亡人数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了。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毕竟在笃信抗击“百年一遇”的工程质量面前，水库管理方根本就没见过“千年一遇”是什么样子，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该怎么“反思”

　　大型水利工程既有巨大的收益，也存在着各种成本。如果完全不考虑成本收益比，所有的水利工程都可以不计成本地按照“千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但是，那毕竟是在白手起家、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毛泽东时代，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缺钱、缺人，怎么可能做到不计成本呢？

　　仅就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工程，的确已经做到了“造福至少百年”，不仅仅是有效抵御了巨大部分的洪涝灾害，还为新中国的粮食增产发挥了中坚作用。

　　单说淮河流域，仅1901年到1948年的48年中，淮河全流域就发生了42次水灾。最突出的水灾有1916年、1921年和1931年的3次。每次洪水泛滥，常使几十个县、市和上千个乡镇沦为汪洋泽国，受灾人口数千万。1931年水灾，更是直接造成7.5万人死亡，其后瘟疫流行，导致更多的民众间接死亡。

　　“75·8”溃坝事件的确暴露出有很多水利建设和管理上的细节问题需要总结和改善，但除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导致的“75·8”溃坝事件，治淮工程至少保证了淮河流域五十年的平安。那些无耻小人有什么资格借着“75·8”溃坝事件来诋毁毛泽东时代的治淮工程和水利建设呢？

　　“反思”不能变成“背叛”，反思应该是检讨错误、改进工作，而绝不是彻底改弦更张，“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把明明被历史检验是正确的事物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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