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基础、理论本质及其批判

作者：汪亭友吴深林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11-29 697

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基础、理论本质及其批判

汪亭友吴深林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认识基础是历史唯心论、价值虚无论。其手法：用支流冲淡主流，用枝节取代主题，割断历史的主线、历史的逻辑，宣扬现象化、表象化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污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要认真汲取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正确分析、科学对待历史上的问题和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论价值虚无论唯物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社会主义国家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特指这样一种政治历史思潮：它通过丑化污蔑共产党的卓越领袖、革命先烈、英雄模范，通过歪曲贬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光辉历史，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由来已久，有着十分复杂的表现和严重危害，其思想认识基础是历史唯心论、价值虚无论，其惯用手法是采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戏说调侃等方式，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肢解、碎片化、泛娱乐化，用支流冲淡主流，用枝节取代主题，割断历史的主线，割裂历史的逻辑，宣扬现象化、表象化的历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基础，揭露其实质与危害，有助于我们分清正误、明辨是非，增强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认识基础及理论表现与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认识来源是认为历史是由个体书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政治诉求和情感偏好，因此，书写出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一定的主观色彩。受社会条件、自身阅历、研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每个人了解的只是历史的局部，掌握的是历史的细节，描写的是历史的侧面，而非历史的整体、面貌与全景。面对同一历史、同一事件、同一人物，不同人的描述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和矛盾，既体现在具体的事实上，更体现在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即使把编纂者组织起来，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力图完整还原历史、真实反映历史，但仍规避不掉按组织者的意图去编纂历史的可能，也避免不了编纂者根据某种理念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裁剪历史、编造历史的可能。有种观点明确认为，历史是后人对过去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言下之意，人们看到的只是经过主观选择的历史，是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基础、渗透着编写者意志的历史，是意识的产物而非客观的历史过程。

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明确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却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历史的记录和解释。”[2](P1)他认为，这些记录和解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受到政治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其真实性、可靠性令人怀疑。哈耶克指出：“我们当前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左右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在政治性理想或政治思想中，恐怕没有几个不涉及对整个历史进程之看法的；而历史记载，恐怕也没有几个不是被用为某些政治目标之象征的。然而，在当前指引我们的历史信念，未必总是合乎历史事实；有时，历史信念与其说是政治信念的后果，不如说是政治信念的前因。”“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关于社会过程的复杂关系的种种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历史编纂“是一门具有强烈艺术色彩的科学；如果试图编纂历史的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他即使获得了成功，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为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偏见的牺牲品”。[2](P2)总之，在哈耶克看来，历史是按照主观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依据一定的事实或材料编造出来的，主观因素对历史编纂存在巨大影响。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依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直接否定了客观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了人们根据历史规律科学预测未来的可能。他在1945年出版的成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明确说：“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之类的东西”。[3](P520)“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像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4](P91)他还提出，既然历史没有规律可循，人们也就无从准确预测历史的未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做出科学的预测”。[4](P91)波普尔还质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依据社会规律预见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性，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归咎于马克思的错误预言。

否定历史过程存在客观规律，夸大主观因素对历史编纂的影响，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这类观点和言论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存在。近代以后，除哈耶克、波普尔外，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胡克等西方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们，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5]特别是当这些人的思想被赋予特定的政治使命，成为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用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其冲击力和破坏力更是与日俱增。这也是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备受西方青睐推崇，并被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倾销渗透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哈耶克在英国财团资助下，利用蒙特普列基金会，积极参与西方对苏联的思想渗透，重点资助了一批苏联学者到西方进修，其中就包括盖达尔、丘拜斯。在哈耶克和蒙特普列基金会的影响下，盖达尔、丘拜斯极力在苏联和俄罗斯传播西方的历史观、政治观，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哈耶克、波普尔否定历史真实性、否定历史客观性的言论，被西方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用作否定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社会主义历史的思想武器。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论证共产主义学说只不过是“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中苦思冥想出来的”，“把彻头彻尾的理性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大简化理论”，是对历史作了“根本错误的判断”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一场悲剧”，他提出的第一条论据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以此说明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实现的学说是荒谬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不可预言，“多数社会变革具有偶然、模糊的性质，而且常常是自发的”，“历史的演进”本来就是“一个自发的、偶然的过程”。[6](P17、27、2、305、60、271)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这些瓦解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布热津斯基如出一辙。戈尔巴乔夫在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以“公开性”“民主化”“人道主义”等旗号为幌子，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共和苏联的指导地位。他在苏联解体后断言：“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7](P384、391)雅科夫列夫则恶毒地攻击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认为苏联近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俄国由此驶入“离开人类文明正道”的“死胡同”，“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他还声称，“历史预测往往是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是“既定的救世主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8](P56、57、74)

原苏联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著名的所谓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全面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与成就，批评苏联的历史学家屈从“斯大林主义”沦为苏共“宣传的奴仆”，苏联历史学家参与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充满谎言和欺骗，掩盖了历史真理和历史真相。他提出，“为了使历史变成科学，尤其应当一劳永逸地摒弃对待我们本国历史的《简明教程》模式”，“摆脱我们教条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这种主义把十月革命后的整个道路设想成由臆想的、事先规定的‘规律’所支配的直线过程”。[9](P697、678)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亚戈金提出，苏联学校的教科书是不适用的，“譬如，在9年级用苏联历史教科书中，竟找不到一页不是胡编乱造的。整本教科书都是教师们不得不向少年的头脑中灌输的谎言。高等学校的教科书，特别是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教科书也同样如此。近数十年来，我们在观念上几乎没有超出斯大林的《简明教程》。”[9](P687)当时，批评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的言论成为时尚，重写历史教科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88年6月，《消息报》指责苏联中学历史教材，充满“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要求重新编写一本“诚实的”教材。此言论导致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无法进行，苏联教育部门不得不取消当年历史课程的考试。

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的冲击和危害远不止历史领域和历史教科书。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授意、支持和怂恿下，境内外各种反苏反共势力，以“公开性”等旗号为掩护，紧盯苏联历史上的消极现象不放，掀起一股虚无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思潮。这股思潮以否定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为突破口，全面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瓦解苏共的意识形态，扰乱苏联人民的思想，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精神毒剂。习近平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0](P113)

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本质

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来看，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运用的方法也是片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污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进化分化出来的，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界有其演进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其演进的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包括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万事万物既有各自演进的特殊规律，也有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一般规律。这是由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规律所决定的。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否定社会运动与物体运动一样都存在客观性，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历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1](P308)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内部有其“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12](P8)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2](P9-10)恩格斯也明确主张：“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13](P393)他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4](P364、776)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反复阐明、后被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加以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逐渐向更先进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人类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必然道路。

唯物史观的创立对社会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它一方面明确指出社会历史过程同样具有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客观性内容，其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增强人类实践和社会变革的主动性、预见性、创造性，这就把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克服了先前思想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等缺陷，实现了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虽然具有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规律性，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有着不同于自然历史发展规律的实现方式，并体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自然规律一般靠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起推动作用，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则通过有一定目的和意图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来实现。社会历史发展每一阶段上的人们的需要、利益总是有差异的，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因此人们的实践活动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努力方向是不一致的，社会历史发展就是在存在着差异和矛盾的无数个人实践活动形成的合力所呈现的趋势中前进。表面上看，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个人或群体发生的偶然事件组成的，是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仿佛杂乱无序、混沌一片、无法把握，但这种偶然性、不自主性的内部是由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必然性规定着偶然性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恩格斯在1886年写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系统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他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3](P247)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单个人的愿望和行动之间存在冲突，人们的预期与实际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冲突，给人以历史事件仿佛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假象，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3](P247)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阐释了历史是由各种方向不同的社会力量融成的合力的结果这一重大论断：“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13](P697)人类社会历史主体活动的有意识性和有目的性，也决定了社会历史规律不是自发实现的，不是单一的直线式运动，而是充满变化和曲折。因为，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实现，而在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必然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在阶级斗争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阶级力量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笔直的，它必然会经历曲折。无论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都体现出了这一规律和特点。

上文提到的波普尔虽然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偶然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个体性、差异性，但他因此而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自然历史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完全按照认识自然规律的方式去认识、检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要求用“历史发展重复一模一样的事情”来证明社会历史过程存在客观规律，进而否定根据社会历史规律预见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可能性、科学性，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个典型表现。毫无疑问，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特殊性，使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为复杂的、不可重复的、不能完全预见的历史进程，历史研究因此而无法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描述规律、精准地预见事物发展，而只能对社会历史发展作总体的一般的近似的预测。但这种看似不够精确、无法详尽的预测却是历史预见的显著特征，是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体现，已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比如《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即先进的无产阶级在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虽然《宣言》无法准确预见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仍然顽强地贯穿并规定了人类历史长河的走向与态势。俄国十月革命首次使这一社会规律得到验证和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再次证明了这一社会规律的科学性、普遍性。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历史发展的铁律也永不过时。

总之，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主观性，并不排斥和否定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必然性、规律性、可预见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区别于自然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和愿望。正如恩格斯所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13](P742)但人类在社会历史规律面前，并非完全被动、盲目、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从而成为规律的奴隶。如同人类可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造福自己一样，人类也可以认识利用社会发展规律造福自身，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说：即使探索到了这一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2](P10)这清楚地说明，人们认识规律的目的是依靠并利用规律改造世界，但能否做到这样，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14](P630)

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觉能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虽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同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不排斥、否定人类作为社会历史“剧作者”的主体性、能动性、选择性。当人们认识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努力使自己的行动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就能够使自己的实践和努力取得成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反之，当人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能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与历史和时代前进的潮流相背离，就会使行动和努力归于失败，扰乱社会前进的步伐。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能动的反作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与历史唯心主义宿命论有着本质区别。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观同价值观、政治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价值观、政治观改变不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随后人任意评说。毫无疑问，历史是由人记录和书写的，历史研究是人的主观活动，不可避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色彩，但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特点（即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不能完全避免人的主观性，比如科学假想、错误观点或理论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或价值中立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是后人对过去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绝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裁剪历史、歪曲历史、戏说历史。历史研究同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一样，本质上是一个主观符合客观、认识符合实际的过程。当主观的研究符合客观的历史，主观的结论反映客观的实际，这样的历史研究就能真实还原历史面貌、反映历史本真，形成的结论就是可信可靠的。

汲取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教训十分复杂。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导致苏共理想信念丧失、组织纪律涣散、作风腐败颓废，从而丧失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和教训。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列宁与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功绩，攻击列宁、斯大林等领袖人物，诋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却毫不掩饰地推崇颂扬马克思主义所否定反对的一切，肯定和赞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顶礼膜拜。

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从否定苏共领袖开始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容易从斯大林身上找到突破口，抓住斯大林个人的错误不放，进行渲染扩大和歪曲否定。而斯大林代表着苏联党和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也就否定了这一时期苏共和苏联的成就。由此产生的严重危害是，割裂了苏联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逻辑，形成了一个难以弥合的历史断层，造成了为更进一步的否定打开缺口的“破窗效应”。事实也是如此：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形成一股否定斯大林、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全面升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不仅彻底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成就，而且否定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理想信念的动摇和丧失。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带头歪曲抹黑蛊惑下，在苏联文学界、史学界、反共反苏报刊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遭到全面批判，苏共成了“犯了罪”的组织，苏联社会主义成为“失败”的代名词，苏军成为吸干国家财富和民众血汗的“怪兽”，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苏共的党心、苏联的民心被彻底搞乱了。这就能够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叶利钦等人公然解体苏联时，广大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并没有系统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以捍卫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军队。习近平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 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15]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6](P194)境内外反苏反共势力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就是在苏联大造否定苏共领导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搞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摇苏共的执政地位，丑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煽动群众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不满，并趁乱夺权，乘机瓦解苏共、解体苏联，进而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以及苏联人民丧失理想信念，丧失革命精神，丧失斗争意志，沦为一盘散沙，最终惨遭失败的命运。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有很多。从吸取历史虚无主义教训的角度看，第一，必须要正确分析、科学对待历史上的问题和错误，包括领袖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能够泛滥起来，一个根本原因是苏共始终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没有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为历史虚无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获取前进的动力。回首过去，在中苏论战时期，中苏两党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恰恰凸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洞察和历史远见。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尚不能完全看清错误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尚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共产党捍卫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成就所具有的深远意义，那么在苏共二十大35年后苏联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则为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分清是非曲直，总结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孰是孰非，历史和事实已然有了公断。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共产党人是靠理想信念而不是靠利益聚起来的。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全党理想信念淡薄，党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风一吹就散。”[15]从苏联的教训看，历史虚无主义摧毁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丧失理想信念，彻底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使广大苏共领导人和普通党员迷失前进方向，使苏共失去对人民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自毁长城、束手待毙，教训极其深刻。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贵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一旦错误观点、错误思潮形成气候，对党员干部和群众产生不良影响，再来进行抵制和消除是很困难的，承受的代价往往也是高昂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彻底丧失理想信念，完全放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苏共历史上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期放松意识形态工作，错误对待理想信念教育有着直接关系。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苏共领导人自掘坟墓的“六十年代人”现象，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持之以恒地常抓不懈。

第四，必须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筑牢思想防线，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与苏联的接触，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歪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社会内部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在苏联亡党亡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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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