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多家档案馆发现战争时期搜集的对毛主席的情报，原来是这样评价的……

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图书馆是日本最为著名的三大档案馆，随着档案不断公开，发现在这些档案里，有着大量的当年日本搜集到的关于毛主席的情报信息，其时间竟从1893年毛主席出生就开始了，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间跨度长达52年。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日本开始真正关注毛主席，是从1928年开始的，这一年，毛主席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了。

从这之后，关于毛主席的情报信息越来越多，而日方对于毛主席的形象也非常客观地一变再变。

日本三大档案馆有关毛主席的档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变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在不同时期，日方对于毛主席的形象都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一一分析。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

日本档案中最早出现毛主席的有关情况是在1928年7月13日。

当时，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的报告中说：

由茶陵、攸县转移到江西省内莲花、宁冈等地的朱毛红军据说拥有数万人，五千余支步枪，此外还有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兵强马壮，不可轻辱。

此时的日本为什么要关注毛主席呢？

其实，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随着各地红军的组建和根据地的开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迎来了高潮。

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日本正为大举侵华做准备，因此日本情报搜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十分关注。

其中红四军屡屡被提及，而作为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的毛泽东自然成为日本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看，当年日本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多详细：

为了执行此次紧急会议(指八七会议)中通过的暴动政策，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在省内各地组织农民参加暴动，于是各地暴动频发。同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成绩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最为出色。但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大程度开展武装起义，扩充武器和扩大队伍势在必行。于是，他首先联络了湖南南部的土匪头目周文、陈光保，接着又联络了江西西部的土匪头目袁文才、王佐，说服他们听从指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活跃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等地。

对于红四军的建军过程，档案中也有记载：

朱德率余部来到井冈山，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1928年4月，两支军队合并，这是中国最初的红军组织。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党代表。这就是中国红军中最优秀的，集组织、训练、武力等要素为一体的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军第四军。

档案中称红四军是“最优秀的”，这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在其它档案中也有很多记载，总结如下：

首先，红军战斗力强。

1929年7月18日，驻厦门领事寺屿广文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

已多次报告有关朱毛红军情况，自从张贞的援军战败之后，红军再度活跃，7月初把陈国辉部从龙岩逐出。

这里提到“多次报告”说明红四军的活动经常引起驻厦门领事馆的关注。

此外，1929年2月13日，驻九江代领事有久直忠致电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说：

过去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各省边境十分活跃的朱毛红军，目前其行动逐渐减少。

甚至有报告写到：

据说很多政府军对朱毛红军是望风而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驻汕头领事别府熊吉于1930年4月6日向外务大臣提交的系列报告。

他在报告中提到：

朱毛红军目前有四五千士兵，一千步枪，本月1日攻占南雄，更试图进入仁化、始兴两地，此两地已陷入非常危急的境地，红军有更进一步向连平方面进军的迹象。

6月7日，别府熊吉又紧急报告：

朱毛红军3日到达定南，抓住闽南没有政府军驻军的机会经东江上游向汕头腹地进军。江西省内朱毛红军的另一支部队于上个月31日在瑞金发动起义，与金蕖鼎(应指金汉鼎)麾下的一个团合并，已经逼近闽赣边界。

6月11日有报告说：

如多次汇报过那样，朱毛红军前几日攻陷了南雄，又向始兴进军。

6天之内就中国某一支军队的动静连续发3封电报，这在当时日本驻华使领馆中较为罕见。

甚至连日本海军都对红四军表示了关注。

1929年3月26日，马公要港司令滨野致电海军次官、军令部次长说：

据66号的厦门25日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最近在福建西南出没，攻占汀州，政府军(大约四支军队)退至上杭线，转入防御。

可见，当时的日本对红军的发展有多重视。

其次，红军纪律好。

1930年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写道：

朱毛红军具有一定的训练和组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共产主义政策……但对无产阶级和普通百姓秋毫无犯。红军打倒军阀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土豪劣绅，这完全不是土匪的行径。

朱毛红军排斥所谓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力戒滥杀、乱抢……军纪肃然。

当时日本政府上下普遍认为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军纪涣散，与土匪无异，但外务省的报告通过观察红四军的行动对此予以澄清。

第三，红军获得的成果大。

1930年，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向上级报告说：

第四军在井冈山期间，在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并开设红军军官学校对青年农民实施军事教育。之后转战各地，组建红色农会，或将农会改组为革命委员会，甚至建立以之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在日本的档案馆里有一份题为《永定县委报告第五号(1929.7.6)》的文献，即闽西苏区中的永定县委于1929年7月6日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报告。

当时日本驻厦门领事馆认为这份文献十分重要，将它全文译成日文，提交给外务大臣，其中的内容有：

6月11日大会正式开始，根据前委代表毛泽东的指示，大家花了一周时间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主要包括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以及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农业破产等。

6月18日继续开会，会议推举了五人任主席团成员，任命了1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从10日开始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进行起草。

会后在毛同志的指导下，展开了切实而具体的讨论。其间因为毛同志患病，推迟了组织、宣传、工人运动这三项重要问题的讨论，先讨论其他议题。

在毛同志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传来了李旅入汀的消息。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变更行动的计划。特委在制定应敌计划的同时，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执行。

之后会议继续召开，一直持续到29日才宣告闭幕。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工作尽职尽责，即便在患病期间，也坚守岗位，指导闽西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对敌斗争。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毛泽东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甚至国民政府军各部之间普遍存在“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积弊，这极大影响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加之红军所在区域都地处偏僻，彼此相隔甚远，因此日本方面当时对红军的一大关注点是“各地红军之间互相如何取得并保持联络”。

1930年10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

现在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红军都已进入江西境内集合，但他们出没不定，见首不见尾。在何主任(指何成浚)对他们予以重兵包围打击后，他们再次化整为零，巧妙突围。

1930年12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共产主义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在此报告书中，日本对毛泽东进行了权威评价。

报告中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党员简历》一节，列举当时数十名共产党员骨干，包括林祖涵、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等，而简历字数最多的则是毛泽东。

在介绍了毛泽东的基本情况之后，报告书作出了如下论断：

毛泽东沉默寡言，敏而好学。醉心于军事理论知识，谨慎沉稳。民国1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指国民党一大)以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候补委员，和武汉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部长(应指谭平山)、湖南省共产党委员夏邑(应指夏曦)等人极力从事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湖南的农民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湖南南部二十余县的指导基本上深入人心。

由此可见，日本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下了多少功夫。

二、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6年间，日本整理搜集的有关毛泽东的情报较少，这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大举侵华，其关注的重点在东北和华北，不管是军部还是外务省系统的情报机构，都以东北和华北地区为中心展开活动，而长征之前毛泽东及红四军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华南地区；

第二，1934年10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沿途经过的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等省开设的日本使领馆很少，加之这些地区本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人士较少涉足之地，因此其情报来源不畅。

这一时期日本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主要与西安事变有关，其形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

西安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作为侵略者的日本自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首先，日本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潜入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

一份报告指出：

根据密报，于学忠部与杨虎城部已经相当程度共产主义化。于学忠作为中心人物而被共产党员推举。

另一份报告指出：

陈中校在西安事变前奉中央之命对东北军进行宣传安抚，前去西安。但东北军已经相当程度的共产主义化，导致宣抚工作无法进行。

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配合，力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方对此是有觉察的。

一份报告指出：

事变初期杨虎城等人与共产党是全面性的合作的……在西安，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公开。周恩来在此地也极力隐藏了各类活动。他主持的红中社一直在秘密发报。

这里的“秘密发报”当然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保持的联系。

同时，日本方面也关注到：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局势逐渐朝着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发展。

一份报告指出：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除西安危机给西安各紧要人物发送电报，聚集南京各派代表，提倡召开和平会议……各派就救国抗日提出自己的意见。

甚至连远在纽约的总领事井上益太郎向外务大臣报告当地的情况时，都提到了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推动：

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电报给南京政府领导人及在西安府的兵谏运动领导人，倡议召开一次所有党派的和平会议，包括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作讨论：即如各党派、派系和军队所倡导的，中国应以抗日自保为先，而蒋委员长应遵循国家统一为原则，以统一战线抗日，停止内战。

为了阻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1月19日，外务大臣有田儿郎指示驻华大使川越茂：

据我方得到的情报，东北军的将领中基本没有共产党员，但西北军中混入了共产党员，要努力离间这三者的关系。

而军部更是直接出面，进行活动。

当时《大公报》就指出：“日本关东军机关报《京津日日新闻》14日刊载报道一则，极力中伤抗日先锋之张学良，淆惑人民视听。”

针对日本的阻挠与造谣，苏联于事变的次日，即12月13日发表声明说：

苏联政府鉴于日本政府造谣中伤，谓苏联政府业已与张学良订有同盟条约，并对张加以支持，特授权塔斯社声明该项内容为毫无根据之恶意造谣。

可见，此时的日本极其不希望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为了阻挠，他们不惜使出造谣的伎俩。

三、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日本进行全面侵华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直接开展抗日游击战。

这一时期，日本人最为关注的就是毛泽东所写的有关抗战的各类文章。

1939年1月，中国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报告说：

11月1日至4日在红都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本册子是以11月22日上海的华文报纸《华美晨报》刊登的《基于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作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扩大六中全会决议案》为蓝本翻译出来的。

1942年，陆军省向在华各作战部队下发资料，指出：

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对共军的影响甚大，特此节译，供各部队参考。

这里的“供各部队参考”当然是希望各作战部队能充分理解和掌握“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以便为“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时提供理论支撑。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1944年7月还印发了由日军参谋本部制作的题为《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的内部参考资料。

而当时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作为是现存国内最早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才是1944年5月的，而日本政府这部《选集》仅仅比我们印发的迟了两个月，这表明当时日本政府对毛泽东抗日思想和战略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

从这些档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对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是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

二、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

三、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是抗日战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日本如此关注毛泽东，这也从侧面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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