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之战：“瓷器店里打老鼠”——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4.3万人投诚

解放军从南京路开赴苏州河畔，围歼顽抗的残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将此称为“北平方式”。2月5日，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上海局的一份电报，要求做好工作，争取各大城市，首先是长江流域各大城市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安徽蚌埠南郊孙家圩子召开会议，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3日获中共中央批准。

打上海的三个方案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命脉。为保上海，蒋介石调集了近30万大军，30多艘舰艇，100多架飞机，构筑了近4000座钢筋混凝土碉堡，组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吹嘘，上海是“攻不破的钢铁阵地”，“上海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蒋介石要求上海固守半年以上，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蒋介石在上海至江西湖口800公里长江防线上部署了45万大军，妄图搞所谓的“划江而治”，然后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长江天险。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截断了浙赣铁路，封死了汤恩伯集团的南逃之路，团团包围了上海。

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三野战军（改编前称华东野战军）负责攻占上海。三野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多次研究攻占上海的战役部署，总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起来。一切作战部署和战法，都要围绕这个指导思想。

鉴于我军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的作战经验，打上海有以下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一是围困战法。打长春就是这个战法。但上海有600多万人口，生活资源靠外地输入，长期围困，甚至断水断电断粮，人民生活就会遇到巨大困难，陷入绝境。此方案不可取。

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阵地实施突袭。但这一方案的主战场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平民伤亡会很大。这一方案也不可取。

三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既可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又可切断敌人海上补给通道，迫使敌人在吴淞及其周围地区与我军决战，从而避免市区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损失。

最后确定实施第三个方案。由于吴淞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我军将会因此付出重大代价。但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使这座大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为此作出牺牲，是必要的。

陈毅和粟裕都说过，打上海是他们军事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仗。陈毅还形象地把解放上海之战，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将计就计先打外围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之战打响。我三野第9、第10兵团8个军及配属的2个军和特种兵纵队，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国民党军调集重兵，依托钢筋混凝土碉堡构成的众多子母堡群及连绵的交通沟、水濠等野战工事，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进行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很惨烈，敌我双方都有重大伤亡。我军猛攻了三天三夜，敌人多次反扑，双方形成了拉锯战。

第三野战军前线指挥员粟裕和张震参谋长等总结了经验教训，调整了部署，改变了战法，终于以小的伤亡，攻占了敌战略要点月浦、刘行。我炮兵部队对高桥以东海面敌军舰艇进行了猛烈轰击，击中其7艘，其余敌舰慌忙逃跑。敌人为了控制从吴淞口出海逃跑的通道，不断从上海市区抽调部队，拆东墙补西墙，以致市区守备力量更加空虚。我军则实现了把敌人调出市区、将其消灭在上海外围的战略意图。这对较好地保存上海市区，是非常有利的。

陈毅说：敌人这些防御工事，帮了我们的大忙。他自恃有本钱固守，才可能将市区部队调出来增援外围，我们是将计就计。

刘昌义“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争取带兵权

正当国共两军在上海郊区大规模激战之际，市区新亚饭店住着的一位国民党中将高官，却在赋闲。他名叫刘昌义，时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本来，一绥区司令部设在崇明岛，而刘昌义因为没有实际指挥权，就托词养病，住进了市区的高档宾馆。

其实，刘昌义并没有“赋闲”。他日夜在思考和谋划着两件大事：一是怎样寻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二是怎样争取到带兵权，再率部起义，投奔共产党。一位国民党中将高官，为什么会有如此想法？这得从刘昌义复杂的人生道路说起。

刘昌义是河北省深泽县人，1922年春在保定当了兵。他当兵后最崇敬的就是冯玉祥。1924年，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冯的部队当时大讲三民主义，刘昌义也信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冯玉祥到张家口创建西北军，李大钊派遣多名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其中有著名共产党人宣侠父。刘昌义后来调到冯玉祥身边当参谋，和宣侠父等多名共产党员有所接触，深受他们的影响。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对蒋介石，但被蒋介石打败。此后，刘昌义到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工作。1933年，冯玉祥到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号称十万之众，冯任总司令。刘昌义任第3师师长，拉起了三四千人的抗日武装。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刘昌义又到了北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战热潮。刘昌义又到张家口一带组织义勇军打游击。后来部队退到河南沁阳县（今沁阳市），刘昌义经中共新乡县委负责人李毅文介绍，见到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代表朱瑞。一天，朱瑞对刘昌义说：“把你的部队集中在太行山以南，组织太行司令部，我当司令，你当副司令兼纵队司令。”刘昌义大受鼓舞，但由于部队不少人不愿过八路军的艰苦生活，此事未能实现。

为了扩大部队，刘昌义走了一步“险棋”——诈降日军，后来巧妙地在日军和汪精卫派人“点验”时，出其不意歼灭日军五六百人，夺得野炮两门、机枪40多挺、步枪500多支，还俘虏了不少日军军官。何应钦在广播中，表扬刘昌义收复了豫北8个县。很快，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刘昌义的部队扩编为暂编第15军，刘昌义被晋升为中将军长，部队划归驻河南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指挥。汤恩伯还曾当面夸奖刘昌义是抗日名将。1944年河南战役后，蒋介石还发给刘昌义一尊铜像、一枚三级云麾勋章。但刘昌义毕竟是追随过冯玉祥反对过蒋介石的“杂牌”，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1945年1月，刘昌义被明升暗降，调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失去了兵权。刘昌义又一次饱尝了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苦果，进一步增强了反蒋的决心。

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刘昌义于1946年到上海秘密会见了桂系首领李济深。李对刘昌义说：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桂系以及一切受蒋排挤的人。刘昌义坚定地表示，决心参加反蒋的斗争。后来，李济深在香港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美国的冯玉祥被选为民革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昌义也成了民革的秘密成员，任务是“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

刘昌义接受民革指示后，曾劝说第51军军长王秉钺起义，但没有成功。他深知，要反蒋起义，手里必须有部队，而眼下自己是孤家寡人，手里无一兵一卒，因此争取带兵权，成了他日夜谋划的当务之急。

当时，上海掌握最大兵权的人，一个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个是刘昌义的顶头上司、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但这两个人对刘昌义并不信任，背地里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还有蒋介石，也对刘昌义始终不放心，想方设法排挤打击他。5月1日下午，蒋介石在复兴岛上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上海防务，身为中将高官的现职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却没有接到参会通知。种种迹象表明，刘昌义在争取兵权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阻力很大。但也有人为刘昌义说好话。

国民党的一些军政高官，常在豪华酒店聚会，类似于“沙龙”那样，或交流情况，或议论战局。刘昌义经常参加此类活动。他想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多了解情况，一方面也是为了联络感情。他还寻找机会直接到汤恩伯、陈大庆（淞沪警备司令）、石觉（上海防卫司令）等实权人物家中走动。

5月12日，我军在上海郊区歼灭国民党第51军，俘虏中将军长王秉钺。败兵大量拥入市区。刘昌义想到这是个争取兵权的大好机会，于是径直来到蒲石路汤恩伯家中，对汤说：“51军残部乱哄哄的，王秉钺被俘了，部队急需要有个人去招呼。”汤恩伯当即任命刘昌义兼任第51军军长，把剩余部队组织起来。

51军是原东北军，战斗力还可以，逃回来的几千人经过整理，可编成几个团，但士兵们军心涣散，不愿再打了。刘昌义掌握这些情况后，心里有了底，感到率部起义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上海地下党主动找上门

民革由于混进了军统特务，负责和刘昌义秘密联系的王葆真被捕，联络人员3人被枪决，其余人员纷纷隐蔽，和刘昌义失去了联系。通过民革这条线起义之路是走不通了。

刘昌义深知，人民解放军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要起义，必须找到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可是几百万人口的大上海，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找到地下党呢？

战役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歼灭上海郊区的国民党军后，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推进。5月23日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在家中召开会议，参会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周志强，上海市市长陈良等。刘昌义也参加了。陈大庆说：“我已经和汤先生（恩伯）说好，51军、123军、21军组成北兵团，刘副总，你兼我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好不好？”

刘昌义正想多抓一些部队，以便有较多的指挥权，急忙答应说：“好啊！”

陈大庆说：“你当我的淞沪警备副司令，不是空的，你还要兼北兵团司令、仍兼51军军长。你要住到警备司令部去，便于指挥部队。”

刘昌义从种种迹象判断，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就要逃跑了，不过是让自己当“替死鬼”而已。但自己有了更多的兵权，对起义也就更有利了。

回到51军军部，刘昌义指示亲信副官刘凤德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上海地下党；又指示军法处长魏震亚赶去吴淞口，摸清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的行踪，以便定下起义的决心，并防备他们的破坏。

5月23日夜，解放军全线发动总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苏州河以南上海市区。蒋介石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总撤退。汤恩伯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刘昌义，他和陈大庆、石觉等人乘军舰经吴淞口逃离了上海。临走前他们答应刘昌义，不久后会有援兵前来支援，要刘死守上海。

刘昌义这时成了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总指挥，来不及撤退的4万多国民党军的命运，将由他来掌控了。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委员钱瑛（女）、刘少文（张明）。下设专门负责策反国民党陆、海、空的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副书记由上海局宣传部部长沙文汉兼，委员有李正文、王锡珍、田云樵。

刘昌义在千方百计寻找上海地下党，上海地下党也在想方设法联系刘昌义。

5月25日一大早，田云樵把从事策反工作的几位地下党员召集到江宁区第二劳工医院。上午8时许，田云樵和进入沪西的第三野战军第27军81师政委罗维道取得了联系。罗维道说，占领苏州河以北制高点的是国民党第51军，而且用机枪封锁了所有桥梁，有一个连的战士在冲上外白渡桥时遭到敌人火力扫射，伤亡很大。由于我军严格执行陈毅、粟裕下达的“死命令”，在上海市区作战不使用重武器和炸药包，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保留上海这座大城市。而只使用轻武器，又压不住敌人火力。罗维道向田云樵提出，能否了解一下对岸的守军是国民党哪个部队？能否策反他们起义？

田云樵有个关系人叫王中民，不久前田曾委托他动员51军军长王秉钺起义，但未果。紧急关头，田云樵派人找来了王中民，要他冒险过苏州河再去策反51军。王中民有点害怕，对田云樵说：“如果我出了事，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请你们照顾一下。”

田云樵鼓励说：“你今天去是为人民立功，万一有什么问题，你的家庭生活组织上一定会照顾的。”为了保护王中民，田云樵请罗维道政委派两个参谋护送。通过解放军前沿阵地，王中民来到了51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上任的51军军长竟然是自己早就认识的原暂编15军军长刘昌义，彼此都很惊讶。

刘昌义一直在寻找中共地下党，想不到地下党、解放军竟然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昌义大喜过望，把王中民叫进自己办公室闭门细谈。刘昌义确信王中民讲的都是可信的，但又提出：你一个人能代表解放军吗？我能不能亲自见见解放军的陈毅司令员或其他领导人？

刘昌义在办公室打电话给田云樵。田云樵告诉刘昌义：王中民是上海地下党派去见你的。现在形势逼人，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出路。刘昌义回答说：“形势我已经看清了，但还有不少问题，希望能和解放军领导面谈，求得妥善解决。”

聂凤智表扬刘昌义为人民做了好事

当天（5月25日）下午4时许，刘昌义和王中民及随行人员乘3辆吉普车过桥，和解放军27军81师政委罗维道，还有田云樵，在虹桥路师指挥部进行了会谈。

罗维道要求刘昌义率部放下武器投降。刘昌义不同意，坚持说要起义。他说自己很早就同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多有接触，在国民党部队多次受到排挤、打压，国民党腐败，自己早就和民革联系，冒了生命危险，又多方设法寻找共产党，等等。

谈了很长时间，双方在起义还是投降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攻占敌火车站和江湾机场，罗维道让了步，对刘昌义说：“只要停止抵抗，你说要起义，就算起义。如果你还要抵抗，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消灭你。”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昌义和罗维道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刘昌义签字以后，即在81师师部打电话，命令51军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他还以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其他部队如第123军、第21军等属于北兵团指挥的部队，分别写了十几封信，要他们停止抵抗，请解放军派人分头送达。他还通过广播等方法，将协议公开宣布。

刘昌义要求面见陈毅司令员。罗维道打电话向27军军长聂凤智报告。聂凤智说：陈毅司令员见不到，但我愿意见见刘昌义。晚7时多，罗维道派人将刘昌义护送到军部。聂凤智接见时，勉励刘昌义说：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第二天早上，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所部驻地，顺利进占苏州河北岸。

刘昌义这次起义投诚总人数为4.3万人，是上海战役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为京沪杭战役的收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新华社在上海解放4天后即5月31日，发表了《祝上海解放》的社论，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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