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昊：为何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看看历史就明了了！

摘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在过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强调权威、集中制和铁一般的纪律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总结出“四个服从”、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以及确立全党的核心的宝贵经验，并在新时代坚持筑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基础、抓住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厉行相关的制度规定，为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集中统一领导；百年大党；历史考察；现实思考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者们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结论和宝贵经验。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弱小的情况下不断成长壮大，在一次次濒临绝境的腥风血雨中转危为安，在数不清的攻坚克难中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而保证了全党上下的紧密团结和前进方向的坚定正确。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此交汇、相互激荡的关键历史时期，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比以往更多，需要战胜的困难矛盾也比以往更大。我们唯有更加坚决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积蓄最磅礴的力量。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建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在与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深刻阐明了权威和集中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而列宁作为第一个带领本国人民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在特殊的革命和建设环境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宝贵思想，作出了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和铁一般的纪律的重要指示，为创建富有严密组织性和强大战斗力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承认并维护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时发现，凡是那些需要许多人共同协作完成的劳动，都必然有一个表面看来与某一个局部劳动环节全然无关而实际上与整个劳动过程息息相关的统一意志在发挥作用，“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1872年，恩格斯在坚定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写作了《论权威》的名篇。在这里，他以纺纱业、铁路运输业以及航海业为例，进一步论证了现代社会中一切简单的个人独立活动都正在逐渐为复杂的集体联合活动所取代的客观发展趋势，并有力地说明了没有权威就不可能将内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联合活动有效组织起来的深刻道理。他指出，现代活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由此可见，那种把自治原则吹嘘为绝对的好的东西，而把权威原则看成绝对的不好的、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的观点，是不符合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的，因而可以说是荒谬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如果没有革命的权威，巴黎公社连一天都无法支撑，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对革命的权威使用得太少。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同样从现代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认为权威是机器大工业的必然产物。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提出，集体的劳动过程不能离开明确的领导，不能离开对明确的领导规定明确的责任，也不能离开由明确的领导建立起来的统一而严格的秩序。他在这篇文章的定稿中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可以看到，权威原则是共产党人通过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也成为党开展全部活动的基本遵循。

第二，集中制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原则。在建党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高度重视解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问题。早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为了清除同盟中先前存在的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加强对同盟的集中统一领导。在1847年12月8日修改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恩格斯对同盟盟员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都必须符合同盟的意图，必须服从同盟的决议；同时对同盟的支部、区部、总区部和中央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包括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同盟的目的对所属各支部加以领导，区部委员会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情况，总区部委员会也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情况。1848年革命失败后，针对当时同盟的组织被极大削弱、部分盟员认为单纯依靠公开活动而不需要秘密结社就能够完成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以及个别支部和区部开始放松甚至最终放弃同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等严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严厉告诫全体盟员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空谈自由和自治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和迷惑，并切中要害地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

在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列宁也曾在某些时期遇到党的组织严重涣散的问题。为了克服党的工作的地方狭隘性和手工业方式，把党真正建设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队伍，他在1899年为《工人报》复刊所写的《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讲到，我们的党必须是“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在1903年6月底至7月初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中，他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明确规定为建党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党的每一个地方组织都“必须服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决定”。特别是在与以马尔托夫为主要代表的孟什维克所主张的自治制作严肃的理论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写作了著名的《进一步，退两步》，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的严重危害，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集中制的重要功能，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这一主张在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加强集中制建设是巩固党的团结、凝聚党的力量的极重要的举措，是党在同错误思想和实践作斗争的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加以坚持。

第三，铁一般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保证。列宁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求全体党员遵守党组织的纪律，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初创时期，当马尔托夫等人将行动一致的铁的纪律要求污蔑为野蛮的农奴制时，列宁旗帜鲜明地回应道，任何人都要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否则就是不履行其作为党员的基本义务，“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严峻考验，列宁沉着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对于否定集中和纪律的错误观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生产方式所必然带来的属于他们整个阶级的懦弱涣散的现实表现。他特别重视反对这种落后的习惯势力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腐蚀，严厉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为了加强党的纪律，进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列宁特别强调领袖的重要作用。他在认真考察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凡是领导某一阶级政治行动的现代国家政党，都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一个政党没有领袖，它的组织纪律就是一句空话，它的一切活动也都将沦为纸上谈兵。此外，列宁还特别反对派别活动。他认为，只要是派别活动就都严重损害纪律的权威，不论这个派别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是满心希望维护党的纪律和团结，还是一心破坏党的纪律和团结，结果都必然削弱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所从事的工作，因此要“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加强纪律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至关重要。没有最严格的纪律规定和最彻底的纪律执行，就不可能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就不可能有党的事业的不断前进。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古老国度，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人民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锻造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在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凝聚党的奋进力量，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第一，“四个服从”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纪律要求。

建党之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潮，曾对许多党员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侵染，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革命的组织，全体党员必须完全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党的下级机关必须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鉴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和军队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王明在抗战初期闹独立性、搞右倾投降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在1938年秋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向全党系统阐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且特别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这次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上，我们党讨论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明确指出“四个服从”是践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在“四个服从”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紧要的，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加强对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特别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做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邓小平也非常强调这一点，明确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四个服从”尤其是全党服从中央，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对我们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高度概括，为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前提。民主和集中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集中是胜利的必要条件，不要集中就注定遭受失败，甚至被彻底消灭。我们的党和军队曾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中，因而不免产生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解放战争后期，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习气，凝聚夺取全国胜利的磅礴伟力，毛泽东在1948年5月25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某些地方存在的擅自违背党中央或上级党组织根据全局利益制定的政策和策略，自以为是地施行只顾局部利益而不顾全党统一意志和统一部署的政策和策略等严重损害革命利益的行为，提出必须对这些错误行为加以严肃纠正，并“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当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要走向个人专断，相反，要时刻注意克服个人包办的家长制作风，避免出现“霸王别姬”的悲剧局面。毛泽东总是强调，遇到大事都要进行集体讨论，都要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并认真地对这些意见及其反映的复杂情况加以具体的分析。在他看来，做群众的学生不仅不会丝毫有损领导的威信，反而会因为其作出的决定包括了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而得到群众的拥护。

另一方面，民主是集中的必要条件，不要民主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矛盾，也就不可能真正统一认识，自然也就不会有正确的集中。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多听一些闲话，甚至习惯于听这些闲话，而且要把听闲话当作考察舆情的好机会。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这反映到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要注意“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讲道：“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诚然，意见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对于正确的意见当然要听，而且必须听，并且必须照做。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只是不要照做，并且要给以恰当的批评，要学会用道理说服人，但绝不能采取捉人、杀人、乱戴帽子等压服的办法。邓小平也要求特别注意克服那种“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的神经衰弱的毛病。科学对待民主和集中这对矛盾范畴，为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确立全党的核心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所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坚持斗争，毛泽东就非常强调统一领导的重要性。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系统阐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切实执行的十大行之有效的政策，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统一领导。他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他在这里引用“一国三公”的典故，目的在于教育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部门时刻牢记自己是在一个统一的核心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要密切注意兄弟单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防止出现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之适应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需要，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着重谈到确立党的领袖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他在简要梳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特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同时，从来都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于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深刻道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的现实危险，邓小平多次强调领导核心对于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统一和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意义。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有基于此，他特别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的重要观点，并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明确要求，那就是“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对于一个肩负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党来说，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推动各项事业顺利前进的重要保证。

三、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开辟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的。然而，前进的道路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辉煌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候，越要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保持万分警惕。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敏感复杂的周边环境以及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不变来沉着应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万变，唯有如此，才能赢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思想深处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上的统一要靠思想上的统一来保证，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动自觉要建立在全体党员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自觉的基础之上。要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始终牢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中国人民推翻黑暗的剥削阶级旧社会并开始建设光明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苦难辉煌的历史，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铁一般的事实，切实解决好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问题，锤炼共产党人思想上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理想信念的铜墙铁壁。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因此，全体党员干部要舍得在理论学习上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坚持强读强记、常学常新、真学真信，把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当作一种工作和生活习惯，把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看家本领。同时要切实做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坚持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真正做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信而深厚、虔诚而执着，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坚强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要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着力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能力，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有机结合中深刻认识核心的重要作用，强化对于核心的情感认同，一刻不停地“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时刻牢记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不论情况如何变化，都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绝不搞表态性服从、选择性服从、应付性服从的“伪忠诚”，绝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错误言行，对那些未经党中央批准而随意使用的不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无限拔高的政治口号要坚决制止，对那些不切实际地宣传造势而实际上意在诋毁我们的党和领袖的险恶用心要坚决斗争，绝不允许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要始终明确，我们党的原则一直都是严格禁止任何形式、任何名目的个人崇拜，切实保证党的领袖的一切活动都处在党和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坚决维护作为党和人民利益代表的领袖的崇高威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归根到底还要靠完善的制度规定和坚决的制度执行。制度涉根本、管长远。毛泽东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陆续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建立起一套日趋完善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习近平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可见制度的生命力还是在于执行。要狠抓现有制度的落地生根，反对制度执行过程中一切犹疑不定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做法。要深入开展制度教育训练，十分明白地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十分坚决地执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引导全党同志熟悉这套制度的内容、领会这套制度的精神、认识这套制度的价值，明确哪些事是这套制度允许的、哪些事是这套制度不允许的，哪些事制度允许这样做、哪些事制度允许那样做，真正把这套制度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养成、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行动自觉。越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做学习这套制度、尊崇这套制度、遵守这套制度、捍卫这套制度的榜样，要严格要求自己，养成按制度办事的习惯，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努力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守制度、讲规矩的良好氛围。要搞好制度安排和监督制度执行之间的衔接配套，建立健全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情况的督查问责机制，使任何违反制度、空置制度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发现和有力纠正，防止出现“破窗效应”。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70多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每当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得比较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推进得比较顺利，即使遭遇挫折哪怕是重大挫折，也能比较从容地渡过险关；而每当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遭到削弱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变得举步维艰。因此可以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证。要清醒地认识到，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脱颖而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伟征程上砥砺前行，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坚信，只要坚决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就一定能够战胜漫漫前路上可能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续写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的历史辉煌！

作者简介：方闻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人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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