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许多人认为王明肯定会代替毛主席时，陈云投了关键一票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云同志，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一生的工作、生活中，也展现出高尚的品德，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出以公心

陈云从投身革命起，就时时处处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切出以公心。

1937年11月，陈云与王明、康生一同乘飞机从莫斯科到延安。陈云到延安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由于在苏联期间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任，担任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王明回国后在党内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明到延安后，风头正旺，他既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又有斯大林的信任，还有苏共其他领导人关系好的背景，便想取代毛泽东，掌握中共的实际领导权，贯彻他的那一套路线。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王明肯定会代替毛泽东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觉得，陈云应该是支持他的。30年代初期，王明在上海时，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陈云比较熟悉。后来，陈云又是与博古一同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因此，王明在心里是把陈云作为他可以争取的对象之一的。他认为，经过他的拉拢，陈云会成为支持他的领导干部。

王明到延安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持两种主张的人不可避免发生争执。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受到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王明很孤立，便寻求和他一起回国的康生、陈云的支持。康生老奸巨滑，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两边讨好。王明想争取陈云支持他，但是王明想错了。陈云是一个出以公心，坚持真理的人，从来就没有想到个人得失，更没有想到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原则。而且，陈云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他从中国共产党历次教训中认识到，王明搞的那一套，不符合中国实际，而毛泽东的主张才是正确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又与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此时，需要中央高级干部表态：是支持毛泽东，还是支持王明。在此关键时刻，党内有一些同志想到了因为生病卧床而没有来参加会议的陈云，他们提议，要用担架把陈云抬来听他的意见。后来虽然没有用担架抬陈云来投票，但还是征求了陈云的意见，陈云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投毛泽东一票。对这件事，时隔几十年后，陈云回忆道：当时有人提出要用担架抬我来投毛主席一票，但实际上没有去用担架抬，我是在病中表示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与陈云在一起交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陈云因身体不好，仍处于休养中，但他十分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重提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自然把当时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的陈云也牵连进去。在1966年8月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虽然陈云也出席了这次全会，但他没有发言。“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包括很多中央高层领导人都表态支持搞“文革”的情况下，不表态的陈云，无疑是党内的少数。但陈云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就是不表态。他实际上是以此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保留态度。陈云从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出发，出以公心，坚持真理，不表态支持“文革”，表现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品格。

陈云生前，他的老战友，他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讨字时，他最爱写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实际上也是陈云出以公心，敢于坚持真理的写照。

严于律己

有着高尚情操的陈云，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不搞特殊化。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要求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努力为党的事业工作，安分守己，束身自爱。可以说，陈云是共产党内严于律己的典范。

陈云一生都在工作上从严要求自己。曾经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的杨波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为了掌握全局的财经情况，了解市场动态，及时研究对策，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前一天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杨波说：

我当时在贸易处工作，每晚根据各地的电报报告，具体负责作前两种统计表，并于当晚十二时以前送到陈云同志办公室。有时陈云同志看了统计表以后，认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进一步查询，常常是查问我国营贸易公司的出售价（通称“官价”）与市场价（通称“黑价”）之间的差别情况。陈云同志还挤出时间，亲自作市场物价情况调查，经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菜市场等地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掌握第一手材料。再如，为了全面、有力地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稳定市场物价，陈云同志对国营贸易公司掌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这些物资也是当时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时间集中向市场投放，一次抛售多少，都亲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要在同一时间一齐行动，以收事半功倍之利。

那时，陈云的身体也不好，但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工作到深夜，看的材料之多，办事之细，令人敬佩。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自己带头减少粮食定量，也要求自己全家减少粮食定量。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的情况时说：那时候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也号召每个人自己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减定量。我的女儿陈伟兰当时在科技大学读书，住校，她就得了浮肿病。

条件充裕时，陈云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曾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曾宪林回忆，一次到浙江杭州，正逢陈云生日。于是，厨师“先斩后奏”准备了些海参、鱼翅和燕窝，利用这个机会给他增加一些营养。当服务员才端上一小碗鱼翅，陈云连连摆手，并显露不悦之色：“这东西太名贵，给我拿下去。”这时，在座的同志说：“都做了，算了吧，别浪费了。您老人家补点营养也好。”可是陈云一听更是不高兴：“这东西不能吃，全国还有人没过上温饱日子哩。今天宁肯浪费一次，为了下次不浪费，不然你们以后又会找一个借口给我做。”曾宪林感慨地对我们说：“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说下不为例，而我们的首长却宁浪费也不吃，为的是下次不再‘浪费’。”其实，陈云一生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北京工作还是外出视察，他自己绝对不搞任何特殊化，也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一切从俭，一切按照规矩办。

陈云1949年5月从东北调中央工作后，住在北长街71号。他住这里几十年，从不让中办修整房子。这所房子时间长了，许多地方已经十分破旧，中央办公厅后勤部门几次想要修整一下，但陈云坚决不同意。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震感强烈，有许多老房子都出现了裂缝，陈云住的房子本来就很旧，那次也出现裂缝了。中办后勤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再次提出要将这所房子拆掉重建，但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住的和周围老百姓住的比较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

陈云对自己的子女也从严要求，决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他的子女全都按照陈云的要求，自觉从严要求自己。“文革”中，陈云的夫人、子女分散在几个地方，受了不少苦，但他们不管在什么岗位，全都依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做出成绩。

谦虚谨慎

陈云生前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个条幅也体现了他的个人品格，这就是一生谦虚谨慎，从不讲个人的功劳。

陈云从投身革命起，就把个人和人民、组织的关系摆得很正。1945年陈云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把这个关系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对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陈云自己正是这样做的。陈云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其他人宣传自己，而且每次谈到历史上做得好的事，他都提到别人，讲别人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从来没提过自己的作用。1982年，有关部门根据中央指示，编辑出版他的1949年至1956年文稿，陈云审读了文稿后特别强调：在后记中一定要说明，在他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很多人调查研究的作用，集体的作用，党中央的作用。他认为，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做出的，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陈云还专门提到，在具体工作中，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起了重要作用。陈云特别强调一点：绝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夫人于若木说：陈云在世的时候，出他的文集他都不同意，有人写了一些文章，让他审稿，他都把有关他的一些事情大量的都删掉了，我就记得，有一篇好像部队同志写的，纪念四保临江这个战役的文章，文章似乎也是比较长，他看了以后，把描述他工作的大段大段删掉了。以至于后来许多人在谈到东北战场我军胜利时，主要讲毛泽东的决策、林彪的指挥，却忽略了陈云的重要作用，而陈云生前也从不提这件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云是多么谦虚谨慎。

在出陈云画册问题上，陈云同样体现出谦虚谨慎的品格。本来，出领袖人物的画册，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按照中央定好的计划，计划包括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但陈云坚决不同意出自己的画册。1990年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册，按计划要出陈云的，陈云就是不同意，这件事就放下来了。1990年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同志通过陈云秘书向陈云说明，出这几个人的画册，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有计划安排的，毛、刘、周、邓的画册已经出版了，陈云画册也该出版了。陈云还是不同意。经反复请示，他才勉强说：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随后陈云又郑重交代一句话：画册上的照片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他们，也要有群众。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回忆，有一年，他在工作中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到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既艰险又富有戏剧性。他便根据资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写出剧本后，和陈云秘书、陈云家属商量过，是得到同意后拍摄的，但未向陈云报告。《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陈云因眼睛不好，基本不看电视。因此他本人不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因不知道对陈云保密，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关于自己的电视连续剧，当即叫来秘书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读给他听。听罢，他认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江泽民，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于是，央视执行了中途停播的指示。

平易近人

陈云生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很高，但他却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待自己的下属，尊重他们，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平易近人的作风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方面，陈云身边工作人员感触最深。

刘家栋从1938年5月至1941年秋任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的秘书。他说：“我到他身边工作才听说，陈云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出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我很吃惊。因为陈云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中等个，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但身体比较弱，脸色很不好。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丝毫没有一个老红军那样的威武，也不是老红军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可他却以这副身体，承受了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的考验。一种敬佩之情，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曾在陈云领导下工作的杨波回忆说：他当年向陈云汇报工作时，陈云经常和他讨论问题。在他们两人的一次讨论中，陈云不同意杨波提的降低布价的意见，但杨波还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与陈云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杨波坚持己见的态度，大大推迟了陈云下班的时间，但陈云并没有不高兴，而是继续用他经过多方面对比研究，全面考虑的意见，对杨波进行耐心的说服。杨波终生难忘的是陈云具有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民主作风。

◆1961年5月，陈云在天坛与群众在一起。

陈云生前秘书顾宗宏回忆说：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同时鼓励大家表达不同的意见，谁的对就采纳谁的。听人反映问题，他总是让你坐下来慢慢讲，他静心的听。中南海保健处主任医师陆士贤1993年三四月间调到陈云身边工作。他来到陈家，先是熟悉有关情况，四五天后他被陈云办公室召去同首长见面。在秘书的引导下，陆士贤进入陈云办公室。一见面，陆士贤便道：“首长好。”陈云抬头一看，说，你可是一个胖小伙子，哪里人。当听说是“江苏人”时，陈云说：“我其实祖籍也是江苏人，青浦以前归属江苏，划归上海是后来的事。我们可说得上是半个老乡哩。”这一下，陆士贤原来紧张的内心一下平缓下来，他只感受到首长“很亲近的，并不是高高在上”。

20世纪90年代，陈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有了一个新习惯：每天饭后，自己从饭堂提两壶开水到办公室，这要走一段路的。公务员要代陈云提，陈云不让，说，我这也是一种锻炼。陈云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他们要代陈云提水时，陈云就以“任何人不得剥夺我锻炼的权利”为由，一直坚持提水好几年。

艰苦朴素

陈云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于若木回忆，在延安她和陈云举行婚礼时，只花了一块钱。这在当时也是最为俭朴的婚礼。

陈云在生活中艰苦朴素，是有名的。他长期吃的很粗糙的三季稻米也要求决不能浪费，每次做饭，都要按照他的定量，用秤称准再做饭。陈云吃饭非常简单，每餐都是按照他确定的简单食谱进食。陈云身边工作人员曾宪林回忆说：“吃饭时他定量，放多了他不吃。首长的生活很简朴，每天中午吃饭时他是一荤一素、二两米饭。一次，上的菜是胡萝卜，他说，这是‘土人参’，营养丰富。米粒要是掉在饭桌，哪怕一粒，他也拾起来吃，吃过的碗像洗过一般，很干净，说出来一般人可能难以相信。不过，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对这些很感动的，太节俭了。”陈云喜欢饮食清淡，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饮食以素为主。他曾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人类就是食草类动物。陈云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他高风亮节的自然体现。

陈云同志到外地视察或者休养，决不允许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行。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他还有一个规矩：“不请不到”，意思是说，别人不请我，我决不会去别人那里，我不请别人来，也不要来。这样会省去很多繁文缛节，节省许多时间办正事，生活也简单得多。陈云也不赞成春节老朋友来给他拜年，他说，都来拜年，大家都受不了。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

陈云的保健医生陆士贤回忆，陈云晚年眼睛患白内障。为防止并发症，他放弃了做手术，但如果用眼，需要每天用药棉球点些药。药棉球用多了，陈云很心痛。他曾让陆士贤算一下，一个月用了多少，当他得知一个月用了半斤多时，就算了一个账：一年要用多少，这些棉球如果用来织衣服，能做几件衣服。算后，陈云要求控制药棉球的使用数量。

笔者曾在90年代的一份杂志上看到陈云一张照片：陈云穿着一件旧毛衣，毛衣磨破的地方是织补过的，下边还用旧毛线接了一块，据说这件旧毛衣陈云穿了几十年。笔者从陈云画册中对比了陈云的衣着。他一生基本穿的是中山装，除在延安时期一件很旧的中山装，在新中国成立后穿过一件颜色较深的中山装外，他总是穿那一套中山装，无论出席党的重要会议，参加重要国务活动时，就穿那套，基本没有换过。陈云身边工作人员讲，在陈云有数的几件内衣中，没补丁的很少，毛衣毛裤都有补丁。工作人员要给添置新的，他坚决不同意，他说，穿在里边暖和就行。他们还回忆了这样一些事：由于陈云晚年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因此他不看电视，连电视中的新闻联播也不看，他了解国内外情况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但他用的收音机，却是一台旧收音机，用了好多年也不换新的。有一次，这台旧收音机坏了，身边工作人员为了保证陈云收听“新闻与报纸摘要”，就从机关里领了一台新收音机，陈云得知此事后，坚决要求退回去，并让长子陈元掏钱买了一台收音机。陈云爱听评弹，但他几十年来一直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赫鲁晓夫送给他的一台老式录放机，坏了就去修理再用。不管市场上录放机更新换代多少次，他就是不换。这台录放机一直陪伴陈云到去世。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大，但确实体现了陈云的高风亮节。

陈云逝世，身后没有任何积蓄，但他的高尚品德，却是留给我们的永远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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