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们如何把监禁革命者的黑狱变成培养革命者的大学？

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2022-06-18 481

伪满时期的吉林大马路

小时候上地理课，我有个疑问，吉林省的省会为啥不是吉林市？

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吉林市的确曾经是吉林的省会，而且在省会迁往长春之前，作为省会长达278年，当然这也包括了清代吉林将军时代。

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改名“吉林将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正式设省。

吉林监狱的历史始于将军署设于吉林，最初地址在今青岛街南段、船厂二医院以北附近。建省后施行“新政”，仿照东西诸国的先进经验，在巴尔虎门内建了一座新式监狱，称“吉林模范监狱”（观音古刹附近，今公安住宅楼的位置）。各地也有不少这样的新式监狱，一位曾坐过开封模范监狱的共产党员，解放后回忆说：

“所谓‘模范’，对犯人来讲，是被看管得更严；对外来讲，是供外界参观的。”

清末民初的吉林巴尔虎门

吉林监狱总面积3000平方米，墙高6米，有东南西三座大门，东门放刑满人员，南门进新收押的犯人，西门出死刑犯。宣统二年正月十八（1910年2月27日），年仅23岁的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熊成基，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牺牲在九龙口刑场（今望云胡同17号）的。临刑前，熊烈士留下遗言：

“今生已矣。我死，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徒也！”

监狱是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法律的镇压工具，所以除大量的刑事犯之外，进入民国，吉林监狱也从关押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与时俱进”为关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这些人被称为“国事犯（政治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赵尚志。

1927年3月被捕的赵尚志，在吉林监狱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别看这是个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的19岁青年，可他不但挺过了奉系军阀的各种酷刑，还把反动派监禁革命者的监狱，变成了培养革命者和同情者的大学。

延吉《民生报》的排字工人霍哲文，连革命群众都不算，纯属无辜被捕的路人甲，在监狱里非常苦闷，几乎窒息得要死。赵尚志耐心地给他做思想教育工作，只两个月的时间，就对革命，对共产党，对黑暗的旧社会有了初步认识。临释放前，霍哲文拉着赵尚志的手说：

“这样的社会活着真是闷人，怪不得你们这些人有福不享，找罪受呢？”

赵尚志（前排中）

赵尚志答道：

“我们不是有福不享，天底下没有福可享的人太多了，罪也不是我们愿意找的，罪总在找人啊！受罪的人和被罪找上的人，有一天会懂得，唯有推翻这折磨人、让人受罪的东西，这就是革命吧！才有福，真正的福可享呢！这可不是有高官厚禄可享，娇妻美妾可娱，子孙富贵可保，而是为了人人都能过上享福的、不发闷的日子！记住我的话，也许不会虚度你以后的岁月呢？”

强盗犯陈福祥，在赵尚志的帮助下，进步很大，不但甩掉了“文盲”帽子，已经能阅读一般的白话文书籍，而且通过学习，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他想有朝一日得到自由，立刻回到他们父子两代在江北搞起来的红胡子帮，拉起大旗替穷人打天下。

教诲师刘树屏，毕业于河北省立第三师范，在天津救世新教会演教传习所培训后，来到吉林监狱，负责教化犯人，使之改恶从善。曾担任过滦县（今河北滦州）学生救国会会长，带领三师同学积极投入过“五卅”惨案后的爱国反帝洪流的他，如今已被社会磨顺了棱角，总是以过来人的态度，尽情嘲笑“国事犯”们“误入歧途”。别看你们现在峥嵘傲骨，迟早得彻底躺平，我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监狱地下党组织经过了解，发现刘树屏竟然是李大钊同志的乐亭老乡，作为农村出来的穷学生，毕业即失业，小学老师没当上，在天津街头流浪无助，才最终上了教会的教诲师培训班。虽是顽石，但本质颇佳，倘细心打磨，未尝不可返璞归真？于是派出赵尚志做刘树屏的思想工作。

伪满时期的吉林警察总署

怎么做呢？

赵尚志也是奇人有奇招，上来就顶撞“老师”，而且是每课必怼。常常是刘树屏刚进行了一番“掏心掏肺”的说教，赵尚志立刻提出质疑，故意引逗教诲师来解答，来辩论，不争论暂时搁置都不行，一定要争论个是非对错。无数次无言以对、恼羞成怒之后，刘树屏也开始思考赵尚志提出的质疑，心中熄灭了的反帝反封建之火再次被点燃，决心请这个小自己五岁的“罪犯”，担任他这个教诲师的“教诲师”。

佟看守长也是我们的同志，不过赵尚志他们，一直以为“黑佟”不过是我们的同情者，才为不要一分钱，义务为大家传递信件和所需生活用品，甚至是党内文件。不少狱中党员想发展佟看守长入党，这位同志只好委婉地跟大家解释：

“你们是为国家受难，我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有什么事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官场里就是这么回事，你骗我，我骗你，纪律规章一大堆，照着办，一件也办不通。有什么事别客气，对我讲。就这样很好，入了组织，一旦出现问题，影响就大了！”

这么难得的好人，狱中党员、东满区委书记周东郊，解放后还在深深怀念：

“看来在恶浊的环境里，还有真正的人，莲出污泥而不染，人类社会之不至于灭亡，端赖有这种人啊！”

吉林监狱，1943年

殊不知，佟看守长是吉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玉玢同志，单独发展和单线联系的，人家1926年底就入党了，也属于是老同志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下监狱管理人员的情况，监狱设典狱长一人，下分三科两所，每科设科长兼看守长一人，下辖看守警若干。教务所设所长、教诲师各一人，医务所设所长、医官、药剂士各一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党能把吉林监狱渗透成筛子，为啥不能组织越狱呢？

原因很简单，越狱是一系统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有人内应就能带着你轻松出去。怎么突破一道道门禁，出去之后手铐、脚镣和囚服怎么处理，你越狱了带你出去的人怎么办？不精心策划，不多次踩点，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方方面面问题，怎么可能成功呢？何况如果狱警系统有我们的同志在重要岗位上，因行动而轻易暴露，更得不偿失。毕竟监狱是革命者长期斗争的战场，来自敌人内部的情报信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更不要低估敌人的智商和防范措施。

以吉林监狱为例，高处有瞭望监视岗哨，院子里有巡逻队，进出道路很少，武装狱警密布，各监舍昼夜有人看守，三小时换班一次。看守长、候补看守长和主任看守轮流值班，督导巡查。如需狱外做工，十人为一队，派一名主任看守跟随，还要用铁链锁在犯人腰上，两人为一组。

观音古刹对面，今公安局住宅楼就是原吉林监狱的位置

自清末以来，经民国、伪满三朝，除1915年一次不成功的犯人集体暴动外，相当长的时间里，吉林监狱从来没有犯人成功越狱的案例。

1931年5月，吉林监狱来了一名叫于树功的“国事犯”。

于树功，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是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堂兄于树德，先后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在北京大学执教，和李大钊同志成为挚友。李大钊还是于树德的法专师兄，也是后者的入党（1922年）介绍人，还是于树功的入党（1925年）介绍人。此后，于树德相继参加了莫斯科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党三大和国民党一大、二大。大革命失败后，他虽然脱党，从事学术研究，仍于1933年，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参与了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和立碑的活动。

于树德和毛泽东同志也是老相识，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员的他们，分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又一起参与过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还作为国内最早研究农村合作社问题的专家，被毛泽东邀请到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担任教员，共事半年。期间，于树德参与毛泽东所长主编《农民问题丛刊》的编辑工作，撰写的《农民合作概论》被选编教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作出了贡献。

在农讲所当教员的同时，于树德还在黄埔军校，担任四期生的政治教官，成为林彪、谢晋元等未来国共名将的老师。说到黄埔，自然必提周恩来同志，于树德和周恩来（政治部主任），不只是黄埔的上下级关系。“五四”前，两人同在天津新中学会，于树德是总干事，和周恩来相约赴日留学。可是周恩来家里困难，无钱东渡，偏巧于树德凑了三百大洋的旅费学费后，法专突然通知给他一个工费留学生名额，等于不用自己花钱了。此时于树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恩来，二话不说，跑到南开中学，把自筹资金倾囊相助。

永滋是于树德的字，翔宇是谁的字？

有这样一位堂兄，于树功自然进步很快，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转入莫斯科炮兵学校。马骏烈士和乌兰夫是他同批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中大同学，朱瑞烈士则是他的中大、炮校双料同学。当然这批中大同学名气最大的，还得说是邓小平和蒋经国。

“中东路事件”爆发，于树德被调往远东军区，担任管理东北军战俘的战俘营长。战俘陆续释放后，原本以为要跟朱瑞一样被派往中央苏区，远东军区情报部却在1931年3月，把于树德派往东北，希望他利用战俘营建立的关系，铺设情报网络，搜集日军动向。可刚过了黑龙江，就在富锦被驻军抓获，两名带队的军官，正好是战俘营的“老熟人”。

富锦的驻军，归属依兰镇守使兼24旅旅长李杜管辖，所以于树德就被押解至军法处。多次刑讯，毫无口供，李杜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兴趣。单独审讯后，发现于树德人才难得，而且对未来的中日战争见解独到。熟悉抗战史的朋友，对李杜将军想必不陌生吧？“九·一八”事变后，他奋起抗战，不屈不挠，并逐渐向我党靠拢，至少在1935年5月之前，就秘密加入我党，还曾受托把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上海带到法国，再转苏联。

因此李杜为于树德极力开脱，可报到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那里，却被打回来，要求限期押解省城，军法惩处。说白了，就是枪毙！

爱国将军李杜

为什么呢？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此时吉林真正掌管军政大权的，是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张作相并不在吉林，而在沈阳办公。熙洽姓爱新觉罗，是前清的闲散宗室，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的后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长期在奉系供职，甚至因为担任过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还算是张学良的老师。可此人看似是东北军的中坚，却与长官们貌合神离，跟日本人走得很近，而且心里有个小九九，梦想“恢复祖业，立中兴不世之功，创再造清朝之勋。”

熙洽最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他“匡扶社稷”的死敌，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好在李杜是张作相的老部下和爱将，最终还是走了法律程序。当时吉林高等法院审判长是诚允，同为满族，还是辽阳老乡，却跟熙洽是两条道上的火车，诚允的一生都在努力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领土完整。后来熙洽叛变投敌，诚允代理吉林省主席与代理吉林省边防军司令的李杜积极合作，率领吉林军民，与日伪军顽强周旋。所以诚允也想保于树功，而且在法庭的多次审讯中，于树功的供词也编得相当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生活所迫，当了几年俄国兵，纯粹上支下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不也讲这个吗？

经过多方争取，最终吉林高院以“叛徒罪”，判处于树功无期徒刑，押送吉林监狱服刑。

左起：熙洽、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

没多久，“九 ·一八”事变爆发，熙洽开门揖盗，侵略军头子正是熙洽的官校老师，时任日军第二师团长的多门二郎中将。顺便说，替熙洽送信，居中跑腿，时任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后来官居伪满“外交大臣”的张燕卿，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对他爹一定不陌生，就是张之洞。张燕卿是张之洞的第十子，张之洞还有个第十三子张仁蠡（范卿），抗战爆发后，在关内当汉奸，出任伪汉口特别市市长。

外面时局纷纭，监狱内部倒是别有天地。本来有些看守想趁乱，把于树功这样的抗日分子放走，无奈熙洽降敌太快，鬼子动手迅速。1931年9月21日，日寇侵占吉林省城，随即占领监狱，收缴狱警枪械，用来武装狱中的352名韩国犯人，让他们来防止别的犯人逃跑。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建立伪满洲国，为显示新朝新气象，遂大赦天下，于树功的无期也减刑为有期15年。

狱外的时局，随着新进来的犯人，不断更新。那些“监狱大学”毕业的同窗，一个个走上抗日战场，于树功的内心焦虑不安，他每天带着沉重的脚镣坚持锻炼身体，一有机会就侦查监狱的防卫状况，希望能成功越狱，回到同志们中去，与日寇汉奸血战到底，哪怕牺牲在疆场，也比在这里虚度年华要好得多！

天不遂人愿，几次越狱企图，都功败垂成，幸好敌人没有发现。

既然敌人防守严密，我就暂且委曲求全，变一种方式与敌斗争，在等待中，加强观察，积极寻觅新的机会。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沉重的脚镣，怎能磨灭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紧锁的的牢房，锁不住革命者向往斗争的渴望。

诚允

为得到狱方的信任，于树德遵守监规，老实服刑，脏活、累活抢着干，教诲师的课还认真做笔记，大谈佛学禅理。

监狱佐长（日本人）观察多日，觉得这个“典型”要抓一抓，抓得好必然会影响一大批反“满”抗日分子。你们中国又穷又弱又落后，怎么可能跟大日本帝国较劲？乖乖服输，老实当奴隶，才是你们的命运安排。于君这样就属于识时务者，当初不合作，现在不也老实改造了？

狱方嘉奖于树德，为他带上“品质最佳”的模范臂章，安排到监狱医务科当杂役，烧水、扫地、抄病历，还能给狱医当助手，随同出诊，或者跑个腿，这就给了于树功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

1936年末，监狱医务科新来了一位药剂员赵绍先，人称“小赵”。这是个18岁的满族小伙子，出身永吉县的贫苦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考入吉林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家里出不起学费，只能中途辍学。到吉林市三道码头的希天医院当练习生（学徒），希望早点工作，养家糊口。“希天医院”的院长叫孙宗尧，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医科大学，是旅日侨领王希天烈士的好友，“希天”就是为了纪念王希天（他的事迹我前面写过），王希天在日本有个好朋友，就是周恩来。孙院长的妻子孙紫书（藤本玉子）是日本人，却加入中国国籍，帮助丈夫创办了吉林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吉林私立济仁助产学校。三年时间，小赵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医疗技术。

偶然机会，小赵认识了伪吉林监狱医务所的医官刘益斋。刘益斋是孙院长的朋友，总听孙宗尧夸奖小赵踏实勤恳，接触几次之后，也发现这小伙儿聪明伶俐，又忠厚本分，而且身体素质很好，就把他介绍到监狱医务科当药剂员。医务科黄科长也是孙院长的朋友，自然没得说。有时医官忙不开，还给犯人看病。

吉林市希天医院

没几年，赵绍先结了婚，小日子不错，工作稳定，收入颇高。还得到黄科长的举荐，经过考试，被提升为“看守部长”，也就是主任看守。用今天的话，就是监狱的中层干部、业务骨干。老鬼子监狱佐长认为，这是个只关心专业，一心挣钱养家的年轻人，还有家庭羁绊，父母在堂，娇妻在侧，不可能有啥花花肠子。

日防夜防，日伪还是没防到赵绍先在医务所认识了两位共产党员，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于树功，还有一位是1938年入狱的赫长荣。

赫长荣，1913年生人，家里是长春县（今属九台）赫家窝堡的地主。但这位少爷却天生“逆子”，同情贫苦群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张伟昌，因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遭到开除。临走前，给同学们上了最后一课，讲的是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故事和被害经过。赫长荣深受感动，发誓此生当以李大钊烈士为榜样，做一个为天下苦难同胞，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他想到，既然北平是造就李大钊这样革命者的地方，我就要去那里学习，以便早日成为新的“李大钊”。

说干就干，当年暑假，赫长荣孤身一人，离开了家乡，来到北平。先在北师大附中补习中学课程，后来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在这里，赫长荣加入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河北省赤色革命互济会，经常为被捕、遇难的革命者及其家属做营救和救济工作。

1933年春，李大钊烈士的夫人赵纫兰同志，想为已牺牲六年，忠骸一直暂厝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的丈夫，料理后事。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决定由河北互济会来具体负责，发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领衔组成筹委会，以“北京大学师生公葬李大钊”的名义，举行灵榇安葬仪典。北大语言学家刘半农教授，写了一篇《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君墓碑》铭文。

赫长荣撰写的李大钊烈士墓志铭

互济会筹备小组原本安排了一位北师大同学，代表“北平市各革命团体”也来写篇碑文，文章是不错，可却写得太长，以致碑面刻不下，有人就推荐了赫长荣。能为革命导师和人生偶像写碑文，敢不努力吗？一夜不睡，碑文就出来了，大家一看，非常满意，随即刻碑。但这块碑，因为安全考虑，不能竖立墓前，只能埋在墓内。期望终有一天，革命胜利，能重见天日。

1983年，李大钊烈士牺牲半个世纪后，党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重新安葬李大钊烈士和赵纫兰同志，地下碑文才大白天下。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赫长荣于1933年10月入党，不久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他的上线——北平外国语联盟的负责人被捕叛变，不得不紧急转移到了关外的哈尔滨。

伪满时期哈尔滨火车站夜景

当时的哈尔滨，真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已经帝国主义化的鬼子，可不是粗枝大叶的国民党，他们的特务机关对我党的防范力度，绝对是无所不在的。小赫在哈尔滨一所私立大学当老师，业余时间组织读书班，给青年学生和工人宣讲反“满”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完全是自发的，因为他在哈尔滨还没来得及找到当地党组织。

没等找到党组织，鬼子的特务机关就抓住了赫老师的一个下线，青年电车工人李永昌。小李是赫老师的重点培养对象，后者认为此人反对日寇侵略中国，有爱国思想。不但思想上教育，在生活上也帮扶，在小李被调往外地时，还给路费、赠大衣之类，并送站告别。可知人知面不知心，李永昌暴露被捕后，立刻就把赫老师给供出来了。

1938年4月12日，赫长荣正在家中吃午饭，突然有人自称来查电表，闯进室内检查，随后宪兵队就把人抓走了。在一个暗无寸光的地下室里，审讯人员均为日本人，绝对的“专业人士”，各种大刑伺候。后来赫长荣同志回忆说：

“敌人的刑讯逼供，以用电刑最为痛苦，不能忍受时满地打滚，身上破皮多处。第二次再用电刑审讯时，先揭破处干痂，更是疼痛难忍，以致晕死过去。”

实在挺不住，赫长荣不得不承认在北平时参加过共产党，有抗日行动，其他就没有再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之后，被转送法院，宣判监禁15年，在吉林监狱服刑。从抓到判，鬼子只用了4天时间，效率相当之高！

伪满哈尔滨警察厅

赫长荣的妻子何怡平，为了探监方便，也带着三个孩子，从哈尔滨搬到吉林。希天医院院长孙宗尧的女儿是何怡平的中学同学，帮着作保张罗租房子、找工作，两家关系极好，也因此认识了赵绍先。因为孙宗尧的关系，赵绍先管何怡平叫“何姐”，对她的送信、送生活用品要求，都非常帮忙。还设法把赫长荣调到药房，做抄写工作。

这样，赵绍先、赫长荣和于树功就凑到了一起。

今天我们有朋友圈，还有个“五个人认识世界定律”的说法。“90后”河北人于树功和两个“10后”吉林人赫长荣、赵绍先，如果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搞个朋友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虽然来到吉林监狱之前，此前谁也不认识谁，毫无交集，但三人的朋友圈，却有一个核心人物，能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李大钊烈士。

李大钊是于树功的入党介绍人。

赫长荣是李大钊的小迷弟，为李大钊写过墓志铭。赫长荣有个好朋友，也是党内同志，师大附中的同学刘导生，刘导生的姑姑刘静君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都参加了李大钊烈士灵柩安葬活动，私人关系也极好。

临刑前的李大钊烈士

赵绍先的师傅孙宗尧，留学日本期间就认识李大钊，孙宗尧又是王希天的好友，王希天则是李大钊的好友。王希天有个弟弟叫王乃天，又名王晓聃，北大学生，也是地下党员，曾任北平东城区互济分会主任，和赫长荣一起作为河北互济会干部，参加了李大钊烈士安葬筹备小组。下葬当天，还作为生前友好王希天家属，袖带黑纱，公开参加活动。

所以，于树功、赫长荣和赵绍先的结识，既是偶然，也属必然。其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此时已经服完一半刑期的于树功同志，是他把三个人串联在了一起。

当赵绍先在医务科当药剂员的时候，他听说杂役“大老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苏联上过大学，是“红胡子”里的“大学胡子”，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由于奉系军阀和伪满的连续高压政策，东北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我党了解程度有限。中外反动派谎言重复千遍，动辄给我党扣上“匪”帽子，什么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

仿佛青面獠牙的恶魔，张嘴就吃人，吃人还不吐渣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