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重温《论持久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实际出发，而“实际”是包括时代、时局、时势的。毛泽东读唐代罗隐《筹笔驿》的咏史诗，尤其欣赏其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他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还将这两句诗写在天头上，作为批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时代、时局、时势高度重视。读懂毛泽东，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读懂他的时代观。作为毛泽东代表作之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的《论持久战》，就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时代观。读懂《论持久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读懂其中蕴含的时代观。

‍一、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

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人都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告诉人们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光辉著作。

《论持久战》立论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就在毛泽东讲的一句话：“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需要深入思考、深刻理解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中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第二，这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第三，这是20世纪30 年代进行的战争。

毛泽东从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对比了战争双方的四个特点：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强，不仅“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决定的。二是敌退步我进步。“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 20世纪 30年代，帝国主义的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正处于进步的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三是敌小我大。日本是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少的岛国。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毛泽东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与日本相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和欧洲差不多相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谓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打到中国来是无道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虽然能得到世界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受到远大于世界法西斯力量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得道多助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把这四个特点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

这四个特点中的“敌退步我进步”和“敌寡助我多助”的两个特点，正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和强调的当时“时代的特点”。　亡国论者只看到敌我强弱对比的一个因素，开始时说“抗战必亡”，后来又说“再战必亡”。毛泽东认为，仅仅从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驳倒亡国论者的。他们可以搬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历史证据。毛泽东指出，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还须提出敌小我大之外的根据。这个能增强中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日本方面，概言之，就是“它已处于退步时代”。毛泽东指出，发动全面侵中国战争的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不仅与明治维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日本不同，就是和 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它已是走下坡路的“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发动这场战争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全世界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这个时代特点的中国方面，概言之，就是“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毛泽东强调，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进步，不是像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那样的进步，而是特殊的“今天中国的进步”。

这个时代特点的国际方面，概言之，就是“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俄国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 1919年五四运动是两大重要标志。这之后的国际面貌与这之前的国际面貌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国际时代的不一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历史方面，概言之，就是“和过去不相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与中国本身近代历史的比较来看，“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很多客观的有利条件，加上主观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夺得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二、中国已处于 “进步时代 ”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这些就是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标志。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中讲的“有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下，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国内形势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早在写《论持久战》之前，毛泽东就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毛泽东更是反复不倦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面貌划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经典论断，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以小欺大侵略中国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下，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是谁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组织农民、依靠农民，进行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有这样经历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认识到，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游击战、持久战、全面抗战从而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人民民主，把人民当作主人、把自己当作公仆，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服务去实现的。其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把人民看作土地、把自己看作种子，无论到哪里都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去实现的。其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无穷的力量、无尽的智慧去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为最崇高的价值，视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英雄，视群众路线为党的生命线和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所以能唤起人民的觉悟，人民能同党心连心。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三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其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有软弱性的一面又有反侵略的革命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根基在于通过工农联盟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关键在于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他们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就表现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并已有了伟大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和进步是统一战线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讲团结，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对立面去，就不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讲进步，不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不可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四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是靠军队维持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也是靠军队进行的。维持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战斗力低下。因此，《论持久战》中有一章集中论述“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其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这个政治上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有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人民之中的、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毛泽东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尊重士兵的官兵一致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瓦解敌军、宽待敌军俘虏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 10月 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重申，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五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

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其一，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教条主义是从指导思想上阻碍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拦路虎。1930年 5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陕北后，毛泽东先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具体军事研究上，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并提出“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接着，毛泽东又在《实践论》 《矛盾论》中对人类认识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从哲学层面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十个月后，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矛盾论》，再到《论持久战》，反映了毛泽东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展的过程。

其二，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我们党对政治路线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领导权、武装斗争以及发动和组织农民重要性的认识。土地革命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到陕北后，毛泽东对这条政治路线作了进一步阐释。“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论持久战》中强调进步的时代因素，就是强调有了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就是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依托，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开展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条件。在斗争中，根据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的状况、指挥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通过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逐步削弱敌人力量、增长红军力量。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问题的焦点所在”，同《论持久战》所说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一样，都是特别强调时代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战争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走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抗战路线。正是由于有了十几年以弱抗强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持久战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关键支撑。

三、《论持久战》对时代和局势的分析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从时代、时局、时势的高度，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必然失败。中国能够进行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日本帝国主义鼠目寸光，缺少对时代的清醒认识，把日本还看成上升时期的日本，把中国还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国。《论持久战》指出：“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中国处于“进步时代”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所有特点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连。一是，“进步时代”的政治的进步，就是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中国共产党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共产党全力推行动员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反观国民党，“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这是国民党脱离民众，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表现。二是，“进步时代”的军队的进步，就是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三项政治原则。这三项政治原则只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中。国民党军队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三是，“进步时代”的战略战术的进步，也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国民党则以阵地战为主，招致了重大损失；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这个敌后游击战争“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具有两重性，要力争其向抗战、团结、进步的方向走，警惕其向投降、分裂、退步的方向走。国民党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如 1924年至 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是顺应时代向进步方向走的。但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国民党是逆着时代向倒退的方向走的，搞“攘外必先安内”，“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上抗日的进步道路的，在 1937年、1938年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与抗日战争的要求差之甚远。《论持久战》指出：“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后来的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中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向消极抗战、分裂、退步的方向发展。1944年 4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总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充分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就能通过游击战争的这一关键支撑把持久战进行下去，就能够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些不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为“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的错误观点的产生，首先是时代观上出了问题，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暂时弱小，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看不到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种进步力量领导的基础上。《论持久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十几年以弱抗强积累起来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本领，后来中国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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