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毛主席为何称《整风文献》为经书？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过程中，《整风文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地位。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通用本，《整风文献》收录的文件多由中央宣传部公布，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选定。《整风文献》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方面：一、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二、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组织建设；三、党的领导与干部政策，党内批评与斗争及党的纪律与民主；四、党的使命、宣传与领导以及布尔什维克化。《整风文献》的杰出之处是精确而通透地说明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解决了困扰中国共产党近20年的实践与理论难题，也解决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难题。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时称整顿“三风”的文件“是一部经书”。毛泽东为何这样高度评价《整风文献》，学界对此似未曾关注，虽然有些论著对《整风文献》版本及文本篇目进行了研究，可是深入分析其篇章结构、理论构成的几乎没有，且受国外学者影响，认为其中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故本文从《整风文献》的篇目选择、内容结构着手，分门别类研究其各篇文献的特殊作用及各篇组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以理解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称《整风文献》为“一部经书”。

毛泽东称《整风文献》是一部经书，具体是在1942年11月21日、23日。他抽出时间专门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参照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从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我们党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逐条进行讲解，以斯大林讲的十二条为标准、借鉴，对照中国共产党20余年革命历程，结合运用自己投身革命与指挥革命战争的丰富领导经验，系统阐明了学习与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并着眼中国与世界总体形势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毛泽东在报告最后重点提到全党整风：“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读八个月，这样读下去。”“所以读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一读就有效力。”①内容结构表明《整风文献》确实是“一部经书”，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通用本，收录的文件多由中央宣传部公布。1942年4月由解放社以《整风文献》为名初次出的版本，收录了18个文件（290多页）。1943年6月《整风文献》又出版订正版，增加了4个文件，共22个。

《整风文献》在两个月之内出两版，是因为所收录的整风文件由中央宣传部分两次公布。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出台《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8）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18）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增加了4个文件：（1）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2）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3）斯大林论平均主义；（4）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文件共22个。同年6月，解放社又出版了《整风文献》增订本，增加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论党内斗争》《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删去了《康生两篇报告》（主要是因为是传达文件的性质、内容与毛泽东的相关报告重复），这样，《整风文献》的文件增为24篇。1943年及以后，《整风文献》（订正本）又收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样，《整风文献》收录的文件达27个（篇名有修订）。②

《整风文献》收录的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编辑也相当精细，内容相当全面。最初收入22个文件的《整风文献》从1942年起作为干部必读的通用本，其后增加了5个文件、收录27个文件的订正本也很重要。为了更全面些，本文把收录27个文件的《整风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这27个文件来看，内容可大致分为四方面：一、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二、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组织建设；三、党的领导与干部政策，党内批评与斗争及党的纪律与民主；四、党的使命、宣传与领导以及布尔什维克化。现对这四方面分做简述，并对在中国共产党向现代政党转型过程中，《整风文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地位作一评价。

一、整顿党风学风文风

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是《整风文献》的精华，由7篇文献构成：《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农村调查〉序言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7篇文献中，前4篇是极为出色的理论篇章，尤其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可称为经典。1950年，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改造我们的学习》做题解时如是说：“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1](p.795)显然，题解说明了这3篇著作是整风学习的具有指导性、纲领性的文献，其目的是要整顿党的学风、党风、文风，使党成为一个真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一个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党；要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文字变成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中丰富发展。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整风文献》收录的发表时间较早的一篇，针对性很强，未置于《整风文献》首篇，但提纲挈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号召打倒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改造学习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在经历肤浅、贫乏之后，到现在则深刻、丰富得多了。毛泽东继之肯定，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又进一步了。进而，毛泽东重点讲党还存在很大缺点，必须加以纠正，否则“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1](p.796)他说：这些缺点首先表现在研究现状方面。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同样，研究历史也“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1](pp.796、797)再是，在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方面，许多同志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1](p.797)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师都不会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1](pp.798、798-799)毛泽东认为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下，抽象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忽视客观实际。只是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毛泽东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还声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1](p.800)

毛泽东极力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提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和必要的结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1](pp.802、803)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而不是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的目标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新型政党，一个能够负起领导党的军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型政党。

《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正式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最初发表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宗旨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的目的是把党建设好。毛泽东首先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pp.811、812)

毛泽东认为学风是第一个重要问题，而主观主义是不正派的学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学风是全党的学风，“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p.813)我们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1](p.814)“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p.815)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现在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它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毛泽东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相互联系，认为它们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来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明确反对宗派主义，是毛泽东这一报告的一个重点。毛泽东说，现在宗派主义在我们党内没有占统治地位了，但残余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1](p.821)毛泽东还具体展开讲了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这些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进而分析：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1](p.825)同时，在党外关系上也应消灭宗派主义残余，因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毛泽东提倡：“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1](p.827)不过，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他批评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强调：“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p.827)毛泽东这一报告正式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这篇经典文献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但又强调展开正确的批评，经过批评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以利全党团结与进步。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毛泽东专门讲反对党八股，揭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1](p.830)他提出，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怪物就原形毕露，就容易消灭了。他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他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个以毒攻毒，列了“党八股”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1](pp.833-840)毛泽东认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1](p.840)他最后引述了自己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pp.844-845)

《〈农村调查〉序言二》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调查研究是实现理论和实际联系的关键环节，针对的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序中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1](p.791)这里，毛泽东不仅清楚说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也尖锐批评了不做调查研究的“钦差大臣”乱发议论，任意批评、指责别人必定要遭受失败。他还特地引证了斯大林的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p.791)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是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提倡调查研究相关的三个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毛泽东拟定后于1941年8月1日下发的，首先说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2](p.361)具体办法有六条，第一、二条是：中央、中央下属的党政军机关都要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工作的直接助手。第三条是说明收集材料的方法，第四条是提出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第五条是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提出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第六条是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是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精神。内容共14条，涉及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学校的办学目的；学校的具体领导；学校招学的少而精原则；改善教员质量；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纠正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对马列主义的教授；学校政治教材选用；学生生活及教育设备的改善；学校行政组织；学生的学风养成与教职员的以身作则，等等。

例如，第一条：“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3](pp.257-258)显然，这个决定是整风学习的前奏和准备，它把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融入干部学校的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是1942年2月28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共9条，贯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例如，第五条提出：“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加以清除或批评。”[3](p.352)

以上7篇文献是《整风文献》的核心组成部分，重心在整掉党自身各种不良作风，发扬优良作风，把党建设得更加强大。

二、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组织建设

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组织建设由《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4篇文献组成。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于1939年5月30日写成、在《解放》第72期上发表的文章，分“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候补党员”“共产党员的标准”5个部分。在“共产党员的标准”中，陈云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这六条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党员标准进行的概括，简明扼要，对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有明确指导意义。其中第六条提出，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4](pp.129-144)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于1939年7月在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稿，共4万余字，分九节，《整风文献》摘录其中第二、三、四、五节，主要是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和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第二节的题目是“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刘少奇说明：“按照党章的规定，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就可成为党员。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他强调：“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5](pp.103-104)第三节的题目是“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5](pp.108-109)第四节的题目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主要说明“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5](p.112)第五节的题目是“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强调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5](p.121)刘少奇在文章中较多引述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语，并加以阐发和弘扬。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有三大条，说明了增强党性的目的、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倾向及必须采取的办法。其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革命事业仍然伟大艰难。这样就要求我们党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6](p.571)

由于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成分占据一定比重，容易产生某些党员“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也有这些倾向，具体表现是：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独断独行，阳奉阴违。组织上自成系统，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派别活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

纠正的办法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更严格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即时发现，即时纠正，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关于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其要点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3](pp.426-434)

以上4篇文献专门阐述党员标准、党性修养、党性的增强与党中央实行一元化领导，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篇章。

三、党的领导与干部政策和党内批评与斗争及党的纪律与民主

这部分由8篇文献组成，其中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共5篇，毛泽东2篇，刘少奇1篇。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是一篇由摘录组合而成的文献，摘自斯大林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在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7年3月在联共中央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主要说明党的领导者如何实行正确领导，领导与群众要有密切联系，要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说空话的文牍主义者。对工作进程的审查不仅要有领导自上而下的审查，也要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审查。

《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是季米特洛夫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对选拔干部标准所做的说明，阐述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干部政策，必须熟悉人，必须正确地提拔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必须正确地配置干部，必须有系统地帮助干部，必须关心和保存干部。挑选干部的标准是：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忠心，对党的忠诚；与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善于独立地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不可调和地对待离开一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倾向。

《反对自由主义》是毛泽东1937年9月7日撰写的文章，发表于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文章开首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7](p.359)文章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如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等等。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文章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论党内斗争》是刘少奇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稿，载于1942年10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演讲阐明怎样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刘少奇分析了我们党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偏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照着列宁主义原则去进行建设。这些特殊条件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伴随着，因此使我们进步得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曾经在党内造成了一些恶果，如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党内极端民主的倾向及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确建立，党内民主生活的不经常、不正规或极端缺乏；阻止党员同志们发挥积极性、自动性及创造性，削弱党员对党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影响同志们不敢积极负责，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创造，不细心去考虑研究问题与情况，养成他们照办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风；助长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无原则派别斗争的发展；等等。党内斗争中另一种偏向是无原则的斗争，它是普遍与严重存在的。这一切的无原则斗争对党是有害无益的。

刘少奇提出，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总原则，是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总原则。他说：有些同志在苏联学习，对于党内斗争中许多好东西，他们是没有或很少学习到的，但那些最坏的东西，他们倒学习了不少回来，他们的本质就善于反映与学习那些最坏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党内无原则斗争以及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根源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

在讲到怎样进行党内斗争时，刘少奇阐明“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与理解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5](p.209)它“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5](pp.210、211)“在党内外一般的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5](pp.212、213)应使“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同时建立适当的联系。“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5](pp.213、214)“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5](p.216)

《斯大林论自我批评》摘自斯大林的《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斯大林指出：自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以及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已经说过，自我批评乃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当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产生时，就开始有自我批评了。列宁在1904春，当布尔什维主义还未成为独立政党，还同孟什维克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工作时，就已经号召党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揭露自己的短处”。斯大林在其中还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在今天以前已经灭亡了的一切革命政党，其所以陷于灭亡，是因为自夸自大，和看不见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说自己的弱点。而我们却不会灭亡，因为我们并不怕说自己的弱点，而且学习怎样克服这些弱点。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不能正确地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文章还指出，要开展自我批评，首先就要克服许多障碍。这里包括群众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先锋队文化力量缺乏，等等。机关的官僚主义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布尔什维克是批评全世界的，照马克思的话说来，我们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着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就只能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处就是它是自己批评自己的，它是借自我批评而巩固起来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闭着眼睛而不愿看见我们的缺点，如果我们按私人感情来解决问题，彼此隐瞒自己的错误，并把疮毒驱进我们党机体的内部去。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在解决最重要的建设问题时所常见的庸俗气，顾私人情面的习气从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清除掉，我们就不复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一定陷于灭亡。如果我们不去诚恳地直爽地进行自我批评，不去诚恳地公开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堵塞了前进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们事业的道路，正因为我们想前进，就应当把诚恳的革命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是文献摘录，内容涉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论新阶段》等。

引用列宁的论述是：如果我们布尔塞维克党内没有真正极严格的铁的纪律，如果它没有得到全体工人阶级群众最完备的和最不顾牺牲的拥护，即是说，如果它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纯洁的、肯牺牲的、有影响的、能够领导或吸引落后部队的人们的拥护，那么，布尔塞维克党，莫说两年半，便是两月半，也不能维持政权。否认党，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主张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就等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败涂地。

引用斯大林的论述是：民主是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的各种问题的自由，去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及发展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我们将百折不回、不顾一切地发展它。

引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党的纪律的论述是：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上，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模范。

在论述党的民主时，毛泽东认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毛泽东分析了民主生活不足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作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是从“古田会议”决议中摘录出来的。文章的题记阐明：以下四段文字是从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在闽西古田所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摘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这个决议是我们党建党建军的最宝贵文献之一，其中许多部分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这四个部分的题目是：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念。将这些部分摘录出来，对于整顿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一些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的人的过分要求是有帮助的。

《斯大林论平均主义》摘自斯大林1934年“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其中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了平均主义。例如，“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8](pp.313-316)斯大林的有关话语，对当时新到延安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闹意见的人是有说服力的。

显然，这些篇章对党的领导与干部政策，党内批评与斗争及党的纪律与民主有较充分的论述，对于加强党的领导，选用党的干部，正确展开党内斗争与批评，加强党的纪律与民主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党的使命、宣传与领导以及布尔什维克化

这部分内容由7篇文献构成：《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宣传指南》《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联共党史」结束语》《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莅会时所做，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修订为《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演说说明了共产党在当时阶段任务、使命、政治路线与政策、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正自身的毛病等。毛泽东首先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共同奋斗。”[1](p.807)“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1](p.808)

毛泽东强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p.809)毛泽东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1](p.810)

《宣传指南》具体包括4篇文章，可视为对党八股“破”之后的“立”，提倡群众易懂、新鲜活泼的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已对4篇文章做过简要介绍。《宣传指南》的第一篇是“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联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部分）上摘录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列宁领导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这些传单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过度沉重的劳动，毫无权利等真情实况揭露无遗，同时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毛泽东引述之后说，这些传单“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1](p.842)

第二篇是“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摘录出来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党的决议的。要随时都善于简单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要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公式。毛泽东就此说明，“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1](p.843)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第三篇“鲁迅论创作怎样才会好”，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鲁迅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毛泽东提及其中较重要的四条，即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毛泽东对之相应做了发挥，最后说：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1](pp.843-844)毛泽东是苦口婆心地要人们学会写文章。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是从毛泽东的报告中“学习”一节的最后部分摘录出来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做了修订，表达更加完善，强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7](p.534)

《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一篇重要的建党文献，毛泽东采用的是师哲的译文，当时习惯称为“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斯大林指出：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化归纳为十二条：

一是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二是必须使党，特别是他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三是必须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的结果，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四是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五是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人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六是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七是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这就是要使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否则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八是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九是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十是必须使党经常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十一是必须使得党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十二是必须使得党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9](pp.311-313)

毛泽东在西北干部会议上讲解这十二条时说：这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经验。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这就是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③我们对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有计划地读书，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读则已，一读就读通了，就可以读进去。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读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读马列主义呢？你们是讥笑我吧！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读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读通。像外面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读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读通，一读就容易读懂。④

《〈联共党史〉结束语》（亦译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内容是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六条经验教训，与斯大林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内容密切相关。它们是：第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第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第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第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pp.613-624)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文件，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修订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该决定结合整风工作，号召干部提高领导方法，指出：“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p.897)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他还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是1943年11月7日发布的。它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11](p.187)这是专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发的文件。

收入《整风文献》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主要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问题，并总结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歌颂和暴露等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立足点，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着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新道路。毛泽东这一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在当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今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整风文献》的里程碑地位

毛泽东把《整风文献》称之为“经书”，如此高度评价自己编的作品，这是“破天荒”，远远超越了他对自己创作而又心爱的诗词作品的评价。然而，从其内容结构看，《整风文献》确实是一部整党建党的“经书”。它的杰出之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加以精确而通透的说明，解决了困扰中国共产党近20年的实践与理论难题，也解决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难题。毛泽东强调先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换言之，既要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又不能把它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指南，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于是，毛泽东的著作就具有了普遍性，他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同样是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因此，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以后，党的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学习《整风文献》，其订正版几乎人手一册就不难理解了。

整风是为了整掉党自身的不良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能成为一个真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大党，一个能担负起（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进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将来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的大党。《整风文献》的篇目选择、内容结构明确体现了这一宗旨：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风、学风、文风问题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上仍很严重，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使党的肌体健全，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列宁主义式或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型政党，以能完成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要让整风取得良好成效，必须展开正确的党内批评与斗争，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作风建设，必须善于宣传和组织群众，加强领导工作，提高领导艺术；必须善于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用《整风文献》来武装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端正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揭露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的根本性质，肃清其影响，让广大党政干部明白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是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明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人制定的政治路线、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其组织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党和人民军队夺取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时间上说，为整除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自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被共产国际肯定其领袖地位以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就显露了改造和整顿党的意图。自1938年秋冬起他进行了3年的精心准备，做了许多工作。1941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率先在党的领导高层进行整风。从1942年起，经过4年的学习运动，整风收取了巨大成效。

1942年5月，毛泽东为领导整风运动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后，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自此整风运动从延安扩展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的报告中说：“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2](p.412)当时，对于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整风学习运动，对如何学习《整风文献》，我们党有详细的规定，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p.364)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要将对文件的学习和个人自身情况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

通过整风，中国共产党确实成熟了。我们党摆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作为教条。故整风同时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整风之时，就号召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读三四十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在党的七大后专门开列了12本马列著作作为“干部必读”。

必须明白的是，到1940年代上期，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知识储备已经是党内最高的了。他当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和学习抓得非常紧，并提倡全党高级干部系统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治学严谨、学习能力极强，不仅读了相当多经典文献，而且读了《资本论》（1938年得到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三卷译本）。毛泽东在同王明等在苏联学习过的人共处之后对这些人已大致知根知底，这些留学生主要是学了一些课堂基本理论知识，并没有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也不大懂得中国国情与革命的实际。因此，毛泽东有底气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要精通它，善于应用它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上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报告中，指出党内那些自称为“国际路线”派所理解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pp.372、373、374)毛泽东的决心很大，他说反对主观主义“要搞彻底”，“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2](pp.414、416)

由此换个角度看，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起整风，是以整风形式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为党的领导干部准备的学习文件共有三个系列，除《整风文献》外，还有“党书”，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毛泽东还专门写有文章《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三类书的价值与精神养分各有不同：“党书”的作用是帮助干部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特别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思想、政治、组织、策略路线及其实行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通过历史比较，划清正确、错误的界限，以坚定地站在正确的路线立场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是毛泽东所作的报告，目的是启发干部们掌握研究党史的正确方法，用辩证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党史。《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内容丰富完整，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大成，是给领导干部一种科学清醒地观察、思考党的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武器，善于对各种思想与事物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以利正确地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

在整风运动中学习《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其实是有重点地学习“哲学”——非原理式的哲学，这也是有选择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思想方法”这个概念相较哲学教科书的纯理论概念而言，更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在毛泽东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方法论。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群众工作问题》中指出，党十五年以来犯“左”、右倾路线错误并具有“左”的传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12](p.508)要彻底克服“左”倾习惯和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12](p.510)1937年春夏，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时更是明确讲道：“拿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⑤

作为整风运动的教材，《整风文献》、“党书”、《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虽然都是编辑作品，但后两部书属党的历史文件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思想方法的语录汇编，与《整风文献》含有原创性著作是有区别的。《整风文献》中，毛泽东著作共有10篇（9篇报告与文章，1篇起草的中央文件），2篇审阅或修改的中央文件，1篇《论新阶段》的摘录文字合编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此外，毛泽东还负责整个《整风文献》各篇的选编、审阅。从质的方面看，毛泽东著作起着关键性指导作用，不仅贯穿于《整风文献》，亦贯穿于三个系列的文件。其中具有关键指导作用、令人振聋发聩的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它们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重要报告。再是，《农村调查序言二》也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也很重要。

毛泽东看重整风文献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从他1943年4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可以得知。他在回答何凯丰所提及的几个问题中首先谈整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本年度对全党的自由主义进行暴露，可发表一个整风学习的总结以推动全党整风。其他的问题是：不为自己做生日庆贺，不同意把自己的思想作为体系去鼓吹；干部教育问题；国民教育与文艺运动问题；翻译马列著作、编写历史著作问题。他在信中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3](p.212)

毛泽东同意把“整风文件中的几件”当作自己思想的“某些片段去鼓吹”，这首先是出于整党的需要，是完全应该的，因为他的几篇重要报告与文章正是《整风文献》的灵魂。正是通过整风，中国共产党整掉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党，一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并善于运用理论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政党，一个已经开始研究和掌握世情、国情，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丰富科学知识的政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从党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能不断坚持真理、不断改正错误，带领全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准备将来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经过长期的整风，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七大，完成了“华丽转型”，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的现代政党，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成为有信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政党。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1921.7—1949.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注释:

①参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②朱德读过的《整风文献》有28篇，最后一篇是《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对六名同志在中组部分配工作时推诿拒绝的行为进行处分，对同一时期其他多数同志接受党所分配的艰难工作给以奖励的文件。至于一些把整风学习参考资料收编的文件，其内容就更多了，但这是各根据地的宣传部门自行编辑的。并且，《整风文献》在各敌后根据地都有翻印，但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各地收到的文件可能不完全，故收录的文件数、一些篇目的名称亦有一些差异。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干部会议上提出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不过没有收入《整风文献》。《整风文献》的版本与文本宜另做考证。

③参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④参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⑤参见毛泽东：《辩证唯物论》，淮南日报社1944年版，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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