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杏珍：驳所谓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遭迫害的荒谬谣言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兼评“就范说”、“天马终结说”

夏杏珍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问题的提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更把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团结、使用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作用，作为建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精心研究应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建国初期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运动一直为人们关注，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对这个运动的认识总的说来是越来越清楚、明确了。但应该看到，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的以至根本的分歧，有必要辨析清楚。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所谓“就范说”就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该书写道：“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笔者注）对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该书又用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个观点考察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1]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陷入了一个难以跳出的窘境：思想改造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的放松最后又会威胁到党的政治统制，所以不得不开始又一轮思想改造。

无独有偶，国内也有与之抱同样观点的。有一篇题为《天马的终结》的文章写道：“‘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是基本准确的。”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又尤其是原国民党统治区高级知识分子集体忏悔、集体认罪、集体赎罪。”

该文由此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也就是“‘一切唯政治之马首是瞻’。‘天马’还能存在吗？”因此，“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必欲达到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2]

有人撰文：《知识分子的噩梦开始——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直白而武断地判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源。

1951年7月1日晚，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庆祝“七一”的盛大酒会。图为毛泽东（左一）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右二）在酒会上

以上所举文章都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的结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知识分子是控制和被控制、整人和被整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分不开。

上举文章中的一位作者尊奉“史贵存真”，标榜其结论是以“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为前提。其实，其前提和结论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让我们用那段历史的真相来说话吧！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既不是建国初期才第一次提出，也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早在1929年，针对中共党内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提出了思想教育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又以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说明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已成定局时，毛泽东即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问题列为新中国重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3]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重要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待进行。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而且在长期的奋斗、发展历程中从未动摇。因此，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清理，对旧的思想观念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作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无法承载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6]

建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生等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就他们而言的。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参加过1946年的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知识分子。

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当时，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7]

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会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开展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号召：“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要采用这种方法。”[8]

应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与当时准备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土改中，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来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毛泽东曾把战争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好土改这一关。”半个月之后，周恩来出席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具体阐述了毛泽东东关于“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和“过好土改这一关”的内涵。他指出：“在座的同学不管出身于什么阶级，只要接受人民政府分配的工作，就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了”，然而，“要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须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9]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说：“对待家庭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区别、有联系的方针。有区别，就是要站在跟剥削阶级家庭不同的立场上；出身封建家庭的，就要说服家里的人将土地交出来，劝他们赞成土改。有联系，就是家庭和我们总有血统上的关系。应该帮助他们改造，这是一种社会责任。”[10]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具备实现的条件

恩格斯在论述什么是“悲剧性冲突”时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就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11]《知识分子的噩梦开始——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文的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体制外生存状态，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但让这些“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的知识精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象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虽然“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但这“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权利为代价的。”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的归国热潮。1950年10月由美国归来的留学人员回国途中在船上合影

事实证明，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总体上说，不会构成“悲剧性冲突”。

首先，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

对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是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依据。193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强调：“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知识分子关系中已经有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萌芽。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日益意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2]决定中指出的“大量吸收”、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合起来”就是“团结”；“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好好地教育他们”，“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则直接使用了“教育”一词；“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实为“改造”之意。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地表明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文中在分析“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时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从以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两个文件中，我们至少有两点认识：一是它们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思想基础；二是毛泽东并不是如有人判断的那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知识分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

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或改造的思想越来越明朗。1942年9月，《总政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将知识分子政策概括为“容”、“化”、“用”三个方面。“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1944年10月底，毛泽东在他写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视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13]

1947年8月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4]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陆续接管了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文教单位和事业单位，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对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几个关于如何对待各级各类学校教授、教员等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15]以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布了几个关于如何对待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的指示、电文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政权所作的各种准备中，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考虑，视野已从根据地范围转到全国范围；考虑的角度不仅从策略上更从战略的高度去考虑了。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16]同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全国解放后全民（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思想改造的任务：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继承和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建国初期，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人称之为“三部曲”）。

（一）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这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黄炎培、郭沫若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担任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担任了交通部长；李书成担任了农业部长；梁希担任了农垦部部长；沈雁冰担任了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担任了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了司法部部长；胡愈之担任了出版总署署长，等等。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有人曾狂妄地说，毛泽东早年只是个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受过教授们的气，所以才会那样不公正地对待高级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不值得一驳的。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早年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有着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他们创造性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东方，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中国旧知识分子长期追求的夙愿。他们既是实践家，又是思想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二）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对旧有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提出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即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予饭吃，等等。

1955年6月15日，受到美国政府阻难长达5年之久的钱学森致函陈叔通副委员长，恳请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图为钱学森信函手迹

对国民党旧有人员如此，对失业的旧知识分子就更加如此。建国之初，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权更替留下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曾经是服务于旧政权的特殊阶层来说，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

为解决旧知识分子失业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遗余力。1950年7月15日，政务院在《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业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大城市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补习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学失业学生入学，毕业后设法介绍他们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同时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应本着以工代赈的精神，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发给生活维持费；其无法工作者，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这样，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一些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除此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私情公谊，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如众所周知的，著名美术家李苦禅，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很快恢复了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工资也从原来的12元提高到62元。对一些年纪比较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则采取“把他们养起来”的办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

（三）欢迎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的归国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强烈地吸引着爱国的海外赤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被迫漂洋过海、流亡域外；另外，这群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最需要建设人才。于是一批批留学海外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离美前发表了《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大声疾呼：“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8]著名力学家钱学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经过千难万险的归国经历，已广为人知。与在国外大批知识分子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相呼应的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正在发挥自己政权的优越性，敞开胸怀，礼贤下士，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

（四）采取各种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

党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的工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简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要用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他还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950年10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指示强调：“中国现有知识分子为数本不多，在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日益感到知识分子的需要和缺乏。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由于过去教育制度造成的知识分子一般存在着学用脱节与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的严重缺陷，致国家需要录用他们时发生很大困难，因此今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19]

（五）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1950年下半年开始，即从全国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以后，在继续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感到像是“从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20]在新解放区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缺乏干部，同时也为了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党中央动员以高等院校文科类师生为主的知识分子工作队去农村指导土改。由于直接参与农村土改实践，有了深切的感受，这些感受恰好印证了建国后政治学习中所了解的理论——阶级斗争说、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说等等。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以后，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去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陈垣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21]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得到的收获。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述事实说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是说，采取这一方针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大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政策，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要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当年38岁，几十年后，在1993年写的回忆中作了这样的回顾：“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我仿佛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22]

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了《我这一年》。他总结说：“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23]

（六）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建国后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迅速发生着变化，正在积极调整自我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1951年初出现的电影《武训传》事件以后，毛泽东深感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严重。5月20日，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央和地方各文化、教育部门，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各省市党委宣传部，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都纷纷发出通知，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应重视并参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讨论。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之前的一片颂扬声相反，出现了一片讨伐之声。

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到达广州，28日到北京。钱学森由广州来北京途中路过上海时和分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图为钱学森与父亲（右二）、夫人蒋英（二排左一）、儿女在上海寓所合影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24]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短评把教师的思想改造视为“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认为“如果高等学校教职员没有认真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抛弃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庸俗观点和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那么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就必然遇到种种阻力”。短评提出，这次学习运动“必须对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必须一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评，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亲眼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事实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治国安邦的非凡能力。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因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随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就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季羡林后来说：“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毛主席说：‘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对这句话有十分具体深刻的体会。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旧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总之，高校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态度是积极认同新政权、主动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存在缺乏全局规划、力量分散、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其历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并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等10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好，亲自在来信上批示，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这次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周恩来的讲话中，将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进一步强调和具体化，并用来分析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指导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表明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一贯的。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图为北大教师学习委员会召开系主任、小组长联席会议研究学习问题，起立发言者为校长马寅初

罗常培教授听了周恩来等领导的报告，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说：“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革命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随着他走。”

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教育系统铺开。以后文艺界、科技界、新闻出版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级政府机关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批示还具体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60%到70%的教师，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到25%的教师，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后予以过关；只有2%左右的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打击少数坏分子，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目标、方针政策明确以后，各条战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科研战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不发动群众斗争，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围内作检讨，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帮助，自觉清理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观点，讲清历史，划清敌我界限。对国内外有名望的科学家，则是严格保护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电中指出，科学院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决定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小组会议的检讨会的形式，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要反复检讨或大会检讨，低头后仍让他们做工作。在检讨批判其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批判其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在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组织文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曹禺题为《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的文章，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中的一员的自豪感。他说：“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毛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他又诚恳地说：“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陈垣在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心态时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后来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说道：“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还说：“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这次运动，应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也是对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部曲”[25]。它表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子，而且有勇气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成功的

在建国初的三年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实际的，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可。不仅吸引了那些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祖国，而且也稳定了那些坚持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子；不仅安置了大批失业知识分子，还使他们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机会；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不仅从制度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和旧教育，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几百万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三年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积极而又稳妥的。而且，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培养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识人才。[26]

1951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图为12月4日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学习计划。起立发言者为丁瓒委员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本来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指出其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后，又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党内滋长了“左”倾思想，当时刊登在《学习》杂志上的某些文章就是“左”倾的典型代表。[27]有的单位提出要“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转移了主要目标，扩大了打击面；本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注意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工作中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和处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中央明确规定，在交代历史问题时要“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但有不少地区和单位仍然忽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势压人，甚至违反政策，侵犯人权；本来中央要求“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但处分过多过重，甚至冤枉好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当然，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总体评价和肯定。更不能就此断言：这是知识分子噩梦的开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还历史本源》，李慎明、李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14，Cambnidge University 1987.p.88.90.91.218.中译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92、228页。

[2] 《东方》杂志1994年第4期。转引自贾春增主编《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化》，第129-130页。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147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6] 参见陈晋《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中），《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7]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18页。

[9]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9页。

[10] 同上。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14] 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时期。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1270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17] 同上书，第1476页。

[18]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4页。

[19]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44页。

[20] 金善宝：《从土地改革谈到卫生事业》，《光明日报》1951年9月15日。

[21] 转引自陈徒手著《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3页。

[22] 《我与中国20世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39页。

[23] 《新华月报》第1卷第4期，1950年2月，第1003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483页。

[25] 蒋建农、唐洲雁著：《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6] 蒋建农、唐洲雁著：《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27] 《学习》杂志1952年第1-3期发表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等文章，都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甚至把他们的积极性描写为一种欺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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