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三个关键节点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近百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优秀分子，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早年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周恩来的信仰是如何确立的？1922年3月，他在德国给国内觉悟社好友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并认为“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有三个关键节点，即一段京中的“全武行”、一封谈主义的信和一则正品（黄爱）的“死耗”。

“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

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好友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所谓“全武行”，是指1919年8月以马骏为总指挥的请愿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示威并同军警搏斗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投身五四运动的开始，也是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起点。周恩来在日期间虽然受过许多新思潮的冲击，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不可否认，他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考试求学上，加之家庭变故、考学不顺，精神状态起伏不定，主导意识是游移朦胧的，至多是“模糊中偶尔见着一点光明”。

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周恩来的精神受到了洗礼。五四运动对周恩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启发”是多方位、多层面的。自此，他把爱国理想付诸实际行动中，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直观清醒的认识，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充分释放，切实感受到舆论宣传的威力和统一组织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加深了理解，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使命担当精神得到明显增强。

加入斗争行列后，周恩来逐步成为勇立潮头的先锋。1919年5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密切关注五四运动的走势，随时准备投身其中。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学校董事。6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他赶到车站送行。在南开学校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下一步的斗争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8月初和11月中旬，山东和福建相继发生爱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暴行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居民的惨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学生先后赴京请愿，周恩来两次随同赶往北京，声援请愿行动，营救被捕代表，在此期间还负责通信联络工作。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举行集会。会后的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击，多人受伤。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向警察厅提出质问。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周恩来起草了《停课宣言书》。

1920年1月26日，查禁日货的学生联合会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殴打，请愿学生遭军警镇压，各界代表20人被逮捕，学联等办事机构被查封。29日，针对当局的恶劣行径，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整队齐集”，“群往省公署”。周恩来作为4名代表之一，不顾军警阻拦，强行闯入“求见省长”，被捕入狱。

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恩来受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倡议成立觉悟社。《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他起草了《发刊旨趣》，并在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倡导把改造旧社会与改造自己思想相结合。文章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创刊号上，周恩来又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发刊词。“革心”与“革新”理念的形成与提出，标志着周恩来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拓展。

为了配合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周恩来针对山东问题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会报》前后共出刊100多期，其中时评等重点栏目的文章主要由周恩来执笔，对传播新思潮，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周恩来的倡议，经过酝酿和筹备，9月16日觉悟社正式成立。周恩来作为首批20名会员之一，综合共同讨论的意见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其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进一步重申和阐释了改造社会与自我改造的核心要义和方法路径。周恩来置身觉悟社这个会集许多优秀青年的进步团体中，聆听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名人的演讲，就社会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拓宽了视野，开阔了胸襟，不仅收获了真挚的友情，还收获了新思想，在“觉悟”中不断走向觉醒。

周恩来1920年1月29日被捕入狱，7月17日获释。其间，周恩来的行动受监视，书信往来受审查，“各人的看报是绝对不许的。看书有几处可以开条去买，但需经司法科长允许”，被牢牢地禁锢在有限的空间内。不过，这也让周恩来获得了不曾有过的如此之长的空闲时间，在开展狱中斗争以及规定的探视狱友、接待访客、读书聚会之余，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日在兵棚里做稿子，闷时便向兵士们闲谈”，写出了共有4万多字的“两篇稿子——《独身主义》和《我的忏悔》”，静下心来梳理情绪，沉淀思想，对现实问题作较为深刻的理性思考。

周恩来的狱友有大学生、技校生和中学生，还有教师、商人和报人，虽然身份迥异，但他们“多因爱国遭兵警”，政治热情高涨，思维相对活跃。这样一群人朝夕相处，经常性的互动交流不断碰擦出思想火花。特别是在4月7日由警察厅转入检察厅看守所后，狱中的自由度有所增加，每晚8时召开全体会议成为可能和惯例，会间不定期组织专题讲演会、特别研讨会和练习演说会。演说会“每次三人，每人十分钟”，重在练习，但选题大都比较集中，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紧密，如夏琴西的《人类之生活》、于兰渚的《平民教育的实施办法》和孟震侯的《根本的改造问题》等10多人20多场次的演说，在周恩来的思想深处都产生了一定的触动。

狱中互动交流的重头戏是专题讲演会，讲演的内容系统性相对较强，分量较重，但安排的场次十分有限。作为首讲的《世界工业革命史》，由时子周负责讲演，前后分三次完成。而周恩来主讲的马克思学说，内容丰富，主题聚焦，用时最多，共安排了5个晚上学习。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晚上全体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6月2日，周恩来讲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斗争史；6月4日，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6月7日，周恩来续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演讲这一专题，无论是公议指定还是自我选择，都清楚地表明周恩来对马克思学说思想情有独钟，有系统研学的基础，且领悟较深，有热切传播的欲望和冲动。

1924年7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趣”

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好友的信中说：“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趣。”施山即在国内的另一位觉悟社好友李毅韬。“出国后”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根据事件起承的脉络推断，应该在周恩来抵达欧洲后不久，即1921年初前后。这封信“如约而至”，引起了周恩来对主义深入“探求的兴趣”，启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周恩来思想变化的进程来看，它对于收信人或许只是一根引线，恰逢其时地点燃了他探求的热望；或许只是一种契合，水到渠成地应和了他追梦的步伐与节奏。

崇高信仰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确非朝夕之功，周恩来也不例外。旅欧不久，尽管周恩来已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但毋庸讳言，他当时刚刚踏足欧洲不久，还处于“谈主义，我便心跳”的状态，对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探究、比较阶段，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与坚守尚在不断孕育、逐步升华之中。当然，这是个重要节点，由此周恩来的“兴趣”逐步向“主义”高度聚焦。

一路辗转，一路探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往来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边谋求“官费”入学，补习法语，“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实现求知报国的意愿”；一边考察“此邦社会实况”，注意“民族心理”，关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其间，周恩来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审慎求真的态度探求救国之道。1921年1月30日，他致信表兄陈式周，在比较俄、英两种改革社会路径时，明确表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周恩来放眼欧洲，审视资本主义世界，借助《益世报》驻欧洲记者的身份，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撰写了50多篇纪实通讯，内容涉及英法德俄乃至整个欧洲，刊登在《益世报》上，适时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剖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寻求拯救中华的可行道路。1921年2月1日，他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描述了第一印象及影响：“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分析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新思想的注入，周恩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革命道路的选择变得愈来愈清晰。

在“兴趣”的导引下，周恩来的心境豁然开朗。从1922年3月他给谌小岑、李毅韬夫妇的回信，可以看出其当时难以平复的心境和迫不及待与好友分享收获的欲望。“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一刻不容耽搁，甚至无暇顾及与同在德国柏林的刘清扬、赵光宸的会晤，“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

洋洋洒洒3300多字的长信，周恩来仅用45分钟就一气呵成，对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的内涵、关系及本质区别作了精辟阐述。他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没大兴盛过”；“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从中可以看出，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考，周恩来“研究主义”已有很深的见地，对主义的认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黄爱

“死耗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

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好友的信中说：“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1922年初，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周恩来由巴黎迁到柏林。在这里，他看到李毅韬给赵光宸的信，“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正品即黄爱的壮烈牺牲，使周恩来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警醒。他强烈地感受到，实现美好理想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表示对烈士的最好纪念“只有一个努力”，进而对“意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坚定，真正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周恩来与黄爱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运动爆发后，黄爱在天津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是觉悟社的社友之一。周恩来与之朝夕相处、志趣相投，而此刻闻此噩耗，手足情义难以割舍，“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不仅如此，黄爱的遭遇“壮烈而又悲惨”，令周恩来痛心疾首，即使一年后也念念不忘那个“血祭”日。1922年1月，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发动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黄爱等闻讯立即赶赴现场，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抚恤补偿的合理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对黄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恨之入骨，逮捕了黄爱等人。1月17日清晨，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即将其杀害。黄爱被砍三刀后仍奋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周恩来被英雄的壮举深深打动，十分感慨地说：“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

黄爱殉难的消息传遍全国，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两次追悼会，发行纪念特刊。李大钊高度评价黄爱“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是为他们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周恩来“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题为《生别死离》的长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周恩来为信仰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澎湃激情跃然纸上。他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从此，周恩来基本终止了为《益世报》撰写通讯的采访活动，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建党建团工作，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2年3月，他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多次作演讲，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11月，在德国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2月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改名后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牵头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并积极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中开展工作。1923年8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的《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殊职务议案》中，毫不隐讳地阐明自身的使命，“简言之，便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

《少年》刊物创办及更名《赤光》之后，周恩来成为主要撰稿人。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文章，热情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他还针对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进行批驳。周恩来在《赤光》上共发表30多篇文章，如《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从理论上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标志着周恩来认识的飞跃和思想的成熟。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奉召回国。他身披一路风尘，怀揣坚定信仰，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踏上了为中华崛起、腾飞于世界的追梦之路；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以誓死不变的精神践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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