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插队晋南，我们遏止粗野的闹洞房陋习

作者：李力来源：新三届 2022-11-21

闲时清理旧物，检出已故友人五十多年前写的一首小诗，泛黄的纸，尚显稚嫩的字，曾经那么流行的语言，是对我第一时间报名去山西插队的赞叹和鼓励：

艰难困苦无所惧，

油灯光下识旧侣，

革命风云胸中起，

上山下乡作先驱。

山沟土窑喜安居，

三寸油灯火似炬，

个人恩怨何足道，

革命征途相与俱。

“九大”凯歌传东风，

放眼世界火正红，

不怕牺牲不怕苦，

革命到底学工农。

（注：“九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召开，1968年12月到1969年7月，我由北京到山西蒲县插队。）

斯人已逝，墨迹犹存，小诗勾起尘封已久的往事——我的晋南插队经历。

1967年春，我父亲在文革初起的狂飙中猝然去世，留下高龄的祖母，年轻的母亲和我们五个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家里如同塌了天，从早到晚笼罩着愁云惨雾，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悲戚。那时我十六岁，面对如此变故，心里的压抑难以言说，苦闷之极。

转年到了1968年底，12月21日晚，收音机广播了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孩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总动员。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家里像一个闷罐，我要被闷死了，我看到了一丝光亮，虽然不知这亮光会把我引向何方，无论如何，我是要走的了。恰在此时，班上要好的G同学也有出去闯的念头，我俩一拍即合，当晚赶到学校，第一时间报名去山西农村插队。

很快，社会上和学校里也喧嚣起来，居委会的大妈和老师们，同时开始了对中学生的下乡动员，我家里也开了锅。当时我们上面四个孩子，每人相差一岁，哥哥初三，姐姐初二，我初一，大弟因小学五年一贯制也是初一，集中了四个初中生。

哥哥也和要好的同学一起报名，要去东北黑龙江兴凯湖附近的密山农场，那是靠近中苏边境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骤亡令她几近崩溃，她想把哥哥当作家里顶门的男子汉来依靠，而打算让我和姐姐下乡，这和一般人家不放心女孩远行，多让男孩下乡的做法相反。

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下乡是要转户口的，北京的户口转到外地，天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她那时是做了我和姐姐回不来的打算的。她说，男孩回不来很可能一辈子回不来了，而女孩是可以嫁人的，老话说剩男不剩女，将来女孩就是回不了北京城，嫁给京郊的农民也不会没人要，所以终归是能回来的。

为此母亲开了家庭会，说形势就是这样，上面的意思（指学校和居委会），咱家四个毕业生，走两个才能留两个，并说了让我们姐俩走的意思。我原本就是铁了心要走的，自然无异议。但姐姐哭着不愿意，无奈母亲主意已定，姐姐最后只好妥协。

那些年的每一道“最新指示”，都要立即执行，乃至有“不过夜”之说。我们在“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21日）晚上报名，被通知去山西的火车12月29日就出发，说是为落实最高指示，让我们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1969年的新年。

也就是说，从最高指示的发表到组织我们离京，北京市只用了八天时间（近年披露，那时如此迅速地让学生下乡，也是形势所迫。1968年7月10日，北京市劳动局下属的安置办公室，曾给市革委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呈上一份汇报提纲，称1966年至1968年，北京城区中学毕业生共计25.8万人闲置城内，不能及时就业，容易酝酿社会矛盾。毛泽东为此做了批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未公布）。所以1968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了好几批北京中学生自愿去内蒙古草原做牧民的消息，但真正由政府组织大规模中学生上山下乡，还是从12月21日最新指示发表后开始）。

短短八天，家里紧急置办行装，正值隆冬，从里到外，棉衣内衣，鞋帽围巾，被子褥子，脸盆脚盆，还带上一些锅碗瓢勺，一切都是按照到农村安家落户准备的。母亲又从已故父亲的抚恤金中拿出一部分，让哥哥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当时市面上款式最新，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熊猫”牌袖珍无线电收音机，给我们带到乡下。

最后一天，拿着学校开的证明，去我家所在的三里屯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眼看着户籍民警将我们姐俩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那张活页纸取下，换成迁往山西农村的证明信，我的心才第一次受到了重重的一击，虽然那时并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还是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失落。

从此我们不再是北京人，也不是城里人了。

三里屯派出所2007年（我退休时）据所存“户口底票”，出具我北京户口**1968年12月28日迁往山西蒲县的证明信（应单位人事部门要求计算工龄用）（复印件）

1968年12月29日，满载着中学生的火车驶离了北京站（那也许是北京发出的第一列知青专列），与许多人说站台上哭声一片不同，我记得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面对送行的母亲和同学，我没掉一滴眼泪，只有对自己出去闯世界的憧憬。

在车厢里又认识了我们女四中另一女生Y，她是一个人报名，又独自上路，愿意和我们搭伙。于是我、姐姐加上G和Y，四女生成为一个小集体。

不记得过了多久，火车最后停在山西晋南的古城——临汾。当时这是个地级市，让我们在此下车，再分配到下面的县和公社。

刚出车站大门，就听得人声鼎沸，一片嘈杂，眼前见到的是满大街青壮年男子，穿着“某某厂”字样的制服工装，在“某某战斗队”的大旗下，排着长长的队列，嘴里呼叫着什么，浩浩荡荡不见首尾。我们想，昨天北京车站敲锣打鼓欢送，今天这是欢迎吗？仔细再看，却发现行进的人群并不瞧我们半眼，而是人人手拿棍棒和不知真假的各式枪械，喊着打倒××，砸烂的××的口号，自顾自向前疾走。

来接站的当地干部说，眼下临汾正在闹武斗，这是去打派仗的队伍，招惹不得，引着我们赶紧闪到路边，给人家让出大道。原来，晋南一带是国家战备的三线地区，制造各种武器的兵工厂分布密集，文革开始后派系林立，加之山高皇帝远，北京学校的武斗已停，这边的武斗却蔓延到工厂和乡镇，昏天黑地之中，一些专业武斗队抢劫了兵工厂和部队的枪械弹药，将真枪实弹搬上战场，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甚至闹到权倾一时的中央某某小组出面也不能制止的地步。刚才看到队伍中携带的武器都是真家伙。

（注：自1967年初到1969年夏，山西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武斗整整持续了两年半，激烈程度全国闻名，参加人员涉及厂矿和农村，导致工厂停工，煤矿停产，太焦铁路、同蒲铁路多次断路停车。为制止武斗，中央曾数次用飞机投撒传单，直至派军队强制收缴武器，抓捕为首作乱分子。）

无可奈何花落去，昨日风光今不再。曾经何等心高气傲的我们，第一批相应号召下乡的北京知青，如今已成过了景的明日黄花，在当地竟无人暇顾。大家一时丧气，又加了些许惊恐，谁也不再说话，只加快脚步赶路。

看来此地乱象丛生，比不得北京了。

临汾是一古城。后来学历史，始知这里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上古三个帝王尧、舜、禹都曾在此建都立业，尧都平阳，即今临汾；禹分天下为九州，平阳所属冀州处九州中央，故称“中国”，中国一名由此而来。后历代经营，文物古迹众多。当时的印象街道两边大树参天，古建筑红墙飞檐隐现其间，但那时哪容得我们欣赏市容，就是直接被带到长途汽车站，转搭汽车去下面县乡。

我们四女生和另外白家庄中学等约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临汾以西一百多里的蒲县，位于吕梁山西南余脉的深山之中。而同一列火车到此的一些我校高年级女生，却很多留在了临汾近郊的农村。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农村也有条件好坏之差，在学校报名时，没问具体去哪，也没提任何要求。而年纪大些的高中同学，懂得向到北京接知青的当地干部了解情况，得以留在临汾附近。

后来才知，临汾周围的平原地区，是山西最富庶的地方之一，盛产小麦、棉花等，有“棉麦之乡”和“膏腴之地”的美誉，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与我们所去的山区有着巨大差别。

山西蒲县位置及地形图，黄色部分为吕梁山区，所标绿圈为蒲县和我插队的古县乡（公社），距临汾近八十公里

从临汾去蒲县的长途汽车又旧又破，过了平原后进入山区，在蜿蜒起伏的山间砂石路上喘着粗气，颠簸着一路上行，一路向西。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大山，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险，层峦叠嶂，连绵不绝。从盘山公路顶端向山下望，下面的汽车变成一个小黑点，真不敢相信我们就是从那儿上来的。

车越向山里开，我们的心越向下沉，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进入这样的深山，怕是很难出来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上网检索，方知我们那是进入了吕梁山南段最高的五麓（鹿）山，海拔一千九百多米，蒲县位于此山最高处，属于当地最高的山区。西面不远便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陕西地界了）。

我们的落户地是蒲县古县乡（公社）×大队×小队，最后来接的队长赶着一架小驴车。他面色黝黑，穿一身打了补丁的黑棉袄棉裤，腰间系根粗绳，头上包着脏兮兮的毛巾，说队里大牲畜都在外面跑运输，只这头毛驴闲着。那时没有今天的旅行箱，我们每人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木箱，放车上就满载了，小毛驴被压得四条腿打颤，人只能步行。

队长先带我们办完交接手续，又跟着驴车去粮站拉了些口粮（知青下乡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库拨給），然后出发回村。村子在半山腰，一路还是上坡，这回靠自己的腿，再加手脚并用，前面小毛驴蹄子打着滑，我们气喘吁吁跟着，又翻了多少道沟沟坎坎，累得筋疲力尽时总算到了。

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进村时天已全黑，周围一片墨色，四下鸦雀无声。我们摸索着被带进一户人家闲置的窑洞，里面点着豆大的油灯，朦胧中见窑内靠窗一盘炕，占了三分之二空间，其余一无所有。房东老乡提前给烧了炕，席子下还冒着潮气，但连日火车汽车，翻山越岭，早已困乏之极，不及多想也顾不了许多，将行李打开铺好被褥，大家爬到炕上倒头就睡。

半夜我被身边的抽泣声惊醒，那是姐姐在被子里哭。

篇头小诗的作者M同学（右）和我姐姐

下乡前我们知道要吃苦，到了当地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比想象中严酷得多。

先说住。全村没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房子，都是黄土窑洞。开窑的做法是：在山坡上垂直削出立面，再平行向内掏挖，掏的土运出后，形成一个顶部呈拱券形，进深七八米，宽四五米，面积可达二三十平米的大洞，在洞口处加木质的门窗，放置一段时间，待里面完全干透就可住人。当时匠人打这样的窑，一孔只需人民币20元，可见成本之低和人工的价廉。

村里每户人家，通常并排三孔窑，一孔住人，其余的放置粮食杂物。我们住的便是房东家原来放杂物的偏窑，长年闲置，破旧不堪，门窗透风，窗框上没有玻璃，糊着不透光的报纸，窑内一天到晚都是暗的。

仅仅一个昼夜，我就从京城水电煤气齐备，坐便器冲水马桶俱全的三里屯楼里，躺到这千里外深山窑洞的土炕上，恍惚中不知今夕何夕，不由生出一种梦幻之感。

窑里住了几日，身上忽隆起了大块的红包，呈不规则形，一片片相连，先在腰臀部，后向前胸后背和四肢蔓延，奇痒无比，烦躁闹心，白天还能忍受，夜里瘙痒到难以入眠。原以为炕上有虫，遍寻不见；又说土炕太潮，加紧烧柴也不见好转。最后人人身上都发作起来，方知是水土不服。

再是没电。以上世纪60年代的国力，如此偏僻的小山村自然无电，晚上照明全靠油灯。条件好的人家，有带玻璃灯罩的大油灯，我们只能用拳头大的空墨水瓶代替，瓶内灌煤油，搓个棉花捻，光照范围极小。每人守着这么个小灯看书写字，早起鼻孔和鼻涕都是黑的。

就是这样的油灯，大部分村民也用不起，天一黑就睡下了，有笑话说因为没电，农村唯一的娱乐就是炕上运动（那时我们还听不懂），造成人口爆炸式增长，村里许多人家炕上，都是一张破棉被盖着一排小脑袋。

如果说土炕油灯尚能忍受，最难的却是缺水。村子在半山腰，打井多深也不出水，所以全村没有一口井，吃水要下山取沟底的泉水。家家备着半人高的大水缸，都是男性壮劳力下山挑水上来贮存。无劳力的人家也可雇人，一担水一毛钱，没几家用得起。大多既无劳力又无钱的老弱妇孺，就靠村前洼地里的一处水塘，蓄着下雨和偶尔山洪爆发积下的浑水，颜色灰蒙蒙绿油油，还有小虫在水面起舞。

刚去时不会用农村的锅灶，生产队暂时安排一老乡给我们做饭，他也下山挑水，但那只是为做饭，我们平时的生活用水还要自己解决。十六七岁的女孩，总要洗洗涮涮，缺水成了最大的难。

挑水本就是力气活儿，何况还要下山，壮汉来回也得小半天。山是三四十度的坡，路是脚踩出的小道，又窄又陡，呈“之”字形挂在崖边，如两人上下相遇，一人必得停下脚步，身子紧贴旁边的坡壁，才可容另一人通过。下去挑着空桶还好，回来上坡，两只盛满水的桶要前面抬高，后面放低才能上行。

老乡有力气，也有技巧，手抓着桶绳，脚踩八字步，歪斜着身子走，桶忽悠悠打着颤，水还稳稳的不外溅。我们哪有那本事，开始是用一根扁担，中间挂一只水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后来学着用最小的桶挑，每次只打半桶水，也是左摇右晃，常常到家只剩个桶底儿。

一次我姐俩下沟，使出吃奶的劲儿，好容易把桶弄到山上，快到家门口了，姐突然跌倒，两只小桶扣个底朝天，水泼得一滴不剩。姐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一肚子的委屈瞬间爆发，翻江倒海，涕泪横流。哭声惊动了老乡，队长赶来询问，听后半天不语，叹气说：“额这山圪崂，咋是你们北京女娃能活哈的……”

挑水如此困难，水是油一般金贵，常常一点水先刷牙洗脸，再擦身洗脚，剩下的脏水也舍不得倒，总想着还能派啥用场。洗头费水，幸好我们都是短发，但一周总要洗一次，所以也是心焦。而村里的女人从不洗头，她们用篦子，不洗也能把头发打理光亮。至于洗澡，更是想都别想。

连原始人都懂得逐水而居，怎么这儿的百姓非要住半山上呢？

本文作者与G同学

至于饭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第一年口粮，每人每月44斤带皮的原粮，磨去麸皮剩三十多斤，全部粗粮，以玉米面为主，其余是小米，食油每人每月半斤，菜就土豆萝卜两样。

队里派给我们的临时厨师，每顿饭的做法相同，以一口放在柴火灶上的尖底大铁锅一次性完成：锅里底部放三分之一蒸锅水，水中加一把小米，烫过的玉米面拍成手掌大的厚饼（北京蒸窝头，这儿是贴饼子），趁热贴在蒸锅水上方的内沿一周，盖紧锅盖。锅下灶中添加秫秸柴草，大火烧开，时间差不多了掀开锅盖，下面的蒸锅水变为稀可鉴人的小米汤，上面一圈蒸熟了的玉米饼。

农村玉米是新粮，刚出锅时金黄软糯，起初觉得香，天天连着吃，又少荤腥和蔬菜，渐渐难以下咽。不记得谁发明了红糖拌醋（当地只有红糖），调匀了用玉米饼蘸着，刺激味蕾也引起了胃酸。幸好每人都从北京带来一些挂面，成为唯一的细粮；还有带来的肉酱，成了唯一的荤菜，偶尔用带来的小锅煮挂面拌酱解馋。

文化娱乐更是天方夜谭，没有广播，没有音乐，没有电影，连邮局也远在十几里外的公社驻地，幸亏带去了袖珍收音机，成了我们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但群山的阻隔，严重影响接收效果，天线拔到最长一节，也仅能听到几个地方台，还嘶嘶啦啦，时断时续，又总在播放本地的什么蒲州梆子，晋剧、秦腔，高亢刺耳，声嘶力竭，几乎是直着嗓子喊。有说那是唱出了苍凉唱出了悲喜，唱出了山陕人千百年的不挠不屈，但我们年轻愚钝，听不懂词也悟不出美，只觉得裂帛般的噪音。

不过总算是来自外面的声音，否则真有与世隔绝之感。每天晚上，四人围着这个神奇的小匣子，在杂音中拼命搜索，寻找新闻和好听点的歌曲，命悬一线般渴望着任何消息。一天晚上，某短波频道突然收到“M国之音”，一个悦耳的女声，以一口标准的汉语，正在说着与我们当下处境相关的话题：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劳改JZ营，等等，等等——天哪，这可不是敌台么？等大家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忙用大棉被将这小匣子捂住。那时有一种罪名叫“偷听敌台”。

匪夷所思，连中央台都收不到的山里，地球另一边的声音竟能清晰地传来，难怪这小收音机卖的那么贵（时价156元。哥哥说当时一般收音机都是四个晶体管，这个最新的“熊猫牌”是八个晶体管）。

吕梁山区“塬”上地貌（网图）

转眼进了腊月，农家趁闲暇办喜事，队长儿子结婚，刚来的知青被当贵客请去。我们第一次参加当地的婚礼，对一切都很好奇，先是吃酒席，村子太穷了，过年也没听见杀猪声，婚宴的酒席上少见荤腥，主要是自家制作的豆腐粉条之类，菜里的肉片屈指可数。

他们的酒席，不是同时摆出七个碟子八个碗，而是一次只上一盘菜，如一盘炖粉条端上桌，众人一口气吃完，再上一盘烩豆腐，再吃完，又上一盘炒土豆丝……，总之，是吃完一盘再上下一盘。主食有别于平时粗黄的玉米饼，换成两杂面的玉米馍（玉米面和莜麦面混合）。吃到最后天黑了，窑洞内暗下来，桌上出现一个黑乎乎的盘子，上面平躺着一条孤零零的——鱼！

我刚喝了几口当地的老酒，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早知当地无水更无鱼，老乡们也从不吃鱼，这会儿居然有鱼，太奇怪了，顾不得多想，手里筷子径直伸过去，不料“砰”的一声闷响，筷子被硬邦邦的鱼身弹了回来，周围老乡哄堂大笑，原来盘中是一条木头雕刻的鱼，作为最后一道菜和谐音，是为了寓意吉庆丰饶，年年有余。再细看，那木鱼想必每年婚庆岁末都是压轴菜，早就磨砺得黑不溜秋，只具鱼身的大概形状，原来刻饰的鱼鳃鱼鳞已模糊不清。

这条最后的木鱼，深深留在记忆中，多少年后的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听众，只要讲起当年的插队往事，我都少不了讲这木鱼的故事。

惊骇的一幕发生在最后。席散开始闹洞房，早候在门外的一帮男子蜂拥而入，将炕上的新娘团团围住，先是摸胳膊拽手，继而撕扯衣裳，新娘起初左躲右闪，后来吓得大声喊叫，蜷缩于炕里一角。

我们先是被这场面惊住，没听说也没见过，这分明是调戏妇女耍流氓啊！待回过味来，姐儿几个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冲上去阻拦，村里人不敢碰北京女孩，一时放过新娘，紧急关头我们鞋也没脱跳到炕上，手拉手站着围成一圈，将新娘紧紧护在圈内。那帮喝红了眼的男子面对新娘，仿佛狼见了羊，哪肯轻易放过，守在炕下不肯罢休，剑拔弩张之际，炕上炕下对峙良久。油灯将我们四个站在炕上的一圈身影拉的老高老长，顶天立地般映在窑洞拱顶上，形成一幅巨大奇异的图像，这震撼的一幕曾久久存留于脑海中。

后来新娘私下向我们道谢，才知如此粗野的闹洞房是当地习俗，姑娘出嫁身子就没了秘密和禁忌，尤其是结婚当晚，谁都可以上去胡来，还不许新郎阻止新娘反抗。从前就有新娘被扒了衣裳，受辱不过上吊出人命的。那天要不是我们出手相救，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儿。

（注：闹洞房也称“闹婚”，我们在时是骚扰新娘，后来演变成针对伴娘和新郎，直到2013年，山西清徐县还发生了闹婚打死新郎的轰动性惨案，直接将婚礼变成葬礼。）

本文作者（上右）、G同学（上左）和作者姐姐（下）

马上又到春节，姐和Y回京过年，我和G留下没走。年初一早上，房东大娘专门叫我俩到她家吃饺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她家做客，一进门就被往炕上让，按当地规矩，吃饭时只有家里长辈，比如爷爷、奶奶，以及男性家长才能上炕，坐小炕桌边吃饭。女性媳妇和女孩都是在炕下端饭端汤，等老人和男人们吃完了，才能蹁腿坐炕沿边吃剩下的。

我们推脱不过，只得脱鞋到炕上坐了，再仔细打量她家，见窑内收拾得清爽，最里端靠墙横放一个又宽又长的红漆木箱，当地叫“躺柜”，柜上醒目的摆放一排八九个高低不等的玻璃瓶，都是用过的各种酒瓶和汽水瓶，每个瓶里灌着红绿蓝黄等不同颜色的液体，说是兑了各色颜料的水，摆着只为颜色艳丽好看。以此当装饰也是绝了，说明穷也爱美，与城里人家瓶里鲜花有一比。

最贵重的是两个花铁皮暖水瓶，其余再没像样的东西。

第一锅饺子端上来，白面包的，却泡在清水般的饺子汤里。每人碗里一半饺子一半汤，这是什么吃法呢？连汤带饺子一起吃，能少吃几个饺子吧，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吃到白面。还未尝出啥馅，一碗汤水和饺子就下了肚。眼巴巴等着第二锅，端上来却变成紫褐色，原来已换成荞麦面包的，这是給女人吃的。当地种啥吃啥，山里不种麦子，过年包饺子的一点白面，还是花钱去山外买的，自然不能敞开吃。我们被当作贵客，和家里长辈及男主人吃了一碗连汤的白面饺子。

日子久了，常进她家窑里，见日常饭食，炕桌上总是三个极小的瓷碟，分别放着少量的细盐、油炸辣椒面和腌制的野菜，主食永远是玉米面贴饼子。吃时就用筷子头蘸一点盐，一点辣椒面，涂在玉米饼子上，再夹一小撮黑乎乎的腌野菜（尝过，酸苦齁咸），就着蒸锅水小米汤或直接白开水。

早知房东属村里中等人家，尚且如此，下等人家如何，不敢臆测。

想起我老家大同附近的雁北地区，那时也算山西的苦寒之乡，插队前回去一次，还吃到炖肉、黄糕（黏黄米磨面蒸熟）、油糕（黏黄米面包豆沙馅再油炸）和各式面点，萝卜白菜也是家常。同属一省，蒲县山里百姓咋穷成这样？

后来知道，这儿一是地少，有限的耕地种粮还不够吃，哪顾得上种菜；二是菜要浇水，此地又缺水；粮菜不足以养人，更无余料喂猪养鸡，所以过年也听不见杀猪宰鸡之声。记忆中村里似连狗也没见过（各家穷的叮当响，既无要守的财，又无喂狗的食），难怪那夜我们这些生人第一次进村，愣是没听见一声狗叫。

又想起下乡前的1967年，我和同学曾到酒仙桥附近的北京电子管厂（时名774厂，四机部所属，当时国内新建最现代化的工厂）学工数月，吃住均在该厂宿舍和食堂。记得大厂食堂菜品丰富，价格便宜，如菜分甲乙丙三类，甲菜2毛，乙菜1毛，丙菜5分。印象最深的甲菜烧茄子，每份2毛，茄子先用油炸过，再与五花肉青椒等爆炒，味美之极；丙菜白菜豆腐，仅5分钱；主食米饭、馒头、花卷、豆包、果酱包、芝麻饼，馅饼，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那时北京工人平均月薪仅三四十元，也能吃这样美味的食堂大餐。

可以说，1967年我亲眼看到了北京最先进的工厂，1968年又亲身体验了最贫困的晋南山区农村，痛感当时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之大，中国底层农民生活之苦，如果说再教育，这就是我在晋南插队受到的最大教育。

塬上小片耕地（左上）及被冲刷的黄土沟壑（网图）

开春了，我们参加了生产队的田间劳动，跟着老乡出了几天工发现，这里能耕种的土地太少了，还大都分布在“塬”上，即山顶上的平坦之处。

查字典“塬”字的本义，是指“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因流水冲刷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平坦处就是可耕地。这种典型的地形地貌，正是山西陕西大量所称“塬上”之地的生动写照。

地在山顶，面积有大有小，坡度有高有低，大的可达30度，仿佛斜着挂在山边（亦称挂田），干活都站不稳。总之，所有能利用的地方都开垦了，包括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地块，戏说摘了草帽放地上，地就找不着了。

为了到这些分散在各处山顶的地里干活，我们要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扛着工具上坡下坡，到了地头还没干就累得气喘。

耕地都在塬上，这或许解释了百姓们为何舍水而居，住在无水的半山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山顶上，他们最要亲近的还是土地。

就是这样一小片一小片的地，也要生产队长带着全村的劳力一起干，每天早饭后出门，在村边集合等着，什么时候人到齐了，队长吆喝一声，大家才相跟着出发。到了地头先歇着，抽一袋烟再下地，队长在前面挥镐抡锄，其余人在他左右跟着，干活的队伍呈“人”字形前进，仿佛天上大雁的队列。

有时几个地块同时作业，队长便指定农活熟练的“把式”代替他作领队，众人也跟在“把式”后面。这种大呼隆式的集体种田模式，谁使劲谁不使劲根本看不出来，出工不出力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我奶奶说的“人骗地一晌，地骗人一年”，庄稼收成可想而知。

我们虽然跟着老乡出工，队里却未指望我们干什么，当地女人一般不上山，种地的都是男劳力。我们几个女生混在其中，尴尬且诡异，干不了什么还要算工分，日后还要分口粮，不受欢迎是肯定的，人家也不信我们会留下。他们觉得北京娃又是来锻炼的，就像过去的“四清”队和下乡干部，“运动”一完就该走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乡的判断不错，北京知青在三四年内都走了，我们姐俩走的最早，只在村里呆了半年。

早在1969年3月，距我们下乡不到三个月，北京东郊的几个国营大厂就开始招工，我们女四中没下乡的同学，差不多都进了女工为主的京棉三厂，针织总厂、印染厂和毛巾厂等。这消息传开后，听说许多已下乡同学的家长跑到学校讨说法，问为何自家孩子响应号召下了乡，没走的人反而留城进了厂。

再后来上山下乡的大潮回落，国家要求各地厂矿企业优先安置下乡知青，山陕两省插队的北京知青大多进入当地工厂。1971年以后大学恢复招生，各校的名额也向下乡知青倾斜，那时的工农兵学员虽以“工”字打头，但以北京大学我那一班为例，同学中城里工人却是最少的，插队知青一个没有（那时他们大多已被安排进了当地厂矿，视同解决了安置问题）。而从未招过工的内蒙古兵团和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在班上占了很大比例。

据现在的公布的数字，从1968年到1979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城镇知青下乡，国家财政为每个知青平均拨款数百元，作为到农村、农场和兵团的安置费，十年后政策改变，知青大规模返城，据说复出的邓小平对此有一句话：“我们花了300个亿，换来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乡下农民也不满意。”

1969年6月，春耕还没结束，家里突然来电报说有急事，让姐姐立刻回去。那时没有方便的长途电话，有事就是打电报。姐姐一去不返，后来才知她已从北京去了内蒙古兵团。

原来，1969年初，鉴于当时中苏在北方军事对峙的形势和大城市毕业学生的积压，又组建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北京军区抽调现役军人编为兵团的各级领导班子，接收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知识青年，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母亲单位安排一批机关子弟去兵团，她想有现役军人管理，总好过又穷又乱的山西插队，所以赶紧先让姐姐回京，跟这批孩子一起去了兵团。

七月家里又来电报，让我也速回京。当时正值临汾全域武斗升级，蔓延到各个行业，所有交通都断绝了，从我们所在大山深处的蒲县到临汾，长途客车完全停驶，但电报催得紧，又不言何事，心急如焚，只得步行上路。

一大早，我没带任何行李物件，只斜背一军用挎包，里面装了几个玉米饼子，开始向一百多里外的临汾出发。我沿着来时车行的砂石公路走，从大山最高处到临汾平原，一路下坡，连跑带颠，不觉得累，还有兴致采摘路边野花。只是各武斗派系占据着不同地盘，沿途树丛中不时突然跳出几个壮汉，手持棍棒甚至枪支盘问，听我说是北京知青，又讲一口普通话，才被一一放行。

那时年轻气盛，心里并无一点害怕的感觉，就这样从早上一直走到傍晚，天快黑时终于走出了群山，到了临汾平原的一个大村子。此时山西各地都有北京插队知青，一打听，村里果然有知青点，便找到她们住处，当听说我是一个人从蒲县山区走下来的，几个女孩十分惊讶，她们热情的招待我，留在她们灶上吃了白面馍加炒菜的晚饭，又烧了热水让我洗头洗脚，挤在她们炕上过了夜。我这才发现同是晋南插队，平原和山区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呀。

几十年后回想，我和听我说这段经历的人都感叹，当时国家虽乱，农村虽穷，但民心尚古，世风淳朴，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独自一人走了近八十公里山路（今日走笔至此，查知临汾至蒲县公路距离72.3公里），能够安然无恙，毫发未损，若是放到后来某年某时，也许早被人掠走，卖到山里人家当媳妇去了。

后记：1.写此文时在网上检索，知直到2019年5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才宣布蒲县退出贫困县。2.当年仓促离晋，一直对同下乡的G同学心怀愧疚，幸能得她的谅解。今G同学和送我篇头小诗的M同学均已离世，不胜感伤。仅以此文，纪念两位早逝的友人！

2022年5月30日

初稿于京郊绿城

2022年11月10日

改定于海南陵水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