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超：党史研究中的“权力斗争论”批驳

作者：王雪超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3-02-14 2551

党史研究中的“权力斗争论”批驳

——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例

王雪超

摘要：研究中共党史应坚持正确党史观，避免价值立场的偏颇性、跳脱理论建构的局限性、摆脱逻辑分析的片面性。以《解放日报》的创刊和改版为例，根据考证，《解放日报》的创办有多重客观因素，目的在于统一和加强党在全国的宣传力量；毛泽东推动报纸改版是为了明确党报的政治定位和面向群众的价值取向；陆定一进入报社工作经历了从“编外”到“编内”的过程，始终在权责范围内行事。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才能在复杂历史现象中准确把握党史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趋势，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研究中共党史应坚持正确党史观。历史观关乎价值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还直接关系对现今相关事件或人物的价值判断。“权力斗争论”因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带有严重缺陷，即将所谓“权力争夺”作为党史发展的动力和党史阐释的主线，搞立场预设、逆向推理，存在以虚构代替真实、以个别否定整体、以细节消解宏大的错误偏向，无法科学全面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虽然近年来其影响力日渐式微，但在学界乃至社会上仍有追随者和传播者。例如，个别论著从“权力斗争论”出发，把个人（或小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作为阐释主线或分析框架，将《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的理念差异、版面调整、人员改组视之为争夺舆论控制权的政治博弈，认为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批评该报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以“权力斗争论”为中心的党史阐释，从预设前提出发剪裁史料，解构主流党史叙事，既歪曲、抹黑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形象，也有损党的政治、社会形象。因此，有必要以《解放日报》改版作为个案分析，以小见大，辨析和澄清相关基本史实，从理论上指出“权力斗争论”的局限和偏颇。

一、党史研究应当避免价值立场的偏颇性

“权力斗争论”作为建构党史阐释的一种研究范式，在价值立场上具有偏颇性特征。应当说，作为过程的党史是客观存在，然而作为理解历史的党史阐释离不开主观建构，纯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然而，这不意味研究者的主观建构可以脱离客观历史而“肆意纵横”，只有基于并符合客观历史的逻辑演绎和价值评判才具备真实意义，否则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就难以达成。“权力斗争论”存在偏颇的价值立场预设问题，即先给一些历史人物贴上非道义化的价值“标签”，而后选择、拼接甚至歪曲史料加以“论证”。如果这种价值立场偏颇的论证以学术化方式呈现出来，就会增强迷惑性和危害性，抬高读者辨别其真伪的“门槛”。

《解放日报》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权力斗争论”却贬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创办《解放日报》的历史合理性和行为道义性。从微观上看，这种阐释有违《解放日报》创办的客观史实；从宏观上看，这种对毛泽东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非道义性评判，实质上以歪曲、消解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历史形象和政治合法性为最终导向。对此，我们必须从史料出发，从史实和理论两个层面予以批驳。

要说明《解放日报》创办的动因，有一个关键前提必须搞清楚，即《新华日报》的属性和定位问题。《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一份公开报纸。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诸多报纸中指定何为中央机关报。根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关于《新华日报》定位的权威统一说法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具体如下：

第一，1938年10月8日，董必武（时任《新华日报》董事会成员）在该报重庆分馆发表讲话中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然是反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但是它还反映其他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1](p.139)

第二，据《周恩来传》记述：“在国民党统治区筹备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2](p.408)

第三，1982年3月11日，胡乔木在给胡绩伟的信中明确写道：“《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3](p.417)

第四，据孟庆树（王明妻子）回忆，王明在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全国性的公开报纸”，《群众》则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公开的机关报”。[4](p.321)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办报主体既可以指中共中央，也可以指各分局、各根据地。直到1939年2月7日，由《红色中华》（曾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改名而来的《新中华报》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①

固然，改组初期的《新中华报》同《新华日报》相比，由于物质技术条件、报社所处区域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在版面规模、出版频次、社会影响上显得不那么符合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定位，但是不能因为《新华日报》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后为南方局）直接领导，从而偷换概念直接认定其具有“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实际上，《红色中华》到《新中华报》再到《解放日报》（1941年5月由《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而来），是一个顺应客观形势需要而沿革的过程，所谓毛泽东要改变《新华日报》的“唯一机关报的地位”而将一批刊物停办并创办新报纸的逻辑，显然是某种主观臆想。

创办《解放日报》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出版发行，长期受国民党“花样照顾”。据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保留的一份《关于新华日报》动态报告记载，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半年内盖‘免登’印戳，扣下不准登的达264篇；被删改、涂得支离破碎的达156处”。[5](p.97)面对国民党的舆论压迫，尽管《新华日报》采用打“×”（如“新×军”“第十×集团军”）、“开天窗”或只登标题内容空白等的方式予以抗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的言论阵地和6种专刊，先后撤销和停办，报社也只留下80余人坚守阵地。

正是因为《新华日报》遇到了上述出版发行困难，同时由于各根据地处于隔离的状态，各地报刊时有发生偏离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为统一全党宣传舆论口径和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一些刊物相继停刊。

194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停办系列刊物时，之所以保留《新华日报》，并非“无法直接支配”该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报刊，除日益严重的物质困难②和政治环境限制外，更多是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宣传力量。面向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和面向根据地发行《解放日报》可以形成强有力配合，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至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和群体，这也是《新华日报》长期存在且在人员组织上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事需要澄清，即194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三家刊物的事实。

第一，1941年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调陶铸、胡乔木等四人到中央秘书处工作。[6](p.274)

第二，1941年3月19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意博古提出的将《新中华报》及《今日新闻》合并办一日报”。[7](p.400)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筹备出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博古负责。[8](p.482)

第三，1941年2月，中共中央酝酿取消《中国妇女》等杂志时，王明并非“无言可说”，而是“立即找人写文章，准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进行反对”。[9](p.138)反对理由有三：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三是由于妇女工作的需要。[4](p.362)同年3月8日，题为《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署名“周俊”）在《中国妇女》第2卷第10期登载，该文明确表示：“主张取消妇女专门刊物的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是既违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又违背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的需要的。”③

知晓该文后，毛泽东于1941年3月19日写了几段批评的话：此文与宣传部出版发行部正在考虑的调整延安刊物这一计划相对立，不待中央讨论就向人民宣传这种对立意见，这一行动的实质，是党内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表现，只能对党与对妇女工作发生不良影响。毛泽东强调说，相反，须要向妇女群众解释，目前延安的物质条件，不能不暂时停刊一部分刊物（实质上是暂时“取消”这些专门刊物的印行），将其内容送登保存在一部分刊物上，以免同归于尽，这是局部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而又并不完全牺牲局部利益（牺牲其一部分）的好办法。在同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周俊一文反对中央，属于原则上的错误，须要查实。为此，他提议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同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后王明承认负责此事。④

《中国妇女》于1941年3月停刊，9月28日以《解放日报》副刊（半月刊）的形式复刊，至1942年3月因经济困难终刊。

二、党史研究应跳脱理论建构的局限性

从起源和本质上看，“权力斗争论”是一种基于精英冲突观点的理论建构。精英冲突观点本身带有的视野狭隘性，导致“权力斗争论”同样存在理论建构上的局限性。第一，“权力斗争论”往往思维固化，习惯将党内不同人物的理念、主张、政策争论都归结为“权力斗争”，将其上升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运行的主线。这种泛化“权力斗争”的错误倾向严重混淆了“路线斗争”同“权力斗争”的界限，将“路线斗争”服务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整体目标庸俗化为谋求私利的个体目标。第二，党史活动的参与者是多元的，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呈网状结构。但“权力斗争论”往往“眼光向上”，过分聚焦于党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分配和变动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这种把复杂历史“简单化”的理解方式会制造研究视野的“盲区”，忽视更大范围内党民互动、党内上下互动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第三，“权力斗争论”往往夸大个体意志的能动性作用，忽视物质条件、外部环境等实践性要素对个体认识的影响和制约。即使论及这些实践性要素，“权力斗争论”也经常将其作“工具化”“模糊化”处理，无法将党史人物和事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科学把握。

实际上，要洞悉《解放日报》改版的原因，必须将事件置于更为广阔的整体背景予以考察，从人的思想行为同客观环境的联系中透过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解放日报》的出版，1941年5月15日特意就此事下发通知，强调“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0](p.110)关于《解放日报》的“党报”定位，博古也有清楚的认知。5月14日，他在《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编委会会议上发言指出：“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要有认识。我们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以党的立场来分析认识世界，这是方向。”[8](p.290)但是，在实际办报过程中，博古显然没有将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导致《解放日报》出现一系列偏差。

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存在重国际轻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根据地的倾向。创刊初期，博古以《真理报》为模板，认为《解放日报》应该有大报作风，不能像苏区打游击时办的小报那样，只登载自己的党政军民活动，而要着眼世界，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11](pp.6-7)于是，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版面编排规定：一版国际新闻占压倒优势。国际新闻主要是塔斯社、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稿罗列，开始是全文照搬，后来改个电头，删节一下，内容变化不大。二版是国内新闻，以国统区为主。三版是边区新闻，党中央在边区，所以党中央的新闻再重要也只能放在三版。四版是延安本地新闻和副刊，两者合占一个版面。以社论为例，从创刊到1941年12月31日，七个半月的时间，《解放日报》共发表217篇社论，国际的139篇，占64.1%；国内38篇，占17.5%；解放区36篇，占16.6%；中国共产党4篇，占1.8%。[12](p.22)

关于上述版面编排不成文规定的形成，还有客观因素。《解放日报》创刊时，党中央没有明确提到版面安排问题，导致“在新闻的处理上有一个含糊的地方，国内、国际新闻，到底应以哪个为主。由于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办着办着，缺点就出来了”。[13](p.95)正因此，社长博古的个人意见在创刊初期就起到了主导作用。当然，当时苏德战争爆发是一个全球关注的国际新闻，并不是说不能放在头版头条，“而是有不少新闻价值不大，或不应该上头条的国际新闻被当成了报纸的精华”。[12](p.20)比如“德军被阻各线无变化（1941年7月21日）”“莫斯科前线无变动（1941年10月24日）”“苏德全线阵地无变化（1941年11月1日）”，就是典型的例子。

显然，这样的版面编排既不符合党报定位，也忽略了边区群众的实际需要。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大多位于乡村，该报读者以工农兵群众和干部为主，其中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群众占有很大比重。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边区实际，比如报纸中相当多的电稿语言文白夹杂，晦涩难懂，群众反映“解不下”（即“不懂”的意思）。

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就《解放日报》报道内容和版面比例存在的问题，特意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在1942年1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让人将师哲的报告念了一遍，接着他要大家都发表意见，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6](p.356)两天后，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这个文件还强调，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中央同志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同志深刻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10](pp.277-278)吴冷西认为，这里说的一些同志，“显然包括博古同志在内”。[11](p.19)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开导杨松，要“‘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那么，这是否可以证明毛泽东批评“某些特殊部门”“一些同志”是因为其没有突出其个人呢？显然不是。

第一，关于毛泽东开导杨松的话，来自“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经查证，杜青所作《回忆杨松同志》为未刊稿，且是《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的脚注而非正文标题，正文作者是陈光旭、许焕隆，标题为“杨松”。该文在叙述杨松生平过程中介绍了毛泽东原话的背景：“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杨松多次到毛泽东那里请教。毛泽东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毛泽东还给他讲苏德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讲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并指出：‘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14](pp.191-192)可见，毛泽东是在谈及国内外形势和党史问题时，要求杨松把握好报纸的宣传方向。至于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及其历史意义，当时已成为党内共识。

第二，正是由于上述不成文的版面编排规定，社论都放在第一版，所有边区新闻，无论毛泽东还是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统统只能安排在第三版。这是博古带有偏差的办报理念所致，而不是博古、杨松有意针对毛泽东刻意所为。据不完全统计，从创刊初期到改版前，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发刊词》（1941年5月16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5月18日）、《世界政治的新时期》（6月26日），《解放日报》都在第一版登载。此外，毛泽东写的3篇短讯《何应钦的反共新阴谋》《何应钦一手主持反苏反共》《何应钦认敌为友》，分别于同年7月23、24、26日《解放日报》第二版登载。就现有史料而言，没有看到毛泽东因没有突出其个人活动而怪罪《解放日报》。

第三，要理解毛泽东推动《解放日报》改版的行为逻辑，需要立足于延安整风的整体，因为《解放日报》的创刊及其改版始终是延安整风这个大事件中的具体一环。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正是毛泽东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理论的形成时期，和《解放日报》创刊及其改版时间大体一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及中宣部专门下发通知，显然是希望《解放日报》这个中央机关报在延安整风中发挥舆论动员和行动导向作用。

为解决《解放日报》创办初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1941年8月，毛泽东特意为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并安排《解放日报》（1941年9月14、15日）发表。但是，由于那个不成文的版面编排规定，这篇调查报告仍然只能放在第二版登载。为解决版面不足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从1941年9月16日起扩大为四版，并要求该报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6](p.328)然而，博古显然困在那个不成文的版面编排的框框里了，这才发生了上述师哲写报告表达对《解放日报》版面安排不满的事情。

到1942年2月，以《反对党八股》发表为标志，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思想逐渐完善，开始从党性高度审视报纸问题。同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6](p.362)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使之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还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同年3月8日，毛泽东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1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强调：“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6](p.367)简言之，《解放日报》的定位应为党报而非社报，在宣传上要“以我为主”。毋庸置疑，这里的“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而非毛泽东个人。

可以看到，1942年4月《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前，毛泽东对该报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对其不满主要是因其“未能在党和群众之间起到应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13](p.449)即使如此，毛泽东也坚持辩证看问题的态度，“有进步、有成绩，就及时给予肯定，出现了缺点和错误，就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帮助改正”。[13](p.458)毛泽东这种辩证看问题的态度，贯穿报纸改版前后两个时期。《解放日报》存在问题是客观事实，博古一直在按照中央要求整改报纸也是客观事实。这是毛泽东屡次就《解放日报》问题开会和作出指示的原因，也是《解放日报》长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却始终由博古担任社长的原因。

三、党史研究应摆脱逻辑分析的片面性

“权力斗争论”把权力斗争视为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存在将权力斗争绝对化的狭隘倾向，因而在描述不同人物关系互动时，经常通过漫画式、文学式文字植入个人主观想象，刻意夸大双方的对立或冲突，回避或否认双方存在的一些基础性、方向性共识。

回归历史情境，是党史研究求真求实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推动《解放日报》改版是出于强化党同人民之间联系的目的，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提高舆论对全党工作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这一目的下，对报社进行人事调整属于逻辑必然。无论新老成员都是在上述目标下共同开展报纸的改版工作。改版过程中，报社人员争论也好、合作也罢，都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否则就无法准确把握《解放日报》改版的主流主线。

一些论者在描述陆定一和博古的关系互动时，还存在史实失真的问题。比如提及陆定一在1942年2月“接管”《解放日报》，而“接管”一词有“取而代之”的意涵。经查找文献，发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曾提及：“1942年2月，党中央调派陆定一同志参加报纸改版准备工作，办《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总编辑杨松逝世后，陆接任总编辑）。”[13](p.451)需要注意的是，胡乔木指出1942年2月中央调派陆定一是参加改版的准备工作，这时陆定一还未到报社就职。同时，胡乔木的回忆有不准确之处，总编辑杨松逝世时间为1941年11月23日。

关于陆定一到报社的时间及具体职责，据陆定一回忆：“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开始整风。毛主席要我为《解放日报》编‘学习’副刊，宣传‘整顿三风’的思想。八月才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5](p.707)《毛泽东年谱》记录为：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编辑‘学习’专刊，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要求“秦邦宪、陆定一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6](pp.376、400)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也记载：陆定一“1942年4月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同年8月至1945年8月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6](p.516)在《解放日报》工作过的黎辛曾就该报的三位总编辑问题做过澄清，据他回忆，《解放日报》创办时总编辑为杨松，副总编辑是余光生。1942年元月中旬杨松肺结核病复发，离职休养，同年11月23日去世。1942年8月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陆定一任总编辑。1945年，陆定一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约7月末或8月初调中央宣传部任部长。1945年8月下旬余光生任总编辑，1946年2月余光生任总编辑、代理社长。《解放日报》改版只有余光生协助博古工作，陆定一在改版四个多月以后才到报社来。[17](p.727)另外，根据王敬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史》所述，由于创刊初期每天一篇社论的任务过于繁重，“开始时绝大部分社论由编委会的成员和各版编辑执笔。为了落实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的指示精神，1942年3月13日又在报社外成立了由党、政、军负责干部组成的社论委员会，成员有：谢觉哉、林哲、叶剑英、王稼祥、凯丰、任弼时、胡乔木、陆定一、贾拓夫、彭真”。[12](p.16)[8](p.488)

通过史料交叉考证梳理可见：

首先，所谓陆定一“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有杜撰之嫌，因为他既不是2月正式进入《解放日报》工作，更非“接管”，而是经历了一个编外到编内的过程：1942年3月以报社外身份参与《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4月开始负责编辑《解放日报》“学习”副刊，8月正式接任总编辑一职。

其次，杨松早年在东北从事抗日游击战争时，由于环境恶劣，患上了肺病。后经过在苏联的治疗，基本痊愈。到延安后，由于报社工作强度大，⑤加上营养条件差，他旧病复发。1942年1月底，杨松病情加重，但仍坚持工作。经过博古、张闻天等一再劝说，他才答应办理离职休养，到中央医院治疗。杨松治疗期间，余光生代理总编辑工作，协助博古负责报纸改版工作。陆定一在以报社外身份参加《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之前，杨松已经到医院治疗。8月正式就任总编辑时，杨松已经病重，两人并无多少工作交集。据《陆定一传》记载，正式就任总编辑前，陆定一曾到中央医院探望杨松，杨松向陆定一说：“办报这碗饭不好吃，一天一篇社论，真吃不消。我们是在边区的山沟里办报，不是在大城市。哪有那么多社论可写？”[18](p.113)

再次，一些错误主张认为：“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么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经查阅原文，张仲实在悼文中引用杨松的话是为了赞扬其敬业精神，而非向同事暗示自己前途暗淡。为尊重原文，现摘录如下：“杨松，你努力上进的精神，尤其使我永也不忘！你从不自高自大，自满自足。记得去年五月间听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你对我说：‘我们对于外国事情……不然，对党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今年五月间，党的整风运动，蓬勃展开，我前往医院看你，你又沉痛地说：‘你们在整风中都进步了，我又落后了。’以后每次见面，你都要如此感叹。你已经卧病数月了，但是你还念念不忘工作，念念不忘学习！”⑥

最后，还有观点认为，陆定一到报社后成为“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并“以社论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这是典型的“权力斗争史观”，即将一切具体纷争、人事变化放置于权力斗争的框架下进行阐述。实际上，一个报社人员上的调整本就是常态，遇到问题会有不同意见同样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如果从权力斗争视角解读，不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会得出偏颇的结论。毛泽东是站在当时全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待《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及推动其改版工作的，博古也诚恳地正视问题、认真地落实改版工作。

在《解放日报》期间，陆定一一直在权责范围内工作。1942年9月，报社根据中央精神，建立了审查稿件和内部检查报纸制度，拟定了印刷厂与校对制度，健全了办公制度。比如在校对制度中，规定“一、二、三版头条新闻由曹若茗签字，其余稿件分别由张映吾、邓友星、吴冷西签字，四版由舒群签字，社论由陆定一签字，专论由余光生签字。大样由陆定一负责，各版版样由曹若茗同意后发。……主要稿件退稿由陆定一签字，一般稿件退稿由各部负责人签字”。[12](p.41)

1942年12月7日，报社召开编委会。陆定一在会上指出：每天必有一篇社论的规定不合理，编委会每天为社论的题目犯愁，冥思苦想，有的就形成凑数。社论不要每天都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他还提议把社论和时评分开。对此，博古只同意社论与时评分开，但仍坚持报纸每天必须有社论。由于意见不统一，后由毛泽东给出答复：《解放日报》的社论，必须精心写作，宁可一天不登，也不要粗制滥造，勉强凑数。[12](pp.47-48)最后报社根据毛泽东意见解决了社论问题，“实行一段以后，博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18](p.114)陆定一作为报纸总编辑同时负责社论，提出具体意见是分内职责，也是对群众呼声的一种回应。陆定一和博古的争论最后由毛泽东作出“裁决”，这也是党的领袖分内职责，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

一些观点主张片面摘取、放大陆定一和博古的争论，有意无意忽略了《解放日报》改版中两人的通力合作。博古和陆定一经常一起参加完中央相关会议后，很快就向编委会传达，尽快贯彻。工作中，两人“同心同德地在整风中改造党报，改造自己，改造他人”，报纸出了问题，博古带头向编委们“解剖自己”，陆定一也曾“自请处分”；工作之余，“打打扑克，谈天说地、妙趣横生”。[12](pp.58-62)正是由于两人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解放日报》成功改版成一份“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

百余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从唯物史观看，党史的主流本质，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十个坚持”，全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党史研究讲求以小见大，微观研究中要有宏观关照，宏观指导下要深化细节探究。当前，党史中仍有诸多问题亟待挖掘和澄清，在求真求实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壮大的宏阔历程，是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关怀和使命。如果史观错位、方法不当，不仅得不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反而会产生消极影响。从“权力斗争论”出发，辅之以选择性的史料摘取，固然可以从形式上“建构”一套历史阐释，但其先天的偏执立场和狭窄视野同样会形成观察历史的“黑洞现象”，得出只抓一点忽略其余的偏颇结论，无法从多重维度入手解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工作者应当自觉坚持正确党史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才能在复杂历史现象中准确把握党史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趋势，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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