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羡慕中国的感慨，让我想起了几段不为人知的苏联历史

前几天，普京在中俄元首会谈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飞跃，这使得全世界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们甚至……”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沉思着什么，然后又继续说道：“我们甚至有些羡慕中国”。

一时之间，普京羡慕中国，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老实说，这番话其实挺令人唏嘘的。当年的老大哥、世界两霸之一，曾一度是我们学习和赶超的对象，也曾一度让美国处于下风。俄罗斯今昔的强烈对比，发人深思，苏联的深刻教训，警钟长鸣。

普京的感慨，让我想起了几段不为人知的苏联历史。我们以戈尔巴乔夫为切片和引子，来透视那几段令人警醒的历史。文章主要内容来自去年戈氏去世时我写的那篇文章，我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悟，老读者们也可以再读一遍。

戈氏已经盖棺论定，但警钟依然长鸣，这个反面教材的意义，永远也不过时。

先来梳理戈氏“恨苏”的思想根源，再讲几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他成长的青年时期，恰好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的时期。他那一代苏联青年的思想深受毒害，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种子由此种下，1989年苏联东欧巨变时，这一批人正是主力军，年富力强，且是各领域中坚力量。

苏共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这批人起了关键性作用。戈氏，正是这批人的领头羊和代表性人物。

其家族历史，也深深影响了戈氏。

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曾说，他的祖父、外祖父、还有他夫人赖莎的外祖父，都在苏联初期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受到打压、监禁和“政治迫害”。他说自己是一个出生在受害家庭的人，这段家族历史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回忆录里不只一次的说过。可以说，他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是刻骨的、天然的。

尽管他质疑、仇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还是爬上了苏共高层，可见隐藏之深。

同时，时势也给了他重大机遇。

在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18年，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共党风极坏，到戈氏当政时，苏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面对人民的深切期待，他没有实打实的去解决问题，而是将一切归咎于政治和制度，提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苏共和马列思想，在道路和旗帜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比当初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他还放任、鼓励报刊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从1986年开始，在全苏联，丑化苏共、抹黑苏联成为一种时尚。坚定维护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却遭到无情的诽谤和侮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轰动整个苏联。

1988年，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女教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抹黑苏联的思潮实在看不下去，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

文章批评了这股“反思历史潮流”，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苏联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

文章发表后，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报纸转载937次，一些苏共党组织开始讨论，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在戈尔巴乔夫的引导和授意下，安德烈耶娃这篇文章，被《真理报》定性为“反改革的宣言书”，而安德烈耶娃则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的总代表。”

借此事件，戈尔巴乔夫做了重大人事调整。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利加乔夫的分管工作被调整，由分管意识形态改为分管农业，他的工作被从美国回来的雅科夫列夫接替。

雅科夫列夫这个人值得好好说说。雅科夫列夫30多岁就进入苏共中央，并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是二战后苏联第一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3年，雅科夫列夫出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并当选公开性委员会主席。后来，他成了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与急先锋，被称为“公开性”之父。

戈尔巴乔夫正是雅科夫列夫的“伯乐”。1983年，雅科夫列夫利用与加拿大总理的私人关系，在戈氏访加期间为提升其党内威望前后奔走，得到了戈氏的极大赏识。1985年戈氏上台后，雅科夫列夫连升几级，当上了苏共宣传部长，一跃成为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

从此，雅科夫列夫便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和替身”，说戈氏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戈氏想做而不便做的事。戈氏在1995年接受俄《图书评论报》采访时也坦承两人的“紧密合作”。《莫斯科新闻》这样形容两人的合作方式：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某种思想，随后，这些思想便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言论中的日常口号。”

1985年，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在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后，雅科夫列夫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他还安排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

雅科夫列夫不加掩饰地赞扬西方国家，肆意诋毁苏共历史，以“公开性”和“多元化”为幌子，动摇和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鼓吹多党制。

同时，在雅科夫列夫主持下，1988年12月，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BBC、德国之声、日本NHK、德意志电波电台等各种电台和电视台蜂拥而入苏联，大肆抹黑苏联历史，并且向苏联人民讲述欧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雅科夫列夫另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了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供大家阅读。

此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整个苏联的历史，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被抹得漆黑一团。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堤，彻底溃塌了。

总之，雅科夫列夫是瓦解苏共的关键人物之一。

以上种种，很难说此人不是西方卧底。而戈氏又是其伯乐，两人如同一人，真是巧合吗？

再来说一说戈氏的几个“轶闻趣事”。

陈先义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这位表现欲极强的苏共领袖，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国计民生，而是热衷于西方媒体对他的高度赞赏。他的助手博尔金在回忆录里曾经详细写道：戈尔巴乔夫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伟大改革”的高度评价，甚至一气可以坚持朗读数个小时。

还有比赞赏更实在的赠与，那就是金钱。戈尔巴乔夫的身边人员回忆，自从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美国、英国、德国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便以稿费的名义向他赠送大量美金，他的夫人赖莎一本著作选择美国出版，美国一次即付给300万美金稿费。

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成为戈尔巴乔夫完全背弃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所以，当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搞200万人手拉手运动，公开喊出“打到苏共”“脱离苏联”的口号时，他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要求撤出派往波罗的海控制局势的空降兵部队。由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陈先义先生这篇文章，还提到一个让人非常感慨的事情。

“在圣彼得堡，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布尔什维克对我们说，苏联的解体，如果说都因为戈尔巴乔夫，并不完全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大党，我们当时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面对西方在思想领域的进攻，我们不仅无以应对，更主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层，完全站在了西方的一面。西方说我们因为经济没搞好，说我们因为大搞军备，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脱离了人民，我们忘记了列宁建党时对人民的承诺。我们严重脱离了人民。”

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起源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也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在吸取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坚定的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用一段电影台词结尾吧。

“达瓦里希，你知道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哪吗？我在地图上找不到它。”“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们失败了。白匪和资本家再一次骑到了我们的头上。如果你要追随那颗红星，去东方吧。穿越第聂伯河；翻过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平原的尽头，那里燃烧着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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