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因后勤危机被迫休整,战犯都在帮忙炒面,奸商却赚了160亿
“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彭总拍案而起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全面打响。
经过几个日夜的奋战 ,战事进行的十分顺利。
志愿军一路南下,越过三八线,解放了汉城(今首尔)等地,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直线距离111公里左右)。
面对大好局势,中朝人民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几天后的1951年1月8日,命令全军:
停止进攻,结束第三次战役,转入防御状态。
苏联驻朝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将军得知后,与他发生几次争吵,他指责彭老总不懂军事,喊着:
“你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军事保守者,我一定报告斯大林,让他收拾你!”
金日成收到消息后,也立即从平壤赶到人民军指挥部所在地桧(huì)仓,面见彭德怀。
刚一进门,他就问急着发问:
“战斗才刚刚打响,我们的推进速度也很快,怎么不乘胜追击呢?”
“如果要停止追击,也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啊!”
当时,彭老总耐心的向这位朝鲜人民军领袖解释:
“我军自入朝后,连续作战近70天,根据统计,志愿军的战斗减员已达五万余人,非战斗减员也在五万人(主要是冻死冻伤),代价是巨大的。”
“制空权在美国人手里,我们的防空火力严重不足,后勤补给困难,二十万的部队有不少是穿着单衣作战,军粮又供应不上,经历了两个多月没有修整的连续作战,你让他们怎追击?”
见金日成低头不语,他接着说道:
“而且根据我军的观察分析,敌人轻易放弃汉城,是为了诱我军南下,利用地形优势对我军实施歼灭。”
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此时也补充说,这次决定是按照两军共同制定的第三次作战计划进行的,停止追击也是不必再行商讨的。
……
可是金日成并不认同彭老总的观点,两方各不相让,争论了近三个小时。
最终,金日成虽然不甘心,但一时又没想出好的理由,于是回到平壤,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早,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桧仓指挥部,试图说服彭老总按照他们的意思继续进攻:
“我们可以先出动三个军,将美国人打疼,那样他们就会撤军了。”
金日成一方的新战略就是分兵进攻,等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以后,再继续南下,扩大战果。
面对他的步步紧逼,彭老总仍在耐心解释:
“如果我军分兵南下,正中了敌人的圈套,他们会利用洛川江的天然屏障,将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可南下即使不能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也是好的啊!”
金日成的顽固,让彭老总感到一阵气闷。
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志愿军减员、后勤补给及敌军的战略意图,向金日成做了不出兵的说明,可他就是油盐不进,彭老总不由拍案怒道:
“按照你们的想法,我军非要战败不可,我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你们觉得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
“我军必须休整两个月。”
金日成见到彭老总发火,虽没有再言语,但看他的样子,依旧是固守己见,仍想着继续南下。
彭老总知道他是被短暂的胜利蒙蔽住了双眼,迫不得已,拿出毛主席对此次决定的复电:
“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休整补充就可前进,则亦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彭老总提出新方案:
志愿军负责仁川至襄阳(郡)的海岸线警卫,并保证后勤补给线的安全。
朝鲜人民军已经休整两个月的12万人,由金日成指挥(这些部队此前在彭总指挥下)继续南下,按照金的想法向釜山进攻。
当志愿军休整两个月后,再继续南下,参加战斗。
这个方案无疑是两全其美的,志愿军执行了中央复电对下一步作战的计划,金日成也实现了自己继续南下的想法。
可是金日成知道,以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没有志愿军参战,继续南下是没有结果的。
此前朝鲜人民军单独南下洛川江战斗,那次的惨败教训还记忆犹新。
就在此时,金日成也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
电报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拉佐瓦耶夫将军对战局的错误判断,免去其顾问职务,勒令他立即回国。
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并称其为天才的军事家,今后的行动要按照彭的指挥行动。
见“老大哥”都在支持彭司令,金日成终于放弃了南下的想法,同意先行休整再说。
二、改变战略与回国述职
虽说对于第三次战役后的计划已经敲定,但经过此次事件后,让彭老总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产生,与美军的战术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发动了两场战斗,其战果辉煌,即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自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彭老总对这次战役的定义是“遭遇与反突击战役”,此战共歼敌15000余人。
此战爆发的突然性,以及志愿军的后发制人,对敌军造成严重的打击,止住了他们继续向北推进的战略意图。
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志愿军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及时改变战略。
他们仍坚持继续向北推进,妄图短时间内占领朝鲜全境,即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把战线推进到鸭绿江畔。
敌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信心满满地对美军第9军军长说:
“你告诉士兵们,等他们打到鸭绿江后就可以回国了。我希望可以兑现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
这就是美军的“圣诞节攻势”。
为了应对敌军的这波进攻,在11月7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由彭老总全面指挥,对“联合国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
在此次战役中,志愿军诱敌深入,共毙伤俘敌3.6万余人(包括美军2.4万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撤退中身亡。
从战略全局来看,此战是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战役,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之为“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而在接连遭受两次战役失败后, 接替沃克成为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马修·邦克·李奇微,对志愿军进行了详细研究。
初时他发现,志愿军在战斗中有种种优点,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武器落后了。
又经过长时间观察,李奇微终于发现志愿军的“命门”——后勤补给。
他判断志愿军的战斗补给最多维持一周左右。
李奇微称这种作战方式为“礼拜攻势”:
“当中国军队凶猛的“礼拜攻势”到达第6天或第7天时,联军应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反攻,应毫不迟疑地向中国军队扑上去,缠住它,用钢铁火海对其实施摧毁,那时的他们将会虚弱到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在第三次战役时,根据志愿军的弱点,李奇微制定了新的战术。
撤出汉城前,他让人在墙上写下了“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的标语,并将自己的睡衣挂了上去。
也正是这个举动,让彭老总感到不安!
这说明李奇微的撤离是从容的,而我军虽然进攻的较为顺利,但接敌次数却不是很多,歼敌人数更是寥寥无几。
从战略上来说,利用战略纵深,以空间换取主动权是很常见的策略。
如果此时贸然进攻,将我方战线再度拉长,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会难上加难。
一旦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美军可利用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海空军优势,从志愿军后方进行登陆作战,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才有了前面彭老总下令:停止进攻,全军进入防御态势。
可金日成和拉佐瓦耶夫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才会跟彭老总争论不休。
由于美军战术的变化,以及部队面临的困境,彭老总于2月20日夜返回北京述职,请示中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在1951年2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到:
“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当我们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我确实害怕了。
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是美军的坦克大炮,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
三八线不是我们打过去的,而是走过去的。志愿军随时有遭逢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关于停止南下的策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是关于彭总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有部分同志就不予支持了。
他们表示国内也很困难,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
听到这些话,彭老总再次拍案而起,怒道:
“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这些战士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
这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娃娃呀!
难道国内的困难能比战士们打仗更困难?你们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经过彭老总的据理力争,这次会议后,中央慎重研究决定:
放弃汉城,全军向北撤退,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同时决定,由各个野战军轮流作战,以保证部队拥有足够的休整时间,还可以达到锻炼部队的效果。
关于后勤问题,会议决定将新组建的空军及高炮部队调往朝鲜,以保证志愿军的补给线,另外还加大对炒面和罐头的制作,保证补给充足。
三、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经中央会议决定,以全国之力保障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都在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而努力生产,就连功德林里的战犯俘虏,也在加班加点制作炒面。
可当时国内却有不少干部和奸商,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的政策,做出不法行为,大发国难财,最终使得志愿军遭受了原本不该有的巨大损失。
一些奸商将带血的纱布及未消毒的医疗器具送上前线,使得大批没有牺牲在前线的战士,因此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些战士在食用了不合格的食品后,出现了中毒现象。
……
这对志愿军来说是一次不该有的损失,对国内来说,也是一次危机。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0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些不法商人与党内受到资本腐化的干部一拍即合,他们相互勾结,大发国难财。
其中的典型案例有:
上海黑心资本家王康年,谎称自己可以提供志愿军所需药品,欺诈采购费用三亿元,最后却以热水袋等物品蒙混过关(零下几十度的朝鲜战场,根本用不了此物)。
同时,王康年向30多个单位及85位官员行贿,经最后统计行贿金额高达2亿元(旧币,即新币2万元)。
而他最后的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60亿(新币160万)。
武汉富华药棉厂的老板李寅廷,在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的过程中,将10万斤好棉花换成了假棉花,他们将这些用不明材料制成,甚至都没有消毒的急救包送上了前线。
张新根、徐苗新用一些劣质肉类充当牛肉,再加入牛血,制作了足足12万余斤的假牛肉罐头,提供给志愿军部队,造成了食物中毒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这种奸商在当时不在少数。
接到彭老总从前线专门向中央发来的汇报,聂荣臻经过调查,发现军需物资供应存在大量问题,上报毛主席后,他在震怒之余,毅然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
其实官商勾结并不是只出现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视察东北时就已经发现官员有腐败的苗头了,但那时他们做的都很小心、很隐蔽。
《增广贤文》有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巨大的利益占据了这些腐败分子的双眼,他们深深地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1952年,毛主席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报告中说道:
“‘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抗美援朝)可以打一年半。”
足以看出在此次反贪腐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效。
而在干部的问题上,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国处理县以上党政机关,贪污千元以上者多达10.8万人,其中的代表就是大家熟知的天津刘青山、张子善案。
这次运动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就结束了,但效果显著。
不仅惩处了腐化干部,也教育了绝大部分干部,挽救了部分同志,为我党建立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提供了有力保证。
后记
经过彭老总对战局的准确判断,以及中央的全力支持,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定下了基调。
而毛主席等领导人携朝鲜战争大胜的威势,及时在国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不仅为志愿军的后勤作出强有力保证,也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肃清了环境,同时也为我国的反腐工作做了榜样,既打了“老虎”,也拍了“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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